首页 -> 2005年第8期
没有谜底的谜语
作者：曾艳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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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残雪一九九九年出版了一本专门解读卡夫卡的大著《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在这位独立特行的女作家的笔下，城堡是什么呢？它“似乎是一种虚无，一个抽象的所在，一个幻影，谁也说不清它是什么。奇怪的是它确确实实地存在着，并且主宰着村子里的一切日常生活，在村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它那纯粹的、不可逆转的意志。Ｋ对自己的一切都是怀疑的、没有把握的，惟独对城堡的信念是坚定不移的”[24]。原来，城堡就是生命的目的，是理想之光，并且，它就存在于我们的心里。
当今西方著名理论家德勒兹与加塔利（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ｌｅｕａｅ ａｎｄ Ｆｅｌｅｘ Ｇｕａｔｔａｒｉ）将人类思维模式分为树状思维模式和块茎状思维模式：所谓树状思维模式是指那种形构了植物学、信息科学、神学等所有西方思想的认识论；与之相对的块茎状思维则试图铲除根和基础，反对统一并打破二分法，伸展根和枝叶，使之多元化和撒播，从而产生出差异与多样化，制造出新的连接。“块茎学肯定了那些被西方思想所排斥的原则，将现实重新解释为动态的、异质性的、非二元对立的。块茎学方法把信息非中心化为不同的松散系统，把语言非中心化为多重符号向度。”块茎就是“解辖域化线的非层级化系统，它通过随意性的、不受束的关系同其他线相连接。这些关系形成于一个‘光滑的’无边无际的平面之上，而不是形成于一个‘有纹路的’、具有封闭疆界的空间之中”。“块茎之线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它们总是处于动态的运动之中；因而它们构成的多样性不具有任何认同或本质，当它们的线的构成发生变化时，它们的性质也就随之改变了。”[25]卡夫卡创作的就是一些块茎文本，这些文本打开了语言通向欲望的多样化路径。“我们怎样才能进入卡夫卡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块茎，是洞穴。城堡有许多入口，但人们却并不知道这些入口的位置，以及入门的规则。《美国》中的旅店有无数的由门卫把守着的正门和边门，甚至还有一些没有门的出入口。然而，那部以《地洞》为名的小说似乎只有一个入口，那个动物所梦寐以求的就是有第二个仅仅作为监督之用的入口。但这只不过是由动物和卡夫卡自己安排的一个陷阱。整个对地洞的描述就是为了引诱敌人。”[26]《城堡》自然也属于这种块茎文本。但是，无论如何，德勒兹与加塔利却想进入地洞，去发现地洞的各个连接点，而那些看似绝境的地方，或那些狭窄的过道和管道，往往就是最好的入口。由此，德勒兹与加塔利找到了卡夫卡欲望逃避的路线和方式。卡夫卡一不留意便给今日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提供了绝妙的分析文本。
可以说，《城堡》是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小说过渡的作品。《城堡》在表现形而上欲望，表现我们时代的精神苦难和困境，以及从这种困境中救拔出来的理想上，就像是《浮士德》的现代版。当然，这也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共同倾向。但比较其他现代主义作品，城堡的绝望似乎来得更为彻底和决绝。《追忆逝水年华》毕竟试图以“寻找过去的时间”去品味生命的感觉，捕捉生命的意义；《尤利西斯》的布鲁姆领回了精神上的儿子，史蒂芬找到了精神上的父亲；《荒原》则试图以一种“克制，同情，舍予”的宗教精神来解救精神的荒原。而《城堡》中的Ｋ则像那位在法门前等了一辈子也无法进入法门的乡下人一样，注定无法进入城堡，这正如叔本华（Ｓｃｈｏｐｅｎｈｕａｅｒ）所说：“我们万不能由外而去抵达万物的真性。无论我们探索得怎样多，我们所能触及的没有别的，只不过是印象和名词罢了。我们好比一个人绕着城堡走来走去，总找不到一个入口，只不过有时约略描绘几下外形而已。”[27]
正是这种彻底的绝望使《城堡》成了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面旗帜。现代主义绝望的根源在于全面摧毁了前现代主义的深度模式，否定了上帝乃至客观规律的存在，可是由于其形而上欲望仍然存在，他们仍然执著地追求某种“真实”——即心灵的真实、存在的真实，因而他们又开始疯狂地另起炉灶以建立一种新的深度模式。尽管这个模式已不再是明晰的确定的可证的。然而，现代主义否定一切的精神最终又必然将这个新的模式变成一个纯粹而疼痛的形式。《城堡》正是以其平静而绝对的绝望成为这一形式的具体体现。《城堡》不仅全面摧毁了前现代主义的深度模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撼动了现代主义自身的深度模式。没有希望的绝望必将取消自身，没有价值判断的悲喜剧都将瘫痪，幻想的真实最终成为一场噩梦，最为强烈和执著的追求沦落为一场虚无的游戏，最尖利的对抗引起了悄无声息的消解。事实上，由于《城堡》是形而上欲望的最后藏身之处，是最后的“海市蜃楼”，Ｋ虽然没有能进入城堡，但他的一只脚已经踏在了后现代的陷阱盖上。《城堡》以其荒诞性、寓言性以及迷宫意识等已经悄悄逼近了后现代小说。因此，我们说，《城堡》不但在思想上、艺术上标志着现代派文学的高峰，而且从这里，也隐隐约约地响起了后现代的喧哗。
阿根廷当代著名小说大师博尔赫斯（Ｊｏｒｇｅ Ｌｕｉｓ Ｂｏｒｇｅｓ）非常推崇卡夫卡。他说：“最初我认为卡夫卡是文坛前所未有、独一无二的；多看了他的作品之后，我觉得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的文学作品中辨出了他的声音，或者说，他的习惯。”[28]博尔赫斯强调了卡夫卡创作的普遍性意义和价值。但是，英国学者理查德·谢帕德（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ｈｅｐｐａｒｄ）则注意到了小说中阿玛莉亚对奥尔嘉和Ｋ说的这样一段话：“这是在讲城堡的故事吧？你们到现在还一直坐在一块儿？你来是不是说马上就要走吗，Ｋ？现在都快十点了。这些事和你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这儿有些人是靠讲这些故事吃饭的……”[29]卡夫卡或许只不过讲了一个有关城堡的故事，正如奥尔嘉也讲了一个有关城堡的故事一样，其实，还有许多人也都在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与我们许多读者或许并没有什么关系。对于那些试图阐释卡夫卡这部“挑逗性作品”的批评家，任何阐释都可能遭致同样“讥讽性的评论”[30]卡夫卡在谈及自己的作品时却声称：“我写的和我说的不同，我说的和我想的不同，我想的和我应该想的不同，如此下去，则是无底的黑洞。”[31]这样一来，“城堡”最后就成了一个失却了谜底的谜语，虽然各种猜法都有道理，但真正的谜底却无人能够猜中，或许“城堡”原本就不存在什么真正的谜底。“城堡”寓义的复杂性、多义性，最后走向神秘，走向虚无，走向荒诞。
①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１３页。
②卡夫卡《城堡》，韩耀成译，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３９页。
③布罗德《卡夫卡传》，叶廷芳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９２页。
④布罗德《卡夫卡传》，叶廷芳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８９页。
⑤叶廷芳编《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６１７页。
⑥叶廷芳编《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６３２－６３４、６２０、６１５页。
⑦Ｗ·考夫曼《存在主义》，陈鼓应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２２、１２３页。
⑧叶廷芳编《论卡夫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６２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