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悟境”写真
作者：白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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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全诗，作者的对距离与组织的感悟无所不在。距离体现在时间与空间、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真实与虚幻、有限与无限、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梦境与现实，此界与彼界、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等多重关系中，这些关系或互相依存，或层层叠加，或纵横交织，构成了错综复杂的现象世界。因而可以说，究其实，世界不过是距离的组织。然而这世界是人的世界，是人的心灵对现象世界的透析、梳理、联结和呈现。心灵对现象世界的显现具有心灵的形式，而心灵活动的形式常常是神奇的、富于变换的、多形态的、奥妙无穷的。对心灵的解悟，也就是对世界的本体性解悟；进入对心灵活动种种形式的悟境，也就是进入了对人的世界和人的本性的悟境。
在中国现代诗人中，卞之琳是最具时空感和宇宙意识的一个，也是多方面对现象世界和心灵形式探索的一个，他的诗歌的哲理性盖源于此。他的诗所具有的哲理品格，是一种哲学意识，哲理化思维，是由这哲学意识、哲理化思维所催发的对于现象世界的诗性感悟。他的诗歌创作牢牢把定的一点是：决不让自己的诗思离开现象世界。这就是他在创作《距离的组织》时把全诗的主旨定位在写“悟境”的原因。诗作对意境的追求，也就造成了“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划然示我以默会意象之表”[14]的艺术效果。这大概也就是这首诗长期以来被看做中国现代诗歌中最难解释的诗作的原因吧！
对于意境，中国古代文论多所论及。按说对一篇有意境的作品，中国读者是有眼力看得出来的。但是对《距离的组织》一诗的意境，虽作者在自注中作过提示，论者为什么仍很少论及呢？这不仅因为诗中所写的“悟境”是“意境”中较为特殊的一种，而且因为这首诗的“意境”是“意胜于境”的。其实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写“悟境”的诗并不乏其例。如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李白的《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陶渊明的《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刘禹锡的《乌衣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现代诗人中，废名三十年代的诗作和冯至的《十四行集》都是写“悟境”的名篇。但就中国诗歌的主流而言，诗人对“意境”的追求仍以对“情境”的描写为多，而较少去写“思境”与“悟境”。影响到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也就对“思境”与“悟境”的揭示较少，导致了中国“意境”理论的笼统和局限。这是人们对诗歌创作实践中所体现的“悟境”视而不见的原因。至于说到《距离的组织》一诗所写的意境具有“意胜于境”的特点，这是不难理解的。人们着意去探讨这首诗的“意”，而总是忽略了它的“境”，就是这首诗“意胜于境”的反证。“意胜于境”并不是它的艺术缺陷，而是它的重要艺术特征。对于“意境”的差别，王国维曾指出有“以意胜”和“以境胜”的不同，二者在艺术境界上并没有高下之分，决定艺术境界高下的是“意境”的有无与深浅：“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多于境。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物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与不工，亦视意境之有无与深浅而已。”[15]这就说明，“以意胜”或“以境胜”只是出于不同创作要求而形成的“意境”的不同特征，以意胜者移情入境，“但抒我胸中逸气”，主观精神世界的呈露更具直接性；以境胜者，写境寄情，“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主观感情偏于间接性与含蓄性。中国传统诗文大多走的是“写境寄情”一路，因而人们对“以境胜”的意境更容易作艺术感知，而对“以意胜”的“意境”却往往视而不见，这也是《距离的组织》一诗长期未能被真正解悟的原因。
①②⑨《雕虫纪历·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２版，第３页。
③刘勰《文心雕龙·神思》
④⑦⑧⑩[11][12][13]《距离的组织》自注。《雕虫纪历》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２版，第３８－３９页。
⑤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
⑥刘勰《文心雕龙·隐秀》。
[14][15]转引自《美学词典》“意境”条，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１４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