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自然人性的哀歌

作者:鲍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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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说“自己有时常常觉得有两种笔调写文章”,的确,他的小说在反映乡村和城市时体现出截然相反的趋向:对前者倾注了质朴而浓郁的温情,尽情书写乡村世界的爱与美;而对后者则运用充满机智的反讽,显示出对都市人性的批判深度。然而,小说《夫妇》中的乡村世界却发生了改变,面临着与沈从文笔下城市同样的“现实”——自然人性的丧失。不过,在沈从文冷静地审视现实中的乡村时,并未放弃“乡下人”立场,而是通过精巧的叙述策略实现了对人性的深入开掘。
  
  一
  
  《夫妇》的情节并不复杂:城市人璜到乡下疗治自己的神经衰弱病,巧遇一对因在乡间野合而被乡民捉住的年轻夫妇,璜解救了这对夫妇,并由此觉得“乡下与城市中人一样无味”,预备回城。故事发生在乡下,但除了优美的自然景物外,从中很难感受到沈从文笔下乡村人性的淳朴与健康。最令人感到触目惊心的是乡民对夫妇的围观场面,与鲁迅小说《示众》中的围观场面如出一辙:一群麻木的看客,以无动于衷甚至幸灾乐祸的恶毒心理鉴赏他人的不幸,从中获取快慰与满足。这与沈从文小说中常见的乡村世界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对熟悉他小说的读者的阅读经验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在《夫妇》中,沈从文力图表现另一个乡村——在封建宗法制和城市文明浸染下乡村文明的衰落与自然人性的丧失。而这一切是从城市人璜的视角展开的,他是整个事件的旁观者。璜患有神经衰弱,实质上是一种城市文明病,即缺乏生机的灰暗城市生活造成的自然人性的丧失。他到乡下寻求清静,希望通过乡下生活重新唤起自己对自然人性与美的渴求。小说正是通过一个城市人的视角观照现实中的乡村世界,用寻求自然的城市人心中的乡村与现实世界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展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
  年轻夫妇被捉是因为他们“不避人的大白天做着使谁看来也生气的事”,坏了这里的风俗。乡民在这里俨然成为道德的审判者。小说从璜的视角出发展开围观场面,以城市人的角度审视乡下形形色色人的行为和心理:乡下众多“好事者”饶有兴味地围观这对年轻夫妇,男人们从中获得满足,女人们发泄着“极其不甘心”的妒意,老年人忘掉“自己年青时代性情”而要提倡风俗,小孩子则要从打人中补偿挨打的损失;要有“练长”那样的乡村中的特权者“摹仿在城中所见到的营官阅兵神气”,在审讯和敲诈中谋求快意与私利。所有人都从自己的隐秘动机出发,从咀嚼、玩味别人的痛苦中实现对私欲的满足。这完全不是沈从文笔下常见的充满爱与美的乡村世界,有的只是人性的残忍、卑劣与灰败。然而,这并非《夫妇》中乡村世界的全部。只不过出于城市人的视角,由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现实乡村更令人触目惊心。事实上,年轻夫妇体现着小说中乡村世界的另一面。他们是自然人性与美的代表,在自然世界中能够大胆地享受正常的生活,舒展合理的人性。在围观场面中,与周围乡民的狂躁不安相比,年轻夫妇始终显得平静而镇定,女人即便流泪也是出于恐惧而不是羞耻,在残酷的现实的挤压下,依然显现出对生命的热情与执著,同乡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可见,沈从文实际上在小说文本中书写了两个乡村世界——年轻夫妇的世界和乡民的世界,而正是前者使璜感受到生命的真实形态,唤起了他对爱与美的渴求,获得自然人性的复苏。
  基于以上分析,沈从文在《夫妇》中通过一个城市人的视角,展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乡村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并由此对不同人性做出了无声的评判。但是,小说中美好自然的乡村世界始终面临着残忍、灰暗的现实世界的侵害和挤压,乡村世界中最可宝贵的淳朴人性和自然生命力却成为乡下人惩戒的对象。因此,两个世界的背后隐含着沈从文对自然人性失落的危机感。
  
  二
  
  《夫妇》文本的另一突出特点是隐喻性意象的使用。小说中多次出现的“野花”意象是自然生命力的表现,对推动情节特别是揭示人物心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野花”意象在小说中出现了三次,都是从璜的视角展开的。第一次是璜初逢被围观的年轻夫妇时,见到女人头上被不怀好意的乡民插上一束野花。
  不知是谁把女人头上插了极可笑的一把野花,女人头略动时那花冠即在空中摇摆,如在另一时看来,当有非常优美的好印象。
  在女人头上插“野花”喻示夫妇的行为违犯了正统的道德律令,代表乡民对夫妇的道德评判,是一种侮辱性的戏谑。此时璜尚未了解事情的真相,而这束野花却给初次见面的璜“非常优美的好印象”,他的态度与乡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乡民认为是羞辱的事物在璜眼中成为审美的对象。可见,野花的出现成为揭示乡民与璜对立观念的意象,代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尺度。同时,璜对野花的格外关注表明野花重新唤起了他对美与生活的敏感,使他由麻木的病态转向感觉复苏的第一步。
  野花意象第二次出现是夫妇在璜的斡旋下被乡民释放时:
  女人正在解除头上乡下人恶作剧为缠上的那一束花,听到这话,就连花为璜作揖。这花她拿在手里并不弃去。
  在解困后,夫妇并没有扔掉乡民恶意装点的野花,他们丝毫没有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的羞耻,此时的野花已不是羞辱的象征,而是与持花的人合为一体,融入年轻夫妇健康和谐的生命状态之中,体现为自然人性和生命之美。这样,乡民的恶作剧无意间却促成了对美的营造,野花意象对乡民的卑劣人性构成了尖锐的反讽。同时,璜也由此完成了对自然人性的进一步体认。
  野花意象的第三次出现是在璜送别年轻夫妇时:
  独立在山脚小桥边的璜,因微风送来花香,他忽觉得这件事可留一种纪念,想到还拿在女人手中的一束花了,遥遥的说:
  “慢点走,慢点走,把你们那一束花丢到地下,给了我。”
  那女人笑着把花留在路旁,还在那里等候了璜一会,见璜不上来,那男子就自己往回路走,把花送来了。
  人的影子失落到小竹丛后了。得了一把半枯的不知名的花的璜先生,坐到桥边,嗅着这曾经在年青妇人头上留过很希奇过去的花束,不可理解的心也为一种暧昧欲望轻轻摇动着。
  危机解除后,璜自己似乎陷入了新的危机。夫妇对生命自然状态的追求激发了他正常的生命感受与欲望,璜通过一束花体会到人性的本真,获得了生命的充实。小说在这里隐隐写出了璜复苏的性欲。应指出的是,沈从文笔下的性欲描写是对人的强大自然生命力的表现,璜性欲的复苏表明他已逐渐恢复了自然的生命形态,而“野花”正是医治璜心理疾病的一剂良方。
  综上所述,《夫妇》中“野花”意象的设置,使年轻夫妇与乡民的生命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体现出璜与乡民对生命之真与美的不同观念。璜对野花的格外关注,揭示了他内心深处自然人性的不断觉醒。
  
  三
  
  《夫妇》是以城市人璜的视角观察整个事件的,但沈从文并未因此放弃“乡下人”的写作立场,在揭示封建宗法制控制下乡村自然人性的丧失的同时,没有放弃对城市人与城市文明的冷静审视。
  前文指出,小说通过璜的视角揭示出两个乡村世界,体现对乡民代表的宗法制乡村的批判和夫妇代表的自然人性世界的认同。然而,璜的价值立场与叙述者并不相同。首先,他是一个城市文明病患者,到乡下是为了寻求清静,疗治精神上的衰弱与麻木。这样,他到达乡下之前必然对乡村世界有自己的认识,在理想中勾画乡村世界的图景。对真实的乡村世界以及乡村的现实状况,璜从一开始就缺乏真正的了解。在目睹乡民对夫妇人格的肆意戕害以后,璜感受到现实与理想世界的巨大反差,于是开始在年轻夫妇身上寻求理想中乡村世界的自然之美。这样做表面上似乎没错,但璜对夫妇身上的自然人性的理解仅仅凭借乡民强加的一束野花,没有对夫妇代表的乡村世界做更主动更深入的了解。可以说,璜所认识的乡村世界始终是存在于其想象之中的。最终,他只能感受到“乡下人与城市中人一样无味”,除了欣赏优美的自然景物外,与真实的乡村、真实的自然擦肩而过。因此,很难确定璜的视角的可靠性。其次,出于城市人身份,璜又有意与乡村世界保持着距离。在围观场面中,璜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出现的,在乡民观看夫妇时,他在一旁观察每一个人,并在对不同人的行为与心态的体察中 ,体会出强烈的优越感。他对乡民卑劣人性的否定不仅出于正义感,更出于城市人身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件的最终解决恰恰由于璜“城里来的老爷”的身份,不是在两种人性的对立与碰撞中正义一方最终获胜,而是外力作用下的强制解决。年轻夫妇被释放后,璜的行为超越了单纯的同情而上升到对美的救赎,对自然人性的维护,璜俨然以救世主的姿态出现。这使璜进一步认同自己的城市人身份,并自以为找到了医治自己心理疾病的药方。而事实上,他的行为只能证明城市人对乡村世界的隔膜,对自然人性的茫然无知,这恰恰是导致璜心理疾病的根本原因。叙述者在这里有意从璜视角出发,回避对夫妇心态的正面表现,表达出对璜代表的城市人与城市文明的微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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