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溪花禅意①：“情”与“理”
作者：焦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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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同”，也有两重意思。一是在情感表达的方式不同，一是在读者感受的过程不同，在此总而论之。我们看《小虹桥》，作者的情绪首先在冷静的叙述与描写中就已见端倪。他描写了户部街的简陋卑俗，然后话锋一转，告诉读者这里却“有着一个一千年前残存下来的南唐遗址”，然后他领着我们穿街走巷，去寻找这个颇值得一访的地方。在接下来的叙述与描写中，我们领略了作者的失望，因为想象中的绮丽之地早已不在，我们也只好像作者一样，在紧接着的一番想象中完成了这次对于历史的寻访。在这一过程中，户部街的脏与乱、美人巷里曾经住过的美人、帝王的恋爱故事、轮廓依稀的小虹桥、南唐的故宫、伤心的后主……这一切，无不营造出了一个压抑、忧郁的氛围，传达出一种哀伤的难以释怀的感受。作者一路写来，我们一路读去，渐渐被这样的情绪笼罩，心中亦生起莫名的感伤。而在《乌衣巷》中，情绪是先以一些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具有典型性的片断营造出来的。朱雀桥边的野草，乌衣巷口的斜阳，恰像马致远《天净沙·秋思》中的“枯藤”“老树”“昏鸦”，或者如电影的蒙太奇镜头转换，一下就奠定了情感的基调，伤感的气氛扑面而来。这种情感表达方式的差别显然与散文和诗歌不同的文体特点有关。人们常说的散文之“散”，即在于它的从容与闲适：不紧不慢，缓缓道来，如家人坐而闲谈，似朋友围炉夜话，东拉西扯，只听得声音忽高忽低，时断时续，如炉边火星，乍明乍暗。所以散文又被称为“娓语体”“家常体”，就是这个道理。③诗歌则与之不同，它限于篇章的长短和字数的多寡，必然要将丰厚的情感浓缩为极具内蕴的意象片断，以最简约的笔墨去传达最丰富的感受。魏巍的小说《地球上的红飘带》与毛泽东的诗词《七律·长征》，同是写人类历史上的那次悲壮的远征，但前者洋洋几十万言，而后者却寥寥五十六字，诗词语言的高度凝练性可见一斑。
但是，在文学鉴赏中，我们千万不可将散文之情简而论之，更不能把散文的情与理生硬割裂，尤其是在面对那些古今中外的经典文本时，我们更要当心或者避免这样的简单读解。这个对读者朋友的善意的提醒，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给予解释：
一、感情常常复杂多变。
当一个作家面对纷繁复杂的生活时，他内心涌动着的感受也是复杂多变的。在《小虹桥》中，作者黄裳并非只是一个历史的简单凭吊者，他更是以一个现实人生的关注者，以一个悲天悯人的知识分子的眼光和视域来看待这些前朝遗迹的。面对身边真实的世界，他无法表现他的超然与洒脱，他是以一种现实的姿态进入历史之中的。我们看到，《小虹桥》在完成了前面所说的叙述与描写后，话锋一转，开始向我们讲述看似与历史无关的故事，这个时候，一直沉默而压抑的氛围中，终于有了一些现实生活的生气：“每当华灯初上，小街上充满了熙攘的人声”，黄包车的“铃声也还时时可闻”，“小吃店内的小笼包子正好开笼，盐板鸭的肥白躯体挂在案头”，还有那深夜里仍在等待惠顾的卖宵夜云吞和卤煮鸡蛋的小贩们……只有在这样的喧哗声中，我们的视线才会从遥远的历史中转回来，开始注意到，就在我们身边，还有那么多寻常的、普通的人在认真地、努力地、卑贱地、热烈地，活着。这个时候再去看诗，才觉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却原来并非只是与沉默的历史有关。
黄裳先生写道：人声、铃声、小吃店的美食，让“小街上充满了人情的温暖”；而卖宵夜的小贩，可以让工作到深夜的他“从他们那儿换得一点温暖”——在一个冷漠的现实和冷漠的历史语境中，“温暖”二字弥足珍贵。只有在这个时候，在作者“推窗远望”，“往往会想起南唐的故事来”的时候，他的感受才不至于简单到只是一种单纯的历史感怀：
……有时夜工作到一点钟，放下电话，街头还有卖宵夜云吞和卤煮鸡蛋的小贩，从他们那儿换得一点温暖，又吸吸烟，往往一时还睡不成觉，推窗远望（只可以望远处的天空），这时就往往会想起南唐的故事来。好像从这故宫门的遗址，还可以看到李煜和大小周后的幽灵依旧留在那已经久已烬毁了的遗迹上跳舞作乐。
这就是一位忧时伤生的作家对一九四七年南京城的观感。一九四七年，日本人已经投降，天下却没有太平。亡国之君李后主和他宠幸的那些人的幽灵，似乎仍在夜夜笙歌，醉生梦死。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也是一个涵义隐晦的宣判——朝代的更迭、历史的轮回，又要开始了。
像《小虹桥》一样，《乌衣巷》也不能作简单的解读。在看似“伤感”的情绪下，潜藏着诗人更为复杂的心态。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读这首看起来很单纯的诗歌，忽然有些迷惘，弄不懂刘禹锡为什么要让“朱雀桥边”的“野草”开满热烈的花朵。这显然与我们一直认定的这首诗表达的那种“感伤”的气氛不太协调，即使从文本自身来看，既然“乌衣巷口”如今已是“夕阳斜”，那么“朱雀桥边”的“野草”就最好变成衰草，这样才可算得上前后照应。所以，我有时甚至全然不顾自己对于格律的一知半解，想把它修改成“野草败”或“野草衰”，以此来消除心中的疑惑。这个可笑而固执的念头在很长时间里都困扰着我——但是在某一天，你来到那里，你就站在刘禹锡曾站在的地方。是的，像他一样，面对乌衣巷，你也看到了繁华与憔悴的幻象。然而，回过头去，映入你眼帘的却是金陵城的夫子庙里的人头攒动和众声喧哗，诗就是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的——是啊，还有什么可以比寻常百姓可怜、可叹、可敬、可爱的生命力更伟大呢?他们像野草一样活着，却仍能绽放出生命的喜悦。在文学作品中，总会有这样一些语词，如精灵一般，历千百年而不死。我们的视线被它们吸引着，这样，我们才能藉着自己个体的体验，去触摸渐行渐远的写作者的体验，并在这样两种相同或不同体验的融合中，找到对于艺术、对于人生的最真实的体会。在这一刻，我们会明白，“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具有多么深刻而复杂的蕴意。
二、情与理分而不隔。
《小虹桥》的作者在文章的结尾写道：
我很喜欢两月京居住在这么一个有着美丽地名的地方，虽然那地方委实没有什么美。
这句话充满了玄机。说到“玄机”，其实已经不是在谈情，而是在论思了，也即是说，涉及到散文的“理”这个问题了。我们早就该注意到，当作者开始给情感下转语，开始避开最初的那种缅怀故迹的情绪，转而面向身边真实的人生时，他的理智活动就开始了。细细体会，不难发现，黄裳先生“很喜欢”的，是这个地方因寻常百姓的生活而带来的感受，真实、温暖，还有顽强的生命力。而“那地方委实没有什么美”，说的却是“一个有着美丽地名的地方”，却隐藏着荒淫、无耻与末世的狂欢——亡国之日已近，靡靡之音犹唱。历史的进程似乎永远都是这样，没有进步，只是轮回。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去为这样一个时代的逝去付出伤感呢?或许，民间的热烈的生机，才是令人喜悦的。
所以，在散文的阅读中，抒情与说理常常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传统的分类，将散文分为抒情性和叙述性两种，这在一般的意义上当然说得通，但我们也不应该忽略文学艺术的复杂性，以为这两种散文的界限是泾渭分明的。同时，另一个误解也应该引起注意，那就是认为在散文中，抒情与说理同样是截然分离的，因为逻辑似乎误导我们，使我们以为表达一种情感和讲述一个道理，完全是两回事。这种误解常常使我们在阅读散文时有一种机械的倾向，试图将一个本来是水乳交融的状态分裂为两个互相独立的空间。其实不然，我们看看张爱玲的一篇小小的散文——《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