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古今诗心,何以互文交汇

作者:陈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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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06首画外音(天气凉——“心情凉”);
  第310首黑色幽默(啼血的杜鹃咬掉耳垂);
  以及利用语词奉身的弹性(第54首:黑暗漏出黑色的光/将姓李的照白)等等。
  然而,《唐》所带出来的“硬伤”,同样十分扎眼。
  1.“翻译”硬伤
  与唐诗三百首直接交流,首先面临最大问题足如何“译”。译有直译、意译、转译、有仿写,有戏拟等。伊沙有些译本是不错的,原汁原味,能用现代口语将古代文化意味传达出来,甚至有所激活。如“寂寞它逼得紧/孤独就是古代的癌症”。第159首刷新翻译,境界有所出彩:“人在落叶里飘着/路在寒云上走着”。第110首的现代语式转译:“但我不敢保证/酒杯上残留的体温//还会等你归来的手/将之重握”。第286首的整饰性翻译(每行四字,共八行)。第58首的压缩性翻译等。
  不过,不少篇什仍属于“照本宣科”,或者就是择要做些掐头去尾的直译,过于简单化。
  如第5首《下终南山……》,仅仅停留于原诗交代说明上,裹足不前;第12首《梦李白各,个诗共八句,原诗就占了四句,其余就在复制基础上做简单表态;第24首,是关于隐居的,基本上也是“原地踏步”。
  更有甚者,第196首是刘长卿借怜贾谊贬谪抒发自己感慨,在伊沙笔下成为这样四句:“汀洲无浪复无烟/怎么可能呢/嘿!这是一个小诗人?初到他的流放地/”第一句抄录,其余为司空见惯的喟叹,显然是糟糕的败笔。
  类似平庸的翻译,还可以找出不少,这是工大下不够、功力不济的结果,三百首白话泽本,早巳层出不穷。如果在诗写上,没有加入更多个人感悟性的新东西,不如去读更忠于原著的译本好了。
  2.名篇硬伤
  唐诗三百首是唐文化的精髓,其中的名篇是精髓中的精髓。名篇构成巨大魅力与压力,也大幅度提升期待视野的胃口,是极不容易交好答卷的,伊沙凭其敏捷机智,从名篇中钻出一些空子,小时发出感恰声音,如第120首送友仕途的投赠诗,忽然旁逸出:“莫伸手/伸于必被捉”。替王维揣出新意。然而,在不少名篇面前,无所作为。像柳宗元《渔翁》(70),只能算作一种照搬。《江雪》(243),十个意象之间,丰富的张力关联,本身就构成原涛的多种诠释可能,而伊沙所提供的,并没有什么引申义。著名的《游子吟》(45),充其量是将主人翁的心愿,转变为母亲的要求,简单的转换仅仅是一种偷懒吗?
  再像律诗之顶峰,杜甫《登高》,历代为专家们津津乐道,共析出五十六字十四层意涵,如此丰富复杂的重压面前,伊沙无法找到突破口,只好东手就擒,只写出六句:“落木足无边的落木,萧萧下/长江是不尽的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是常为异客/百年多病便独自登台//霜鬓是不染的霜鬓,不黑了/酒杯是新停的酒杯,不喝了”。一、二句只是原诗语调的加强,三,四句几乎照抄,五、六句不过是句法上一点变化,如此而巳。面对大雁塔(25),历代吟咏的,可谓汗牛充栋,如何在克服雷同中各显神通。同代人早有杨炼.韩东、杨春光写出各异的文本,杨春光甚至从八个方面解构它。比照之下,伊沙在古今大雁塔的重压下,只能看看鸟听听风声,基本上是交了白卷。
  伊沙处理原典的一般做法是,对于较大篇什,放弃全文,只选择其中一、二切点,做“曝光”式处理;而对于较短的绝、律,能够顾及全文,但由于有时所下工夫不够,出现某些篇什硬写、随意、凑数和重复,导致突破和原创几率不够高。
  3.互文硬伤
  上述两个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互文性问题。按米歇尔·施耐德的说法“每一本书都是回应前人所言,或是预言后人的重复”《窃词者》所提出的“回应”与“重复”,表明任何作者都难以逃避历史的焦虑:我们所做的一切,仅仅属于“可怜”的传接,然而,互文性的要义,还是要求作品不断进人新一轮“意义的循环”。
  《唐》的出发与归宿,是与三百首“对流”:互为比照,印证,交融。双方之间处于相互激发、相互转换、相互包容、相互照耀的关系:互文的关键,不是同化,而是发现。如若一味仿写,当造成三百首的现代翻版。如若过于中规中矩,会造成自我窒息:伊沙在互义写作中,大量引用原涛,曾引起龚盖雄的极端不满,说是“最大的盗版”。我粗略统计一下,伊诗直接引用原诗为五百七十句左右(不是龚盖雄所说的一百三十七行),但我认为大部分诗句的录用、嵌入、安置还是恰当的,说盗版剽窃是过分,但问题是,过度引用,并不是件好事,给人寄生写作的嫌疑。因为过度引用和变相引用,必然屏蔽写作主体的想像力,扼阻作者主观能动性和超越性。
  其实,互文性尝试,同代就有人做过,比如十几年前程维系列组诗《中国古典》《山居的王维与辋川画意》等意境的转写营造,确乎十分幽雅浓郁,远胜于伊沙,但最终还是未能走出古典的“庇荫”,原因是没有什么增殖。前行者的经验,应引起后来人的警惕。如哈洛德的五种态度,一是追随;二是杜撰;三足决裂;四是依赖想象残余;五是颠倒(使前人作品看起来反而像窃取自己的文本)。普遍共识的手法有:引用、合并、仿作、戏拟,暗示、置换等,但不管采取何种手段,其目的应是教文本不断增殖。
  从严格的角度上看,许多时候,伊沙还是被客体牵着鼻子走——不管是缘起、依托、引申、发挥,其原发依据,依然是三百首的行进路线图,因此,其危险非常之大,它必然要冒着“寄生”罪名。因为比起其他类型写作,它更直接汲取对象的养分,本源上是靠对象的胚胎发芽,其脐带毕竟还是连着他者子宫,弄不好是很轻易做成变相克隆的。
  窃以为,较之此前写作,伊沙变得老实有余,叛逆不足,长于守护,短于冲击。特别表现在对当下现实的关注,数量极少(前已分析);表现在能迅捷抓住一二闪光点,但欠缺穷尽到底;表现在过于依赖原文本意图,挖掘发现的新意不够多。难怪龚盖雄要指控非原创写作。龚的话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联想起蒂费纳·萨莫瓦约——有关互文性的写作告诫,虽然口气严厉但还是值得高度珍重,他说:“只要是普遍的掠美,那么所有互文手法的普遍滥用,都可能归于抄袭。”而“只有处于玩味而反其道的抄袭才具的真正的文学意义。”
  综合掂衡,《唐》的得失,是比较明显的。究其主要原因,恐怕是作者过分依托三百首,不论是兴起、印证,还是偏移、发展,多是环绕着扣紧它。这样,写作前先确立的意图策略,规定新文奉的书写,是建立在“有中生有”的基础上,这就使得新文本,先在地染上“寄生”色彩,并面临“盗版”嫌疑。而作为原创性书写,无论如何,应建立在“无中生有”的空白上,两者泾渭分明。倘若以高标准来要求,《唐》的原创分量,无疑是要大打折扣。就目前版本,包括已出版的精华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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