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弗洛伊德幽灵的歌唱
作者：邹 强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温暖悠闲的阳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强烈，让人过目不忘。我们不得不佩服作者在不动声色间透露出的这种黑色幽默，虽然同样是阳光，可是照在矿工身上的却是那样抑郁。这惨白的阳光其实就是“我”独立后的那种快乐的象征——虽然也是快乐，可却那么单薄。母亲对此的反映同样令我的快乐染上了一层悲伤：“母亲在知道我要下矿井的时候泪水长流。母亲洁白的牙齿在我下矿井以后变得松动脱落，母亲的黑发也在我下矿井后逐渐变白，而她的面容也在我下矿井以后逐渐变得憔悴和衰老。”按照常理，天下的母亲自从当了母亲的那一天起，就会默默地等着跟孩子分别的那一天的到来。可是，这样的分别或许让母亲感到丝丝无奈——可她自己也救不了自己。
接受了黑暗的矿井生活，接受了与母亲分别的相思之苦，“我”告诉自己：我独立了!我摆脱父亲的统治了!矿井的生活尽管劳苦，但是可以让人产生独立的快感，尤其是“我把生平第一次挣到的钱交给母亲的时候，我感觉到从内心和身体生长出来的力量”。我想作者在写到这里的时候一定能听到从自己的骨骼中迸发出来的“嗞嗞”的声音，那是一种力大无比、浑身燥热的感觉。确实，成人的感觉对于长期生活在父亲阴影下的男童来说确实是太重要了。在“我”把工资交给母亲的时候一定忘了矿井下的黑暗与孤独，有的只是战胜父亲的喜悦：摆脱了父亲的肉体控制是其一，与父亲供养妻子一样地赡养母亲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是其二。强大的父亲真的就这么轻易地被打败了么?
喜悦的嘴角还没有合拢，作者就有些大惊失色地告诉我们“但是我庆贺自己的方式是用酒馆的酒把自己灌得大醉”。这个世界就是那么令人无奈，“我”费尽心机忍受了难以忍受的恐惧和孤寂，就在自认为获得了最后胜利的时候，父亲却不动声色、毫不费力地把“我”打败了。原因很简单，“我不能把父亲遗传给我的基因和血质从我的身体里剔除”，血缘总是那么的神圣，强大无比。尽管万般无奈，弑父情结还是遭受到了失败。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俄狄浦斯情结主题的另一个代表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对于母亲的再嫁始终耿耿于怀，而对于给父亲报仇，他又常常耽于空想，以致一步步走向悲剧。跟俄狄浦斯的行动悲剧不同，哈姆雷特的悲剧是由于性格造成的，性格上的优柔寡断是其失败的根源。与哈姆雷特弑父的犹豫相类似，《黑暗之歌》中的弑父情结在经历了一次彻底的失败以后开始转入了无奈的等候。
叙事场景重心再次由地面转到了地下，由父亲的领地转入了“我”的硐室。正如煤炭始终是煤炭一样，黑暗还是黑暗。矿井地下的主题意象仍然充满了黑暗、恐惧和死亡，好在父亲的形象似乎已经走远了。面对着漆黑与死亡，如何战胜恐惧和死亡代替了战胜父亲的意愿成为“我”不得不优先考虑的问题。四个被瓦斯窒息而死的工友的遭遇激起了“我”内心拼命压抑着的对死亡的恐惧，或许正如马斯洛所说的那样，人的需要是分等级的。当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是无处谈起更高层级的诸如社交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的。自然“我”也不例外。面对着死亡的威胁，“我”感到了恐惧，面对着恐惧的威胁，“我”“本能地就想离开”。既然当黑暗的矿井已经威胁到了生命的安危的时候，人格的尊严与自我实现的快感就不得不退居次席了。于是，“我”开始怀念起地面上的生活，尽管当初“我”是主动进入地底下苦闷的空间的。应该说，接受地底下的黑暗也并非出于本意，那只不过是一种战胜父亲的策略罢了。如果对黑暗、恐惧、苦累的忍受能够换取战胜父亲的胜利，那么当然值得尝试。可是当初以为可行的策略已经一败涂地了，所以黑暗、恐惧、苦累甚至是死亡的威胁就令人难以继续忍受。
为了逃避黑暗和死亡，“我”开始往地面迁移。“我想回到地面，回到有空气流动有阳光照耀有人声喧哗的地方，我渴望看到世俗生活的图景”。回到地面意味着失去与父亲抗垒的大本营，失去独立的基础。不过，面对死亡的威胁，“我”还是选择了退让。如果真的离开了硐室，弑父情结将永远无法解开。就在离矿井越来越远，离父亲的范围越来越近的时候，缪斯的歌声帮了“我”的大忙。在歌声的安抚下，躁动的心灵得到了慰藉，这也使得“我”找到了对抗黑暗、战胜恐惧的武器。借助于歌声的帮助，“我能自由地面对黑暗，面对险恶和灾难，甚至面对死亡”。重要的是，歌声的作用远大于此——它使得叙事得以继续，让“我”能够继续呆在矿井的硐室里，确保了弑父情结的继续发展。借助于歌声的帮助，“我”就能够战胜黑暗和恐惧，继续停留在父亲的势力范围之外，即使战胜不了他，也仍然能够远远地保持一份独立与不妥协。
赵松的介入粉碎了这个用歌声结构起来的梦想。他是一个全身心热爱歌唱的家伙，而且唱得真的很好，对于他而言，歌唱就是生命的需要，是真正的歌唱。相对于赵松的全身心投入来说，歌唱于“我”只不过是“我找到的通向未来的异质的梦”。换句话说，“我”并不像赵松那般，发自肺腑地喜欢歌唱，那种纯粹的歌唱。尽管“我”也喜欢歌唱，但是“我”所看重的却是歌唱能帮助我战胜对死亡、黑暗的恐惧，能够让我继续保持对父亲的不妥协态度，能够延续心底潜藏着的弑父情结。“我”满以为歌声给我带来的这一切可以永久持续，所以“我”天真地沉浸在歌声的乌托邦之中。可惜，赵松死了。歌声建构起来的乌托邦破灭了。“我”不得不寻找另外一种途径，延续弑父情结的蜕变。
赵松的死让“我”感觉到了“真正的恐惧”，并“不顾一切走出了矿井”，回到了父亲生活的地面，直视强大的父亲。
原以为躲入深深的井下硐室就能对父亲保持一种不妥协，所以尽管感受到了黑暗与死亡的恐惧，但“我”仍然试图通过歌声来战胜黑暗与死亡的恐惧以此来保持对他的对抗。可是，随着赵松的死，这一切都轰然倒塌。弑父的情结又一次遭到了破灭。事实上，赵松的死并不是导致弑父情结破灭的根本理由，只不过是把它到来的时间提前罢了。原以为离开家，让自己肉体独立、经济独立，以此就能获得人格的独立，可是这一切都失败了。这个强大的父亲尽管只坐在家里骂人，可是他的形象无处不在。“我”可能忘记了父亲本身就是矿工中的-一员，他到井下的时间比“我”早多了。跟那个装了窗户的家一样，井下黑黑的硐室同样是父亲存在的大本营。所以，无论是在家里还是井下，我始终生活在父亲的阴影下，一如矿区无所不在的黑暗。
可是，如果不打破父亲无法战胜的神话，“我”将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独立。如果想要在人格上真正蜕变成长，父亲的神话必须打破!否则，“我”永远都是一个精神的懦夫。伴随着“我”的出走，弑父的情结终于完成。“我没有办法再下矿井干活了”，“我无法再走进矿井”。或许“我”已经意识到，只有远离父亲生活工作的环境，我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随着浇在衣服上的柴油生气的熊熊火焰，“我”与过去的生活终于完全告别，“我”终于完成了弑父情结的磨砺。告别了父亲居住的家，告别了父亲工作的硐室，“我成为一个彻底的不妥协的漂流者”，一个真正独立的男子汉开始了人生的漫漫长路，朝着被自己的孩子所战胜的那一天走去。①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