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智性叙述下的人类生存寓言
作者：朱美禄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却成了人与人之间无法回避的内容。“这是不能被笔理想化的一部分，恰恰这部分是人性中最原始和最真实的，它始终以不敢屈服的姿态存在于我的思考中”⑤。叶弥创作手记中这几句话，表明了她对人性进行深入探讨的意向，而这篇小说可以看做是她对这一问题思考的结晶。
萨特说过，“他人即地狱”，表明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和险恶。叶弥这篇小说冠以《猛虎》之名，其实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它隐喻了在对抗中，无论男人和女人都异化成了猛虎，每个人都受到对方的撕咬，同时也给予了对方以伤害。让人诧异的是，叶弥把这种关系置于“天、地、君、亲、师”五伦“亲”中夫妇一伦，让人看到没有硝烟却异常惨烈的家庭对抗和冷战，以及因为欲望不能得到满足而引发的不动声色的陷害和谋杀。这样，小说文本便最大限度地解构了那种“生死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传统价值，读来更让人感到惊愕不已。
其实，这种旷日持久却心照不宣的对抗，最直接的导火线是丈夫老刘因羸弱变得“力不从心”了。而作为妻子的崔家媚，是一个“美貌健旺”“丰润生动”的女人。尽管“她的强悍是藏在安静里头的”，但对丈夫仍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在夫妻行为不平等关系中，长期压抑、尴尬的境遇，彻底摧毁了他的心理，使他在内心深处被阉割了，不敢与妻子正面相处，在精神上陷入了绝望的深渊。
在对抗中，双方都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态。丈夫在妻子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却对女儿有着“可观的小手段”。面对二十八岁的女儿，一会儿摸摸小腰，一会儿亲亲额头。这虽然不乏父亲的温情，但更是被压抑的欲望的变态释放，在释放过程中，以期获得一种补偿和替代性的心理满足。对于妻子，因为不能履行作为丈夫的职责，所以竭力怂恿她到外面去找别的男人，但又时刻提防着她，并且在背地里恶毒地骂她“骚”。这种矛盾的症候，是典型的人格变态的反映。生理需要无法达成的焦虑，自我实现的受挫和压抑，一齐挤压着他，使他的灵魂发生了扭曲，最终不但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
而作为妻子的崔家媚，因为得不到丈夫的关爱和欲望的满足，在家庭生活中竟形成了极端的自闭症。在家里她既对抗着丈夫，又疏远了女儿；在女儿出嫁时，“对来客热心得过了头，对出嫁的女儿却不管不问”；在女儿出嫁后，“最大限度地清除掉女儿的气息”。没有丝毫的母爱可言，有的只是决绝而变态的拒斥和不动声色的报复。
当然，这种变态和疯狂更体现在她和丈夫的关系上。尽管中国女人从易卜生的《娜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但是，崔家媚是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的。即使丈夫一再劝她“到外面去找一个”，但她一再声明自己“是个良家妇女”，“不会干那些勾勾搭搭的事”。名节观念，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已经内化到了她的灵魂深处，成为一种禁令，使她不敢贸然行事。但是，她又是“一条丰沛的暗流涌动的河流”，有着无穷的生命活力。文明的束缚和本我欲望的碰撞、道德原则和快乐原则的冲突，使她变成了一个“阁楼里的疯女人”，坚定地给丈夫停药，把他推向了死亡的深渊。这桩谋杀中，她有着“疯子的审慎和机智”，也有着猛虎的凶恶和残忍，是人性中黑暗和丑陋的一次强烈曝光。和张爱玲的《金锁记》比较起来，可以看出崔家媚是一个现代版的曹七巧，在爱欲的鼓动下，成为了一个疯狂报复的女人，最后的杀夫，真正突显了她变态心灵和破碎人格中最为惨烈的图景。
三
“我为什么写这些血腥，因为我觉得我根本无法回避这些东西”⑥。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不屈地对抗，或一个妻子不动声色地杀死了丈夫，这并不一定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发生，但是却真实地存在着。“存在并非已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⑦，小说家的使命，便是对存在的思考、关注和探索，绘画出“存在地图”，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的可能性。
《猛虎》就是这样一篇关注“存在”的作品。人与人之间的对抗，残酷而真实地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人都被异化成了相互撕咬和伤害的“猛虎”。这是叶弥投向世界的最清醒的目光，又是最不受拘束的想象。但是指出黑暗是为了呼唤光明，揭示溃疡是为了有利健康，叶弥以这种独特的书写，体现了精神重构的必要，表达了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在当下语境中，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许多作家的小说已经拒绝了深度模式，一切都已经平面化了。而叶弥把小说建立在对存在的思考之上，这种不入流俗，会难免阳春白雪的寂寞。但真正的作家，应不惮于在寂寞中前驱，他们的思想之光，终将驱散我们心灵的黑暗，拯救我们匍匐的灵魂，使之获得超越，抵达一个新的高度。
当下女性作家的创作中，大都有着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或专注于女性个体经验的表达，以揭示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或集中于男女二元对立模式的书写，以反抗男权主义的压迫。但是，当这一路子通行既久，形成习套，就会成为一个牢笼，极大地销蚀作家的创新力。作家在这条路上一味地滑行，就有可能落入窠臼，成为艺术的敌人。而叶弥对此怀着深深的警惕。阅读她的作品，会发现她很少专门描述女性生活，女性也不是充斥于她文本空间的惟一风景，她的创作视野开阔，却也有着自己的专属领域。在小说《猛虎》中，她摒弃了女性意识的视角，没有男性对女性的压制，也没有男性权威在场。小说超越了女性主义的书写模式，而上升到对人类普遍生存境遇的透视和解剖，揭示其苍凉的底色、对抗的宿命和富有悲剧性的尴尬状态，尽管显得低沉压抑，却有着形而上的哲学意味，是现代人难得的生存寓言。①新华网山东频道2004年3月8日报道《2003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在济南发布》。②伊塞尔《文本与读者的交互关系》，转引自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③汪曾祺《美国家书·七》，《汪曾棋全集》(第8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④叶弥《天鹅绒》中“作家自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⑤⑥叶弥《<猛虎>手记》，《作家》，2003年第5期。⑦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