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以激进的叙述姿态表达女性柔情
作者：柯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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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文学的深刻影响之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出道的中国小说作家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故事的讲法比故事本身更为重要。但《我和王小菊》(《名作欣赏》２００４年第９期)显然并未借重于叙述技巧的新异，它给人印象最深之处还是它所叙述的故事——一个许多人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甚至有限的想像力也远不能及的故事。你也许不同意说它是一个精彩有趣的故事，但你肯定赞成说它是一个新颖奇特的故事，而且，我还想补充一句：它富有意味。而在讲述故事的时候，小说却没有玩弄新异的花样以追求特别的效果，只是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地交待了“我”和王小菊关系的始末，开端、发展、高潮、结局也都清晰可见。因此，我们只要循着小说情节的发展轨迹，就可以进入其中一窥究竟。
对于“我”和王小菊关系的开始，叙述人交待得非常清楚：“我”跟她是因为性关系才迅速展开的友谊。需要指出的是，这句话存在着明显的歧义。联系上下文我们自然知道“性关系”存在于“我”、王小菊与两个男人之间。“二〇〇〇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分头跟着各自的朋友来到同一张饭桌，当时她的旁边坐着一个被我垂涎了很长时间的小伙子，而我旁边正好坐着一个被她瞄准的男青年。于是那天，我和王小菊就像两个失散多年的亲姐妹一样在酒桌上推杯递盏，妙语连珠……”——男人是她们共同的目标，共同的作战对象。她们正是在同心协力征服两个男人的性别之战斗中才建立起了友谊。但如果单独拣出这一句来看，“性关系”则似乎发生在“我”和王小菊之间。我不认为这一歧义乃是源于叙述人语言功力的欠缺，或者是她的偶然失察，而认为它确有妙用，即以此向接受者发出一条信息：“我”和王小菊之间的关系颇为暧昧。而在随后的叙述之中叙述人又对这一信息予以进一步的强化：“我和王小菊惺惺相惜地喝酒，并在我家同住了一宿”、“然后我们互相搂着睡了”、“那天晚上，我和王小菊最后搂着一起睡了”，诸如此类的句子屡见不鲜。我们不仅听到了两个女人之间“宝宝”、“宝宝姑娘”一类的暧昧称呼，还见到了她们之间异乎寻常的亲昵动作。根据这些迹象，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我”和王小菊之间的关系远非叙述人自称的“友谊”那么简单，直白地说，她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同性恋或曰“姐妹情”。尽管这也许只是我们不太正确的主观印象，但作品激进的女性主义叙述姿态的确是显而易见的：在两性关系上，她们一反在男权社会中的被动姿态而变成了绝对主动的一方，先是“垂涎”“瞄准”，进而分头“俘获”了两个小伙子，然后又“商量好了交换男人的具体措施与步骤”，最后如愿以偿地将他们交换着“睡”了一睡，共同导演并实施了骇人听闻的交换性伴侣事件；在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两个方面，作品都表现出强烈的粗鄙化色彩，充斥其间的性语言给人的印象尤其深刻。“靠”“搞”“日”之类富于力度的动词似乎就永恒地挂在她们的嘴边。女性叙述人借助于自己所掌握的话语霸权创造了只属于她们的天堂。她们性力四射地驰骋其间，攻城掠地，捷报频传。而对于男人们，它则无异于地狱。可怜那些不幸落入其中的家伙都只能处于卑微的无名状态，不是“小伙子”，就是“男青年”。他们身份不明，面目模糊，在与“这两个蛇蝎女人”的交战中，一败涂地，威风尽丧。在这样一个由女性作者通过女性叙述人建构起来的文本之中，男权社会两性间的主从次序被彻底地颠覆。“男人是什么呢?是个装饰品，战利品，是个证明罢了，证明什么呢，证明英雄大有用武之地啊，不然，有时候一个男人还真比不过一个自慰器”。毫不夸张地说，她们完全彻底地实现了“把被历史颠倒的东西再重新颠倒过来”。不难想象，如果按照这个路子继续走下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必然会是一个极富女性主义色彩的文本。但出乎我们的意料，在叙述过交换男人睡觉的事情之后叙述人紧接着就补充了一句：对了，我要说的并不是我和王小菊交换男人睡觉的事情，这个只是说明我跟她的友谊的背景。这一补充突如其来，使得局面迅速地为之一转。但这并不意味着背景的交代纯属多余。因为它让我们明白了一个问题：尽管“我”和王小菊对男人都是十分地鄙夷不屑，但她们却无法撇开男人而建立起一个纯粹的女性王国。首先，没有男人这一共同目标，她们就不会走到一起；其次，没有男人的劣势就无以显示她们的优势；再次，没有男性的存在，小说激进的女性主义叙述姿态也就毫无意义。在我看来，“我”在叙述自己与王小菊的姐妹情谊之初就交待了这一切皆缘于男人，就已经暴露出其激进的叙述姿态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虚张声势——她竭力贬低男人，却无法彻底地放逐男人。因此，我们也就毋须担心她将给我们讲述一个单纯的“姐妹情”的故事——既然“我”和王小菊之间的友谊因男人而建立，它也必将因男人的介入而埋下祸根，而风波乍起。
果然，“我”与王小菊的关系因为被男人抛弃的共同命运而得到了更为迅速的发展。在惺惺相惜地喝了一场酒又“同住了一宿”之后，两人决定搬到一起来住。在同居一个多月以后，又“几乎同时发现自己怀孕了”——她们被男人抛弃了，但身体深处却已经被男人播下了种子。当然，对于一个地道的女性主义者来说怀孕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因为孩子可以一“做”了之，并不妨碍她们同男人继续战斗下去。问题是“我”在发现自己怀孕以后竟然发了“疯”，想要养下孩子。而通过推算，她们又发现各自怀的却是对方心爱的男人的孩子!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我”想为心爱的男人繁衍后代，却无法通过自己的身体，而只能假借王小菊的肚皮；同样，王小菊若想为她心爱的男人养孩子，她也必须通过“我”的子宫。为了准确地给这两个孩子定性，我不得已将之称为“自己肚子里的别人的孩子”。这确实有悖于常理，但不如此就难以表达她们思维方式的奇特：单从血缘关系来说，她们肚子里的孩子当然只能是她们自己的孩子，但在她们看来这孩子不过是一种无情之性的产物，所以算不上自己的孩子；而从情感角度来讲，对方的肚子里的孩子虽然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但他(她)却是自己喜欢的男人的后嗣，当然也就可以视作自己的血脉——异乎寻常的思维方式之下其实是极其清晰的情感逻辑。的确，她们在对待性的态度上颇为豪放，很是现代，但性的开放并没有抑制她们对情的追求。“我说，王小菊啊，做女人多不容易啊……因为我们那么容易就动了喜欢一个人的心思，也就是说很容易就动了感情。”而动情之后的她们竟然如此的疯狂——没有婚姻规定的义务，也没有任何人以任何名义加以强迫，她们却千方百计、不顾后果地要为自己所喜欢的男人生个孩子。我们除了将之解释为爱情的迷狂，还能有什么别的答案?她们哪里是什么“蛇蝎女人”，透过她们夸张的坚强，我所看到的乃是一片无尽的柔情似水；揭去她们冷漠的面具，我感觉到的是扑面而来的热情如火。她们貌似玩世不恭，实则对人生至为执著。遗憾的是男人们却不需要这一切。我们先来听听王小菊的一段自我表白：“我满不在乎?我在乎的啊，我什么都在乎的啊，可是我在乎有什么用啊，没有人需要我在乎啊。”再来看看“我”何以不想圣洁：一个女人要是开始变得神圣不可侵犯那可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啊，这说明这个女人完了，她的野心转移了，她想捞得更多……我不想变得圣洁。至此，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勾勒出“我”和王小菊的心理轨迹了。她们既非天生圣洁，当然也非天生淫荡。正是在明白所谓“圣洁”或者“淫荡”都不过是男性对女性简单粗暴而又别有用心的命名，目的就是以此为手段而将女性引导改造成为自觉自愿的性奴隶之后，她们才开始了无可奈何的抗争——以自己的“淫荡”毁灭男人对她们“圣洁”的期望，从而拒绝男性对她们的暴力扭曲(与圣洁及淫荡的命名相配套的是一整套的软硬兼施的奖惩)，恢复女性自身的本真状态。显然，她们还无力与男性分庭抗礼，甚至根本就没有走出男性设下的圈套，而依然只是在“圣洁——淫荡”的模式中冲撞。更何况她们还有一个似乎是天生的“弱点”：容易动情——在情感深处，她们始终都无法与男性彻底地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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