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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道难》魅力新解
作者：陈友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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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嗟”应念“家(ＪＩＡ)”音。从韵部看，这个字属于“麻花韵”，与前面的“杀人如麻”的“麻”和“不如早还家”的“家”押韵。ＪＩＡ是古读，还原为古音，读起来非常和谐；以今音读，就十分别扭。这个字作为韵脚在古诗中用得不少，再举欧阳修名篇《戏答元珍》为例：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此诗被推为“欧公七律第一”，首句入韵，“涯、花、芽、华、嗟(ＪＩＡ)”押韵。属于这个韵部最常见的字是“斜”，必须恢复古音读“霞(ＸＩＡ)”。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孟浩然《过故人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杜甫《水槛遣心》：“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刘禹锡《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杜牧《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念成古音，它就与前后文押韵，和谐优美。读今音不算错，但显示不出水平，更重要的是读起来极其拗口，破坏了诗歌的韵律美。这一点，读诗者不可不注意。
关于这首诗的内容，王运熙先生的概括是较为全面客观的，他说，综观全诗，作品以蜀道艰难为中心，从山的高峻崔嵬，山路的险阻难行、山林环境的危险和气氛的凄厉、人事的变幻莫测等方面，充分发挥了丰富的想象，以极其夸张的语言，刻画了不平凡的自然面貌，抒发了诗人激越的感情，产生了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参阅王运熙《略谈李白〈蜀道难〉的思想和艺术》，《魏晋南北朝唐代文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
现在重点讨论《蜀道难》的魅力到底何在?前面说过，这是一首赢得满堂喝彩的杰作，但关于它的本事和主旨却自唐代以来就聚讼纷纭，几乎成了唐诗中一个难解的谜。归纳起来，古人有五种说法。其一，范摅《云溪友议》《新唐书·严武传》认为是为杜甫、房琯担忧而作。杜甫晚年，与房琯俱在蜀地为剑南节度使严武的部下。严武飞扬跋扈，李白担心两人将遭危险，故作此诗希望他俩早日离蜀。其二，萧士舏注是诗、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以及《唐宋诗醇》等认为是为规劝唐玄宗而作。安史乱起，玄宗逃避入蜀。李白认为蜀地凶险，不可久居，故作是诗。其三，洪驹父《诗话》、沈括《梦溪笔谈》等认为是讥刺章仇兼琼。兼琼在玄宗开元末天宝初为蜀地行政长官，李白担心他不受中央节制，作诗以讽。其四，胡震亨《李诗通》、顾炎武《日知录》等认为只是歌咏蜀地山川。李白是蜀人，《蜀道难》是乐府旧题，李白用旧题写乡国山川，别无寓意。其五，李白自叹仕途艰难，功业无成。中唐姚合《送李馀及第归蜀》：“李白《蜀道难》，羞为无成归。子今称意行，所历安觉危?”今人詹钅英先生又提出送友人王炎入蜀说。此说颇为时人所重，多有采纳(以上诸说，参阅王运熙先生《略谈李白〈蜀道难〉的思想和艺术》，《魏晋南北朝唐代文学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郁贤皓先生《李白选集》６９页所附评笺，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这些年，仍有一些好学深思之士不时发表新的看法，使《蜀道难》研究成为唐诗研究中一个不冷的热点。以上诸说，有的明显不合事实，如第一、第二说；有的有自己的根据。但不管怎样，总觉隔着一层，任何一种看法都不足以说明该诗千古常新的魅力所在。例如，“问君西游何时还”“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确乎在提醒人们他是有感而发，但不管他送的是什么人，与这首诗给我们的震撼力都没有多大关系。乾隆御选《唐宋诗醇》认为“君”是指玄宗，詹钅英 先生认为是指友人王炎，是否指皇帝就提升此诗的价值，指凡人就降低它的价值呢?显然不是。
本文不胶着于以上诸说孰是孰非，更无意也无力在主题问题上提出新的看法，而是要绕开它的主题，从一个被大家忽略了的角度谈一谈它何以成为震古烁今的名篇。解决了这一问题，《蜀道难》的真正价值就得到了揭示，而它的所谓主题问题就无须争论不休了。
《蜀道难》的本事和主题是众说纷纭的，往深处想，这篇名作令人惊奇的并不是它的主题这么扑朔迷离，而是历代解人从不同的主题出发却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这是一篇天才的杰作。这实际上又蕴涵着如下问题：难道《蜀道难》的奇杰是可以脱离主题而存在的吗?如果是，那么它的奇杰又来自何处呢?在我们看来，《蜀道难》的奇杰及其魅力来自作品所表现的崇高的自然美和卓绝的艺术美。这当然不是什么深奥复杂的问题，但它却长期被遮蔽，所以论者热衷于探寻其主旨却很少有人从这样的角度提问。撇开对其主题思想各执一端的阐释，《蜀道难》剩下的就是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和纵横恣肆的诗歌风格。这两者的美并没有随作品主旨的改变而升降，它们具有自身独立的审美价值，而且恰恰是它们决定了作品的价值和地位。这样看来，《蜀道难》到底蕴涵着一种什么主题就无足轻重了，老是争执不休是没有多少意义的。明人胡震亨早就指出：“若第取一时一人之事以实之，反失之细而不足味矣(《唐音癸签》卷二十一)。”
中国古代山水诗十分发达，蔚成大宗，以自然美为表现对象的作品很多。但《蜀道难》与众不同，它表现的自然美是一种典型的崇高形态，是突破了和谐、优雅形式的粗砺美，是令人敬畏的美。西方美学家论崇高，认为崇高的审美对象具有伟大、雄浑、怪异、威武、坚强、奔放不羁等特点，能引起人的激动、振奋、痛感和恐惧。《蜀道难》正具有这些特点。它所描写的高山，横空出世，茫茫苍苍；上插霄汉，气势磅礴；下有激流，雷霆万钧；历史渺远，恒常不变；悬崖绝壁，惊险万状，显得峥嵘、强悍和不可凌越。这种刚劲威严，这种恢弘气象，这种君临一切永远不会被征服的个性，使诗人笔下的山川永远保有强大的吸引力和震撼力。
同时，在诗中，山川的伟大、强悍，是作为人的对立力量出现的，它们毕竟以绝对强大的力量给人以不可抗拒的威慑，因此，人们在它们的面前，感到惊愕和恐惧。“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都表现了这种感受。这正是崇高的审美对象所产生的审美效果。而对于和这种令人敬畏的审美对象保持一定距离的读者来说，审美的最后效果是心灵的净化和超拔，是一种豁然开朗的明净和振奋。它足以使灵魂深处的委顿卑琐顷刻消失，使疲惫的心灵重振起追求更纯更美的勇气，使生命状态呈现出无拘无束的自由。这就是崇高之美，这就是《蜀道难》千古常新的魅力所在。
在中国古代文人笔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一般是相亲相容的关系，所以绝大多数山水诗都呈现出小桥流水人家的清丽温馨风格，属于优美形态。《蜀道难》中的自然和人处于异己态势，是一种神奇狞厉、令人敬畏的粗砺美，因而是古代山水诗中极其罕见的崇高美的一个典范。从这点入手，也许我们才能把握住《蜀道难》的本质特征。
艺术形式的卓绝是构成杰作的一个内在的基本条件。文本惊天动地的情感力量和它所描绘的丰富多彩的内容并不能脱离形式存在，相反，正是借助于天才卓绝的艺术手段使内容得以成功表达。在《蜀道难》中，神奇的想象和极度的夸张是它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这是古往今来诗论家一致公认和推崇的。它以极度夸张的艺术手法表现想落天外的山川形象，使山川具有了无限巨大的形体和力量，造成了自然的崇高之美。诗中的夸张，以太白海阔天空的胸怀，狂放自由的个性和横绝万古的才情为根基，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却又精美绝伦，一切都是那么光怪陆离而又动人心魄。无论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的夸大感叹，还是山峰崔嵬，高耸入云，鸟飞不过；激流瀑布，震撼山岳，万壑雷鸣；以及六龙回日、悲鸟哀鸣、磨牙吮血等怪诞描写，都是天马行空，肆意夸张，声光迫人，都是“奇之又奇”，“纵横变幻，极才人之致”(王士贞《艺苑卮言》卷四评李白诗)。真正达到了“挟风雨雷霆之势，具神工鬼斧之奇”(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卷一)的崇高艺术境界。
清代桐城派散文大家姚鼐论阳刚之美即崇高美，有一段著名的话：“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舙；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复鲁絜非书》)。”这样一些特质，在古代诗人中惟李太白有之；在太白诗中，又以《蜀道难》最为典型。
文学作品的生命就活在一代又一代的阐释当中，而真正优秀的作品总是经得起反复言说的。上面，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讨论了《蜀道难》的魅力问题，未必有多深刻，但它对过去热衷于挖掘其本事和主旨的学术路向是一个超越，至少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言说。在过去的文学研究中，人们总是习惯于从作品的主旨来理解、确定文本的价值，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但太过强调主旨，尤其是以褊狭的政治化的观点来归纳其主旨，就有可能遮蔽文本其他方面的意义。其实，一件杰出的作品，它的蕴涵是丰富的、多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分析所谓主题就成了力不从心的甚至是愚蠢的解读方式，它常常会把问题简单化，使文本单面化、平庸化，这不仅不能揭示文本的价值，反而会降低它的价值。让人不解的是，至今仍有人热衷于用前苏联式的主题分析法来探讨《红楼梦》等长篇巨制的所谓主题。如果《红楼梦》的思想意义真的几句话就能概括的话，它还会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吗?简单化的主题分析法在文学作品阐释和教学中影响极大，为害不浅，现在，是到了超越这种方法，换一种提问方式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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