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2期

男权话语中的女性悲歌

作者：梁　海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三、断裂的弥合——男性社会角色缺失的补偿
　　
　　《窦娥冤》的作者关汉卿无疑是一个失意的天才，他所生活的元代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来说也许是最黑暗的。中国从唐代开始，历代王朝都以开科取土的办法，吸收文人参政。文人也大都以此为人生的必由之路，满怀希望地刻苦攻读，企盼有朝一日能金榜题名。元代有相当长的时间却不是这样。元自灭金后至元仁宗延枯二年，停止科考近八十载。广大儒士因此失去了进身的希望，而屈居下层。当时竟有所谓“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论，儒士的地位被排在娼妓之下。“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⑤。关汉卿作为众多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的天赋才华无法用在经世济国的大道上，去成就永垂青史的不朽功业。男性角色内容的缺失，使他只能利用手中的笔，将自己的理想与苦闷都寄托在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上，因此，《窦娥冤》中关汉卿男性价值取向的流露正是作者对现实缺失的一种心理补偿。通过牺牲女性的方式关汉卿塑造了自己理想的男性。
　　作为一出“旦本”剧，《窦娥冤》中的女性形象并不多，只有窦娥和蔡婆二人。窦娥几乎生活在一个被男性包围的世界中。窦娥周围的男性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邪恶势力的化身，流氓恶霸、地痞无赖如张驴儿父子辈；昏官贪吏如桃杌太守辈，他们狼狈为奸、相互勾结，是造成社会不公的主要因素。对于这类男性作者充满了鄙视，同时也寄予了对男性人格丧失、男性价值观毁灭的悲哀。于是他将自己所有对男性理想人格的渴望都放在了第二类男性的身上，也就是《窦娥冤》中以窦天章为代表的清官。期望通过第二类男性对第一类男性的惩治，从而恢复社会的正常秩序，最终重建中国传统男性文化的权威话语，而这种重建又往往以女性为中介。《窦娥冤》中戏剧冲突的起因缘自张驴儿对窦娥的逼婚，冲突的高潮在于窦娥的英勇抗争，冲突的结局则是窦天章的昭雪伸冤。其叙事结构可以概括为：
　　第一类男性对女性的欺压→女性的抗争→第二类男性帮助女性获得胜利
　　这一叙事模式贯穿在关汉卿的杂剧作品中。 《蝴蝶梦》中皇亲葛彪骑着高头大马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踹死了王老汉，王婆婆四处伸冤，最后依靠包拯惩处了顽凶。《鲁斋郎》那个“为臣不守法，将官府敢欺压”的鲁斋郎，强抢民女，同样受到了包拯的惩治。公案剧如此，爱情婚姻剧也不例外。《救风尘》里纨绔子弟周舍欺骗了妓女宋引章，赵盼儿在营救宋引章时，一方面利用周舍贪财好色的习性，骗取了婚书这一男权社会里决定女性命运的文书，另一方面，又借助官吏的公断，才最终完成了“救风尘”的使命。《望江亭》中的谭记儿，在杨衙内要霸占自己，丈夫一筹莫展的情况下，也是间接地借助男性——皇帝的力量，才使自己免受侮辱。
　　在模式化的叙事中，关汉卿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男性价值理想寄托在作品中，窦天章、包拯等人物身上涵盖着男性文化的精髓。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伍尔芙曾说：“多少世纪以来，妇女都是作为一面镜子，映照出两倍正常大小的男人，具有神奇和美妙的作用。”^⑥关汉卿在杂剧创作时，他的主观愿望同样是希望表现出“男性的神奇和美妙”。他笔下的女性再机智、勇敢，再富有反抗精神，她们仍然生活在男性世界的边缘，她们只能在边缘地带颠覆。
　　
　　①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
　　② 西蒙·波伏娃：《第二性》，湖北文艺出版社， 1989年版，第10页。
　　③ 《孟子·告子下》。
　　④ 张京嫒：《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⑤ 转引杨建文：《戏剧概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⑥ 转引桑德拉·伯特、苏珊·格巴：《镜与妖女：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反思》，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9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