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2期
男权话语中的女性悲歌
作者：梁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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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窦娥冤》已经很多次了。儿时在外婆的膝头，听着她娓娓讲述着窦娥冤鬼复仇的故事，体会着略带恐惧的快意。上中学后，经过老师慷慨激昂的解读，窦娥在我的心目中成为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坚强斗士，她的反抗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今，当我面对着讲台下学生们一双双稚嫩的眼睛，我再一次一遍又一遍地仔细审读着这部古典名著，窦娥身上的光环开始逐渐消退。我悲哀地意识到其实窦娥的反抗远没有取得胜利，她只不过是男权文化规范下的一个“符码”。
一、男权中心规范下的人物言说形式
《窦娥冤》的故事发生在元代，强悍的游牧民族在带来血雨腥风的同时，也带来了质朴粗犷、豪放遒劲的游牧文化。这无疑为长期压抑在程朱理学之下的中华大地吹来了一股清新空气，封建礼教的磐石开始动摇，尤其是社会下层的百姓蔑视礼教反封建伦理的举动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浙间妇女，虽有夫在，亦如无夫，有子亦如无子，非理处事，习以成风。”①在这样一个宽松、开放的社会氛围中，元代妇女有更多的机会把握自己的命运，成就美满婚姻。然而，生活在元代的窦娥却显然是一个例外。相信每一个看过《窦娥冤》的人都会为窦娥的命运哀叹：三岁丧母，七岁离父、十七守寡，世间最不幸的人也莫过于此吧。即使是普通人，如此悲惨的命运也会使人为之扼腕，何况窦娥还是一个光彩照人的美貌女性。对于窦娥的美，作者虽然没有用“肤如凝脂”“弱柳扶风”之类的词语直接描绘，但通过张驴儿之口：“美妇人我见过万千向外，不似这小妮子生得十分惫赖”，窦娥至少应该跻身于“美妇”的行列了。美丽的窦娥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资本，她也曾自叹自怜“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今也波生招祸尤”。然而最终窦娥依然选择了逆来顺受“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辞须应口”。为什么时代的大潮不能唤醒窦娥?为什么窦娥会自甘“沉沦”?对此我能做出的惟一解释就是：窦娥是男性作家所极力塑造的理想女性，美丽和安分这是典型的中国封建社会男权文化规范的女性性别角色的内容。
女性主义者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说：“所有男人写的关于女人的书都应加以怀疑。因为男人的身份如在讼案中，是法官，又是诉讼人。”②在父权社会中，男性作家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男权思想强加于女性形象中。美丽、柔顺、安分守己是封建社会中男性衡量女性的价值尺度，符合这一标准的窦娥无疑成为男性心目中的好女人形象。不仅如此，作为作者深爱的人物，窦娥被赋予了更高的男性价值尺度——自我牺牲的无私精神。面对无赖霸道的张驴儿、昏昧贪婪的桃杌太守，公堂之上的窦娥虽然忍受着酷刑，“恰消停，才苏醒，又昏迷，捱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却依然宁死不屈。但当她听到要拷打婆婆时，却宁可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对方的皮肉之苦，“我若是不死呵，如何救得你?”即使在赴法场的途中，年轻的窦娥表现出的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怕被婆婆看见引起伤心的担忧。
作为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窦娥身上最“闪光”的地方莫过于“贞节”二字。在中国封建社会性别的差异首先表现在生物学的层面匕，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历史文化和大众“心理碎片’’意味着女性在父权和夫权世界中只能是“第二性”，在两性之间的关系上主要是一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男性可以三妻四妾，女性却应该从一而终。“贞节”是男权话语中标志性的符号，而这一符号在窦娥身上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当看到婆婆将张驴儿父子带回家中的时候，窦娥表现出了近乎过激的反应，平日的孝道早已被抛掷九霄云外，她用十分刻薄的话语来数落婆婆：“遇时辰我替你忧，拜家堂我替你愁；梳着个霜雪般白发髻，怎样这云霞般锦帕兜?怪不得女大不中留。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道到中年万事休!旧恩爱一笔勾，新夫妻两意投，枉叫人笑破口。”甚至对婆婆“若不随顺他，依旧要勒死我”的解释，窦娥也是置若罔闻，仍旧进行辛辣的冷嘲热讽：“你道他匆匆喜，我替你倒细细愁：愁则愁兴阑删咽不下交欢酒，愁则愁眼昏腾扭不上同心扣，愁则愁意朦胧睡不稳芙蓉褥。”窦娥对婆婆企图再嫁的反对，考虑的不是张驴儿父子的无赖品行，她完全从男性的审美视角，提醒婆婆年老色衰不应再有非分之想。对于自己的贞操，她更是看得比生命还重。面对张驴儿“官了”还是“私了”的威胁，窦娥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一马难将两鞍鞴。想男儿在日，曾两年匹配，却叫我改嫁别人，其实做不得。”从某种意义上说窦娥是为贞节而死，窦娥形象的塑造为男性权威话语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男性文化价值观演绎出的叙事模式
作为一出催人泪下的悲剧，窦娥一生的悲惨遭遇构成了戏剧主要的叙事框架。从悲剧的起因到结局，窦娥始终作为男性的依附或工具而存在，整个悲剧都在男性文化价值观的统摄下演绎完成。
如果追本溯源的话，窦娥的悲剧命运早在七岁离父时就拉开了序幕，同时也深深印上了男权文化的烙印。窦娥的父亲窦天章，虽“幼习儒业，饱有文章”，却穷困潦倒，家徒四壁。为了进京赶考，他不惜牺牲女儿的幸福，将女儿当做商品一样“出售”给蔡婆。卖女之举对窦天章来说无疑是痛苦的，他也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我也只为无计营生四壁贫，因此上割舍得亲儿在两处分。从今日远践洛阳尘，又不知归期定准，则落的无语暗消魂。”然而封建社会男性实现自身价值的最高衡量砝码无外乎。“金榜题名”，在功名与亲情这杆天平中，窦天章依照男性价值观选取了前者，窦娥也就成为父亲成功之路上的垫脚石。窦天章作为全剧中的正面人物，作者对其行为是充分肯定的，因为窦天章的行为是符合男性利益的，至于窦娥的所思所想就不在作者的考虑之内了。
如果说《窦娥冤》悲剧情节的缘起或许是作者男性文化价值观的无意识流露，那么对于悲剧的结局则是作者男权思想的有意识安排。从表面来看， 窦娥刚毅坚强，即使厄运来临之际，她也能够勇敢地直面人生。面对张驴儿的无耻要求，窦娥严词回绝。公堂之上桃杌太守的淫威恐怕令七尺男儿都会屈从，窦娥却毫无畏惧：“我做了个衔冤负屈没头鬼，怎肯便放了你好色荒淫漏面贼!”甚至发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呼喊：“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最终以血溅白练、六月飞雪、亢旱三年来表示自己无声的反抗。窦娥的言行可谓壮哉!我们不禁要热血沸腾，为窦娥的精神所震撼。但是当我们冷静下来，对文本做再一次的仔细研读，一股无奈的哀伤又会涌上心头：窦娥本身的反抗是无果的。如果没有她的父亲窦天章——皇帝派来的清官的帮助，她只能向人们昭示自己的冤屈，却无力为自己正名昭雪。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命运的改变、勇敢的抗争只能借助男性力量才能取得胜利。
更令人可悲的是，即使在窦天章为窦娥平冤的过程中，依然表现出男性强权话语对女性的压制。当窦天章衣锦还乡，所遇到的第一宗案件就是窦娥的冤案：“我才看头一宗文卷，就与老夫同姓，这药死公公的罪名，犯在十恶不赦，俺同姓之人，也有不畏法度的。这是问结了的文书，不看它罢。”作为男性的尊严遭到同姓女子破坏所产生的厌恶或许是窦天章审理此案时的第一感觉。之后窦娥的鬼魂显灵，窦天章误以为窦娥的“犯罪事实”成立，不禁拍案怒吼：“我窦家三辈无犯法之男，五世无再婚之女，到今日被你辱没祖宗世德，又连累我的清名。你快与我细吐真情，不要虚言支对，若说的有半厘差错，牒发你城隍祠内，着你永世不得人身，罚在阴山，永为饿鬼。”面对暴怒的父亲，窦娥彻底放弃了原有的矜持，内心的虚弱和对男性的依附则显露无疑，她只能苦苦地哀求父亲“停嗔息怒，暂罢狼虎之威”。封建社会男性文化的一个基本内涵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修身之本”，要求男性尽力摒弃“喜怒哀惧爱恶欲”这些源自于本能的欲望，而去寻找失去的道德本性，意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培养人内心的正义感、廉耻感。中国男性追求的这种人格完善意识， 其终极目标是为了担任治国乎天下的政治责任，“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③。在这种男权文化的规范下，女性的行为就不得有丝毫僭越，必须沿着为男性服务、帮助男性实现其最高价值的既定方针走下去。女性不仅是生物学层面上的“第二性”，同样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第二性”，“女人在父权制中是缺席和沉默的”④。作为男权语境中的成功男士，窦天章自然要求自己的女儿循规蹈矩，为自己增光添彩。而当这一切无法实现的时候，所有的骨肉亲情都被抛之脑后，表现出极端的男性话语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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