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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树皆秋色》：对知识分子人格的拷问
作者：于东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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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修辞学的理论，小说修辞是小说家为了控制读者的反应，“说服”读者接受小说中的人物和主要的价值观念，并最终形成作者与读者间的心照神交的契合性交流关系而选择和运用相应的方法、技巧和策略的活动。①选择写什么人，如何去写他，如何评价他，如何通过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揭示什么样的主题，宣达什么样的价值观念，都属于小说家的修辞方法、技巧和策略，而这些方法、技巧和策略最终都会清晰、完整地显现出作者在政治、宗教、情感、道德等方面所持有的观念，显现出作者的深层意识。
方方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出道以来，写作对象可以说包罗万象：工人、农民、小市民、知识分子、女性等等。而且，方方也时不时地被归为新写实、女性主义写作等等流派。但不管题材如何，被划归为哪个流派，方方的创作总有一个贯穿的理念，那就是内心蕴藏着的深厚的悲悯情怀和对人文主义精神的坚守。《树树皆秋色》因书写对象是方方所最擅长的——知识分子且为女性，这一理念体现得尤为充分。
流派的划分只能是对于作家一部分共性的总结，这种划分往往是以忽略个性为代价的。深厚的悲悯情怀和对人文主义精神的坚守使方方不管被划归为哪个流派，她都有对那一流派的超越之处。比如她和池莉都是湖北作家，二人都擅长于市民生活的描写，几乎是同时推出了《风景》和《烦恼人生》，且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受到文坛的关注，因此评论界常将这两位作家划为新写实派、将《风景》和《烦恼人生》划为新写实的代表作品而相提并论。实际上将《风景》与池莉的《烦恼人生》相比，会看出它们是有着明显的不同的。《烦恼人生》典型地代表了新写实小说向世俗化、生活化的转变。从《烦恼人生》中，我们感觉不到作家因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进行追问而产生的焦虑，能够感受到的是写作回到了日常生活后的轻松自在，作者的毫无思想负担。但方方似乎无法做到如此的彻底，她对“河南棚子”一家人恶劣生存状态的描写看似冷酷无情，但在这，冷静的甚至有些调侃的描写背后，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对于造成这种恶劣生存状态的环境的愤怒。池莉是以认同、赞美韵态度看待市民生活，而方方则以挑剔的目光审视市民生活。所以虽然方方所叙述的对象是世俗的平民阶层，反映的是世俗的生恬，但她却体现出一种精神上的非世俗性。这是基于内心强烈的悲悯情怀对新写实“零度情感”、“生活的原生态”定义的一种“溢出”。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女性文学创作和批评空前繁盛。虽然方方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有女性主义色彩的文学主张，创作也与热极一时的“私人言说”、“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写作理论保持着距离，甚至被评论者们归为女性主义写作阵营时也经常表现得非常不以为然，但因她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揭示，还是被很多评论者视为女性文学写作的代表作家之一，而且把她作为反思女性写作在创作视野、写作技法以及传播效果等层面的局限的反证。她那种相对大气的写作风格被盛赞为是一种“超性别写作，“虽然也写世俗，写女人，却依然是在对女性对世俗的超越中，保持着她固有的文人品性。”②方方更多的悲悯情怀和人文精神还体现在她那些以知识分子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中。福柯把知识分子分成两种，一种是“普通知识分子”，代表社会的良心、责任、正义感；一种是“特殊知识分子”，所拥有的只是纯粹的专业技能。而在时代转折、社会转型的当下中国，受到冲击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着身份的位移、转型和分化。“普通知识分子”，越来越少，而“特殊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在从道德精英向知识精英转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定位也经历了从精神向技术的位移，从倔强地与世俗精神相抗争到全面投身于商品经济大潮漫卷过的消费社会。许多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被放弃了。曾有着“人类灵魂工程师”美誉的作家们也经历了相似的转型与分化，有相当多的作家成为商业化操作的畅销读物的写手，而同时也有一部分作家坚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方方在其以知识分子为写作对象的作品中，书写知识分子的转变的同时，也传达了她自身的立场。
方方认为人格是一种综合力量，高深的学识和强大的人格组合，能成就一个大知识分子。所以在她塑造知识分子形象时，不管是“破”还是“立”，都更关注于人格的拷问。
方方着重将人格拷问放在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之际的彷徨与困窘以及他们做出的艰难选择。知识分子们的彷徨与困窘主要来自社会的价值观念乃至整个价值体系的变化：技术性、科学性等与物质实利相关的因素被强化，与传统价值观相关联的文化因素、情感因素则日渐流失，社会价值观变得越来越功利和冷漠，他们陷入了“义”与“利”之间的徘徊。坚持操守是使知识分子人格免于世俗浸染、保持“普通知识分子”本色的屏障，追求崇高是“普通知识分子”人格得以不断升华的动力。然而，在新的时代浪潮冲击下，这两大人格修养都受到了冷遇，许多人被世俗所同化。如《状态》中学哲学的陈东东与肖思阳们，对他们而言，知识不再是崇高的，而只是达到他们追求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他们可以用“不怎么哲学”的手段进入省委机关。而《树树皆秋色》中梅芜、王志强夫妇更是俗到了骨子里，他们不但在婚恋观上俗不可耐，甚至是在一些生活小事上也矫情地似雅实俗：梅芜“喜欢教导学生如何过高雅的生活，常说自己喝茶要加放红玫瑰，睡前一杯红葡萄酒必须有冰块才能喝下去，而床头窗前的百合则一定是要带水珠的。”对此，方方不惜把梅芜刚进城时高悬在窗口的花裤衩同她今天在学生面前表现出的小资情调对比，进行辛辣的讽刺。也正是梅芜、王志强们的俗，才反衬出了华蓉的脱俗，也暗示了华蓉所不得不承受的世俗压力。这种压力也是脱俗的华蓉会迷失于老五巧妙包装的情感骗局的原因之一。
因为爱情的情感力量，更容易打动感情丰富细腻的作家，也同样容易打动读者，所以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作为一个坚守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爱情与其理想、信仰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被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和精神内涵。爱情是也是作家揭示人格和人性的最有效的视角之一。
十几年前方方曾写过一部中篇小说《桃花灿烂》，主人公粞和星子感情上吸引而理智上又排斥的爱欲纠缠，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有研究者根据《桃花灿烂》总结出了方方的情爱价值观：高智商的聪慧、正直的人格底蕴与机趣幽默的外表、纯正高雅的趣味、广博的知识，是情爱前提；两情相悦、相知相爱，是情爱的基本形式；相应的社会身份，是情爱的现实基础；忠贞不一、执著而纯洁，是情爱的基本准则。③这是一种很古典的情爱价值观，即重视精神性，要求绝对的真诚和纯洁，体现着知识分子在情爱上的人文操守。十几年过去了，当我们读《树树皆秋色》时，发现方方的情爱价值观依然没有什么变化。女主人公华蓉一如星子一样脱俗，男主人公老五也和粞有着外在的相似：高智商和风趣幽默。不同的是男主人公本质的不同，粞对星子是真诚的，虽然因为压力和诱惑一时动摇而导致了和星子爱情的错位。老五则是为了利益的诉求，以彻头彻尾的谎言，制造了一场感情骗局。
华蓉是大学里的博导，因为她的脱俗，四十岁了还孑然一身。虽然面临着以梅芜为代表的世俗压力，华蓉还是决定等待那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人。老五和华蓉在同一所大学里，表面看是由一个打错的电话开始了一场电话恋爱(至少对华蓉是如此)。风趣幽默的老五给寂寞的华蓉很多的关心和安慰，使理性的华蓉渐渐进入了恋爱的状态，但即使如此，华蓉还是感觉到了不对劲：老五不肯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告诉华蓉，华蓉只能被动地等待他的电话；当华蓉装了来电显示电话，他不得不告诉了电话，但却是依然比较有主动权的手机；老五从来不告诉华蓉自己的个人信息，也不肯和华蓉见面，以至于华蓉从他面前走过都不认识他；当华蓉想和他见面时，他总是以各种理由拖延，直至华蓉坚持，他竟然一声招呼都不打就消失了。华蓉去他所说的宿舍楼找他，发现他告知的名字都是假的，而真诚的华蓉还是以为他出了意外，并因此大病了一场。但真正的打击在后面：当华蓉从大病中刚刚恢复过来，老五又出现了，原来消失是因为他本打算考本校的博士生，因怕竞争不过别人就放弃了，又出现是因为他发现华蓉的一个同学也开始招博士生了，竞争不太激烈，想报考，需要华蓉的帮助。而华蓉的反应是换掉了电话，也将老五从自己的生活中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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