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1期

幻灭在中国的巨变中

作者：何希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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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一个老外在中国的十年沉浮起落所折射的绝不仅仅是某个偶发事件引发的微波细澜，而是在长江黄河所萦绕着的神州大地上涌动的复兴中华民族的拍岸春潮!然而，徐坤并没有止步于那种庸俗化的盛世欢歌。她无疑也欣慰于中国经济腾飞的矫矫英姿，欣慰于国人扬眉吐气的骁骁神采，但她同时也以一个作家和学者博大深沉的民族关怀和人类关怀失望于国人精神人性的异化，痛心于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良知的失落。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尼尔斯的中国梦虽然确实幻灭在中国巨变中，但其深层次的原因绝不仅仅在于中国历史的外部变动，而更在于当经济的原则成为人们首要的生存原则时，物质就难免挤压着人性，实利就难免侵蚀着精神。尼尔斯在中国所面对的是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生，单就教学水平而论，尼尔斯也许确实算不上一个非常合格的外教，博士生们对他的不满和严厉审视也并非毫无道理，但他们对尼尔斯的变相调查，他们对全球化趋势的盲从都带有过分露骨的世俗化色彩，裹挟着“一肚子的功利心眼”。他们还对尼尔斯热爱享誉世界的作家乔伊斯伤透了脑筋，不仅对他将两篇《都柏林人》里的小说选作范文颇多微词，而且惟恐他“再心血来潮，讲起了那个天书一样的倒霉的《尤利西斯》”。因为尼尔斯所做的一切都似乎与他们要熟练地写全球化文章的迫切愿望相去甚远，所以他们深怀敌意地把尼尔斯所沉醉痴迷的文学世界称作“文学鸟语”。
　　毫无疑问，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文化的转型，中国人早已走出了那种“为了精神上的富翁，不惜做物质上的乞丐”的生存怪圈，但与此同时，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强力挑战也在逐渐模糊或消解着人们的精神意识中关于崇高与卑俗、圣洁与肮脏、伟大与渺小等诸种对立概念之间的界限，经济的杠杆也在强度地摇撼着人们坚执的精神信念和神圣的人性憧憬，从而把人们的生存追求更多地调控到世俗化、实利性的操作之中，这样，庸人哲学就很可能在人们的心灵上潜滋暗长。文学作为对世界和人生的审美化表现，作为人类的精神家园，它曾经是人们崇仰和膜拜的精神圣殿。然而在当今的中国，在物质和精神之间，一端是现实的，唾手可得的，而另一端则如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即，所以经济竞争中的残酷与忙迫就把人们更多地滞留在实利追求的空间，而文学则成了远离人们精神的边缘地带。我认为，小说中的博士生们对文学的疏离和厌倦，实际上也正是文学在当今中国的边缘化命运的深刻投影。然而，令徐坤感到更为困惑和悲哀的是，这些从事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博士生竟然没有丝毫的人文关怀!按理讲，他们属于中国文化的高层精英，理应成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守护人，即使文学受到社会大众疏离，也不应该受到他们的糟蹋，但他们却不屑于凝眸文学这块圣土，而是倾心于“挂在人们口头上、见诸传媒和报刊的最最实在的”东西，他们的理念是“在二○○○年的中国，再谈文学就是没有用”。此外，这些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博士生对其他两个外教的欣赏中也蕴含着较多的庸俗成份：对学位的过分计较，甚至把体形和长相也作为评判标准，就连凯瑞对学生的廉价夸奖也会被他们作为对尼尔斯贬抑的反面参照……这一切都难免显得浅薄可笑。徐坤对这个自己曾置身其间的博士生群落人文精神的沦陷显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她痛心，她也无奈，所以她那一贯擅长的反讽笔法在这里派上了用场。面对如此令人困惑也令人叹息的当代儒林，我们怎么能不想起钱钟书先生那被誉为“新儒林外史”的《围城》呢?由此观之，小说的主人公尼尔斯的中国梦不仅破灭在十年来中国经济格局的巨变之中，而且也破灭在中国人精神人性的急遽嬗变之中。
　　
　　四
　　
　　历史无疑会有诸多惊人的相似，但这相似的底蕴肯定是不尽相同的。徐坤显然没有满足于对这种相似性的儒林大观的表象呈现，而是敏锐地洞悉了一个最具时髦性和诱惑力的全球化口号对当代中国人的现实影响。“全球化”一直是这些年来炒得最热，叫得最响的话题。事实上，这也并非都是“狼来了”般的虚张声势，“地球村”“地球人”的时代距离人类已不再遥远，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别无选择地走人了世界经济文化的总体发展进程，中国加入WTO就是最为鲜明的标志，而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一旦被纳人世界的整体格局之中，就得恪守这个全球化体系的全部游戏规则，这是不以人们的情感意志为转移的。正是因为徐坤冷静地注意到了这一不可逆转的世界性趋势，她才没有让自己那一腔炽热欲燃的人文情感成为一种不顾实际的无效倾泻，而是在她那至真至切的人文关怀中注入了一种深邃的历史理性精神。我深切地感到，徐坤对人物的审美褒贬是至为复杂深沉的：尼尔斯并没有成为她笔下人文精神的完美象征，他那让人亦同情亦惋惜的中国经历在小说中只成为映照中国的巨变，也映照自诩为中国精英阶层的知识者人文精神沦丧和文化良知失落的一面反光镜；而徐坤那人木三分的反讽笔墨虽然点染在那些没有人文关怀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生身上，但她却是以此寄意于更为深远辽阔的全球化背景，因为左右着这些博士生们精神人性抉择的深层动因是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全球化情结。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对那已被“卷得叽里咕噜满地球打滚”而又异常纷乱的全球化思路作一番认真而严肃的梳理：全球化究竟等不等于某一个或某几个先进国家话语霸权的一元化?世界各国人民还需不需要发挥自己民族的文化优势，捍卫自己的民族特色?如果全球化发展一定要以牺牲人类的精神追求和人性提升为代价，那么，这样的全球化对于人类究竟是福音还是灾难?我认为，致力于这一类事关民族兴衰和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的冷静探讨，对于那些片面理解、盲目趋从全球化口号的人们无疑具有醍醐灌顶意义。学术界正在就这一类重大问题作兴酣意浓的探讨，而；生文学创作中，像《一个老外在中国》这样寄寓了作家如此浓郁而复杂情怀的作品实不多见。今天，中国市场经济的强劲之势正在极大地改变着中国人的文化艺术需求，严肃高雅的文学艺术创作在日趋辽阔的大众文化地带已显露出孤芳自赏的尴尬。在如此窘困严峻的文化生存背景下，作家要在文学创作中坚守自己的人文立场，就已经具有了一种殉道者的悲壮意味，而全球化语境中的盲目性和片面性更使得文学创作中严肃的精神守望难免“荷戟独彷徨”的孤独者命运，但我们却在徐坤十余年来的创作中领略到了她不惮孤独的风姿。由“女性人文主义”拓展升华到更为阔大深沉的民族关怀和人类关怀，徐坤创作轨迹的发展嬗变都凸显了一个富有精神使命和文化良知的当代文人既能与时俱进，又不盲目趋时的独立艺术追求，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一个老外在中国》又把不少作家的创作中常常难免出现的两相颉颃的人文关怀和历史理性精神作了极见功力的诗意调配与艺术整合，使得徐坤既没有因为深沉执著的人文关怀而置当今民族与人类发展的历史潮向于不顾，也没有因为历史理性精神的介入而放弃人类有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般永恒的精神人性追求。我认为，只有像徐坤这样渗透了作家精诚的人文关怀的历史理性精神才是契合于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历史理性精神，也只有像徐坤这样交融着深刻的历史理性精神的人文关怀才是有益于人类精神人性升华的切实有效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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