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7期
权力与性——《玉米》解读的一种可能
作者：徐仲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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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跨过了彭国梁长相上的不足”，被他的飞行服以及相片背后的权力的可能性所征服。在恋爱中她感受到的是通过婚姻可能得到权力的憧憬。她也曾感受到性的快感，但她从没有把它当做爱情的享受。她在欲火中烧的时候，下意识中也不忘如何把性在这场权力与性的交易中的效益比发挥到最大。她最终拒绝了彭国梁的“干那个”的要求，她要以此拴住他。
如果说玉米在与彭国梁的恋爱中还要通过父亲的权势保持一点人的尊严的话，那么王连方倒台以后，经过失去权力的种种屈辱，她通过性对权力的追求则剥尽了权力秩序的一切温情的伪装。上一次彭国梁到玉米家相亲，这一次是玉米到县城相亲。与彭国梁还有一点相亲相爱的羞怯与感受，这一次在郭家兴面前玉米不过是他权势刀俎下的一块肉。整个相亲，不，应该称为卖肉的过程对玉米来说都充满了屈辱。所谓相亲就是要这块肉主动地把自己送到砧板上去。郭家兴深夜潜入玉米房里的第一句话是“倒杯水”，第二句话是催促玉米解衣上床，“休息吧”。第三句话是责怪玉米不是处女：“不是了吗!”再就是性交过程中两个官样的“好”字。在郭家兴的眼中，玉米只不过是替代他那躺在病床上，癌症晚期，没有几个月生命的老婆的一块嫩肉。如此大的屈辱，玉米也一口一口地吞了下去。虽然郭家兴要玉米自己脱衣上床的一刹那，“玉米觉得自己扒开的不是衣裳，而是自己的皮”。但是玉米还是主动把自己送上了砧板。在整个被宰割的过程中，玉米始终关心的是自己的身体能否为她换来攀上权力的高枝的可能。在宰割结束后，玉米首先想到的是“这一回真的落实了”。
三
《玉米》的魅力还来自叙述的力量。叙述，从先锋小说那里开始成为小说力量的主要源泉。经过新写实主义的改造，早期的暴躁凌厉变成舒缓平稳的裕如。毕飞宇的这篇小说就如同一首小夜曲，缓缓地展开，似乎没有什么急需倾诉。在一个正月的小村里，支书的女人在生了七个女儿之后终于如愿以偿生了一个儿子。这个事件与过年的气氛多么相称。一切就如生活一样自然亲切，在毕飞宇舒缓的叙述中，王家庄的权力秩序展开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中：支书的女儿玉米承担起抚育小弟弟的主要责任，她跟年轻的母亲们学习哺育的经验，抱着小弟弟四处串门。在农村这种事情就像日出日落一样毫无可炫耀之处。然而正足在这种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显现着权力的力量。甚至在变故发生之后，权力失去了，王连方的闲庭信步变成了世态炎凉，玉米们也由凤凰变成了卑贱的鸡；同时，失去权力的屈辱使玉米下决心用性换取权力的支撑而展开了小说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毕飞宇也没有因此而把他的叙述局促起来，他仍然使他的叙述平缓，悠然。甚至在叙述玉米主动送上权力的砧板这样的屈辱时，他也不动声色，慢吞吞地剥开玉米屈辱的内心和郭家兴的面皮，平稳得几乎感觉不到叙述的紧张。这与他早期强烈的叙述热情有了很大的不同，这种改变证明作家对自己的叙述有了充分的自信。
叙述的裕如并不是散漫。毕飞宇在叙述王家庄的权力与性的故事时，细心地剪裁一九七一年春夏之间的短短的几个月作为叙事时空。之所以选择这一段，因为“一九七一年的春天，王连方的好事有点像老母猪下崽，一个跟着一个来。先是儿子落了地，后是玉米有了婆家，现在，又有了有庆家的这么一台发电机”。也正是在这个春夏之问，玉米一家由权力的顶峰落到了生活的谷底。在这升落之间，权力与性的关系得以清晰地展现。同时，展示这一关系的理性始终贯穿于日常生活的琐碎中。因此对琐碎的日常生活的叙述便句句有深意，读来如嚼橄榄。
《玉米》叙述的力量还在于细部描写的成功。我之所以不用细节而用细部来阐述《玉米》叙述的力量是因为细节描写早已被现实主义的虚情假意和做作糟踏得面目全非。细节和细部从它们的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对事件的细微之处进行描绘。但是对这些细微之处的截取方式和叙述的不同划开了细部与细节的不同。在一些拙劣的追求细节真实的作者那里，细节成了他们追求成为大师的工具，因为几乎所有的大师在细部描绘上都十分在行。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常常充斥着强行堆积起来的所谓细节。但是他们没有发现大师们进行细部描绘时的秘密：感受。即要用自己的感受进行细部的描绘，不然，细部就会变成冷冰冰的，毫无力量的琐碎。毕飞宇正足在细部的描绘中显现出他的人文主义的力量和情感。在日常生活的事件中，许多事件对于旁观者来说可能是凌乱的、琐碎的。但是进入小说家叙述视野的哪怕再细小的事件都应该含有叙述者强烈的感情。《玉米》中细部的力量来自于毕飞宇对权力与性丑恶关系的憎恶。他的憎恶在他平稳的叙述中不足以完全发泄出来，在对细部的选择和叙述才使他的憎恶发泄得一览无余。比如，彭国梁到玉米家相亲时，除了按规矩送了衣料、毛线之类通常在相亲的场合应该有的礼物之外，“另外又准备了一份。一枝红管英雄牌钢笔，一瓶英雄牌蓝黑墨水，一扎四十页信笺，二十五只信封，外加领袖的夜光像章一枚。这一份礼物更有了私密性，同时兼备了文化和进步的特征。彭国梁把它们放在风箱上，旁边还有他的军帽，军帽上有一颗红色五角星，鲜红鲜红的，发亮，是闪闪的红星。这几样东西组合在一起，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一个细部的描绘细腻地揭开了这场乡利‘爱情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权力和性丑恶的交易关系。彭国梁、玉米，如果不同时是飞行员和村长的女儿，他们的爱情还能成立么?更为可怕的是，权力的魔爪竟伸进了恋人之间的私密性极强的爱情信物中。领袖的夜光像章和彭国梁军帽上闪亮的红星，不正是那个时代权力的象征么?笔、信纸、信、领袖像章都是那个时代爱情信物中最普通不过的东西，在一个对叙述没有感情的作家那里它可能也会出现在那个时代的爱情描写中。但是我敢肯定，它不会有什么力量，甚至一个平庸的作者可能因为它的常见而抛弃它。但是毕飞宇的叙述使这一再平常不过的细部熠熠生辉。五角星不会是闪闪的，它却可以在一个被它背后的权力的光辉眩晕的农村少女的心中闪光。这些隐晦叙述姿态力量还不足以发泄尽毕飞宇的憎恶，最后他不得不自己跳出来以叙述者的身份发泄自己的愤怒：“这几样东西组合在一起，此时无声胜有声”。
一部好的作品常常有多层的意蕴。多层的意蕴来自于作家深邃的思想，这毫无疑问。但是作家的叙述行为在小说的多层意蕴的建构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人认为“叙事人是构成此故事多层意义的关键”③(《国民性理论质疑》)。《玉米》中叙述人的声音和人物的声音构成了众声喧哗的效果，对《玉米》多层意蕴的显现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人物的声音就是故事中的人物所发出的独立于叙述人的声音。它与通常理解的人物对话不能完全同一，人物的对话完全受控于叙述人的声音之下，而人物的声音则往往超脱于叙述人的声音。对人物声音的尊重是许多先锋小说家在试图摆脱暴躁凌厉的叙述圈套的诱惑时所感受到的。正如余华所说：对人物声音的尊重，使他脱离了那种“保持距离的冷漠的叙述”，消除了他在写作中“隔”的感觉。因此他认为“人物有自己的声音，我应该尊重他们自己的声音，而且他们的声音远比叙述者的声音丰富”④。《玉米》中的人物的声音是如此的响亮，不容你无视它。比如王连方下台以后对自己的评价：“王连方对自己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虽说支书不当了，但他这一辈子睡过那么多的女人，够本了，值得”。再比如，王连方下台后到他的自留地有庆家的那里寻找最后的安慰遭到拒绝，他旁若无人地在有庆家的西厢房脱衣大唱《沙家浜》中的“智斗”，也很巧妙地发出了一个落魄者的声音。
更多的时候，叙述人的声音和人物的声音在叙述中交错回响，构成一种众声喧哗。上面所引的彭国梁送定情物那一个细部中，玉米作为乡村少女美化自己爱情的声音和叙述人愤怒的叙述声音纠缠交错。在交错中，相亲这一事件的深层意蕴显露无疑。最有力量的一次众声喧哗在结尾：当玉米得知郭家兴还有一个卧病在床的老婆时，“玉米的身上立即弥漫了酒精的气味，就觉得自己正是垫在郭家兴身下的‘晚期’老婆”，“玉米的身子在被窝里疯狂地颠簸。郭家兴说‘好一’。在这里主要是郭家兴的声音、玉米的声音，但叙述人的声音并没有退场，它通过对郭家兴、玉米两人的声音的安排显示自己的存在：玉米的颠簸是源于巨大的恐惧和痛苦，在郭家兴那里却使他达到了性高潮。这还是人间么?这就是毕飞宇的声音。
① 汉娜·阿伦特：《暴力的思考》［M］。转引自凯
特·米利特：《性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
出版社，2000。② 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③ 王晓明：《批评空间的开创》［z］。上海：东方出版中
心，1998。④ 余华：《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J］。当代作家
评论，1999，(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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