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6期
性别世界僭越者的悲歌
作者：王烺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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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The Chrysanthemums)是美国二十世纪上半叶著名小说家约翰·斯坦培克(John Steinbeck)的短篇小说。斯坦培克一九三三年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谈到他刚刚完成的《菊》：“它完全不同(于其他作品)，意在于不知不觉中打动读者。”的确，自发表以来，拜读过它的评论家和读者无不像斯坦培克所预料的那样“感到内心被某种东西所深深震撼”①。
《菊》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故事的发生地是斯坦培克熟悉的故乡南加州的萨利纳斯峡谷。女主人公爱丽莎·艾伦与丈夫亨利住在这里的一个农场上，房前的菊花圃是爱丽莎倾泻郁积的情感与精力的地方。一天，当爱丽莎在花圃里移植心爱的菊花时，一个补锅匠途经而过，在她心中掀起了波涛。爱丽莎把一盆菊花苗送给了补锅匠，后来却在与丈夫外出时发现菊花苗被弃于路上。爱丽莎像苍老的女人一样哭了②。
虽然大部分人把《菊》解读为一个女人失意和挫败的故事，但对于女主人公为何感到失意，因何遭到挫败却有不同的理解。有些评论家把主人公爱丽莎的不满和孤独与她年近中年却没有孩子，潜在的母性无法发展联系在一起；有些评论家察觉到爱丽莎与丈夫亨利的夫妻关系缺乏激情和深层理解，提出性压抑也许是她感觉烦闷的潜在原因；另有一些人把《菊》解读为描写厌倦琐碎生活的家庭主妇的典型故事，认为爱丽莎的不满源于她对于虚幻的浪漫故事的向往。
毫无疑问，这些分析从不同角度对故事进行了诠释，各有其文本依据。然而，它们并没有挖掘尽《菊》复杂的主题内涵。如果我们对这篇小说进行“细读”，充分留意其中被巧妙地编织进故事的意象与象征，我们会发现，《菊》还是一篇深刻的关于“性别”(gender)的故事，它讲述的是一个试图僭越性别世界的女人不可避免的悲剧。
“性别研究”(GenderStudies)近年来正成为解读文学作品的一个独特视角。人们发现，“性别”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构造，是每个人被社会定义的方式。正如斯柯特，卡朋特(ScoltCarpenter)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生活淹没在以性别为基础的各种区分中，这些区分对人们的生活和交往产生着实实在在的显著影响”③。作为一个女人，爱丽莎的性别就决定了她所必须扮演的社会角色和她不得不接受的生活方式。在性别的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中，只存在两种可能：男性和女性，或者说“女士与先生”。任何形式的僭越都不能被容忍，因为，正如卡朋特所言，二元对立“很少是不偏不倚的，二者中几乎总有一者享有特权”。”为了维持男性对女性的支配特权，性别划分被严格把守着。一旦爱丽莎试图冲破其性别的限制，实现某种自我价值，她就不可避免地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
《菊》开篇的意象已经为整个故事奠定了基调。这些意象既是爱丽莎压抑生活的物象化，也为主人公理想的幻灭埋下了伏笔。“萨利纳斯峡谷笼罩在浓厚的、灰色绒布般的冬雾之中”；大雾“像扣在周围山巅上的锅盖，把偌大一个山谷变成严丝合缝的一只铁锅”。压抑的气氛笼罩着一切。不过，压抑中似乎仍掺杂着些许希望的闪光。这是一个“寂寞的季节、等待的季节……一阵微风从西南方袭来，农民们希望也许不久会下场好雨”。山谷的谷地被深深地翻耕了一遍，准备迎接即将来到的雨水。土地对雨水滋润的渴求对应着主人公对走出贫瘠、压抑生活的暗暗希冀。然而，雨水到来的希望是虚假的，因为毕竟“有雾时是不会下雨的”；同样，随后发生的故事告诉我们，爱丽莎打破“闷罐子”生活的希望也只是一个短暂的梦幻而已。
故事的女主人公爱丽莎第一次出现，是在房前的花园里移植菊花苗；与此同时，在院子的另一边，丈夫亨利正在拖拉机库房前与两个生意人交谈。立即，性别的二元世界清晰地展现于我们面前：一个是养花种草、料理家事的女性世界；另一个则是与生意、机械、农事相关的男性世界。
然而，这个性别的二元世界并非男耕女织的理想世界，它隐藏的问题，很快就通过爱丽莎身后的房子和她种花的方式等意象揭示出来。爱丽莎的房子被描写为“被打扫得一尘不染”，窗户被“擦得光亮夺目”，甚至台阶前用来擦鞋泥的草垫也都是“干干净净的”。爱丽莎似乎把院落料理得过于整洁了，显然，家务活儿对于这位精力充沛的女人太缺少挑战。在花园里种花，爱丽莎也同样显出精力过剩、过于投入。她穿着厚重的工作装，戴着“一顶男人戴的黑帽”，脚上套着“粗笨的厚底鞋”，像男人一样干着活儿。“甚至她使用剪刀时的动作也似乎过于急切，过于用力。与她那充沛的精力相比，菊茎显得太纤弱、太不堪一击了”。爱丽莎似乎想通过栽种菊花为自己无法发泄的精力、无法施展的潜能寻找一个发泄口。
亨利对菊花的评价，无意中揭示了爱丽莎种花的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缺少价值：“看来你已经为明年准备好一批壮实的新苗了。”这与其说是称赞，不如说是微妙的反讽。毕竟，菊花并不是庄稼，好庄稼对于农场主亨利来说就是好收成，而爱丽莎的菊花长势再好也没有任何实际价值。如果我们把菊花当作与爱丽莎的价值体现相联系的象征，那么，它的价值并没有被亨利代表的男性世界所承认。
此时补锅匠的到来，像一阵为干涸大地带来虚假的降雨信息的轻风，为爱丽莎带来了双重的幻象。首先迷住爱丽莎的是补锅匠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单单从外表来看，这个满脸胡子茬儿、邋邋遢遢的补锅匠并没有什么魅力之处。事实上，当补锅匠与老马、瘦驴、杂种狗和破旧的大篷车一队人马开到爱丽莎的房前时，它们与爱丽莎整洁的小屋，篱笆围绕的花园简直是鲜明的对比。然而，补锅匠自由游荡的生活，唤起了潜伏在爱丽莎心中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听到补锅匠以大篷车为家的逍遥自在的生活，爱丽莎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羡慕：“但愿女人也能这样。”补锅匠的回答同样明明白白：“这种生活对女人可不合适。”换言之，这种生活归属于男性世界。爱丽莎的愿望超越了她的性别归属。只是此时的爱丽莎并没有领悟到这句话的深层含义。
为了讨个修锅补盆的生意，补锅匠对爱丽莎心爱的菊花大加称赞。几句虚情假意的应景话儿却让爱丽莎误以为遇到了懂得欣赏菊花，或者毋宁说，懂得欣赏她自己价值和能力的人。这是补锅匠带给爱丽莎的又一个虚幻的假象。激动的爱丽莎轻易地相信了补锅匠漏洞百出的谎言，热情地为他移植了一盆菊花苗，让其带给一位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的寻找菊花的女士。这个典型的戏剧式反讽与故事开篇于大雾中期待一场好雨的反讽相呼应，为故事的结局做了铺垫。
从另一个角度看，补锅匠与爱丽莎的相遇也是一个女人与男人的交锋。爱丽莎如此热切地展示她的菊花，不仅仅因为找到了一个她所认为的知音，其中还夹杂着另一个因素：与补锅匠比试个人能力。我们已经注意到，补锅匠的邋遢与爱丽莎的干练整洁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补锅匠只有在开始自己的工作时才变得能干起来。当爱丽莎找出两个破旧的平底锅让补锅匠修理时，“他的态度立刻变得非常在行”。但爱丽莎对其作为男人拥有的特权——职业——发起了挑战，“说不定有一天，有个人会跟你抢生意。我会磨剪刀，也会敲平锅底。我可以让你相信这些事女人也能做。”就能力而言，爱丽莎也许远胜于补锅匠。她种出直径十英寸宽的菊花，事实上也是想通过栽种菊花显示自己的能力。因而，爱丽莎赠送菊花苗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向男人们显示自己的能力，获得价值感的行为。在与补锅匠的比试中，爱丽莎取得了表面的胜利。
着迷于补锅匠带来的自由生活的气息，陶醉于自我潜能展示的爱丽莎，想像着在大篷车上的夜晚：“好像每颗尖尖的星都射进你的身体。热热地、烫烫地——但很舒服。”这席话如果说带着性暗示，那么，与其说它针对补锅匠本人，毋宁说更多的是指向补锅匠代表的自由迷人生活。在这种陶醉的幻觉中，爱丽莎向补锅匠离去的背影喃喃自语：“那边真亮，那儿有发光的东西。”
爱丽莎回到屋中洗澡，准备与丈夫去城里时，仍处在这种亢奋的状态中。“在澡房里她把脏衣服脱掉扔在屋角。她用一小块浮石用力擦洗小腿、大腿、胸和胳膊，直把全身皮肉擦得发痛，变红为止。”她只得慢慢地穿衣来压抑住这种澎湃的激情。“她穿上全新的内衣裤，最好的长袜，那件最合身、最漂亮的裙子。她仔细地梳好头发，画了眉，涂上口红。”这时爱丽莎的样子与在花园中干活时形象形成强烈反差。如果我们认为花园中的形象显示了爱丽莎所谓的“男子气”(masculinity)；那么这时的爱丽莎张扬的不正是所谓的“女人气”(femininity)吗?再一次，性别特征的划分遇到了问题，依靠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把武断的性别标签放在爱丽莎的身上似乎总有些不大妥帖。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爱丽莎形象的变化对应着其自我意识的增强。在花园中，爱丽莎一套男人装扮，也许只是想以男人对待职业的方式对待养花种草，偷偷品尝男性的特权——拥有自己的职业的特权。而与补锅匠相遇后，爱丽莎对自己作为女人的潜能、女性的自我有了认识和自信。现在，爱丽莎不再把女性的自我隐藏在男人的包装下，而是开始骄傲地张扬着它，使之像盛开的菊花一样舒展开来。
然而，爱丽莎的变化却使丈夫亨利大为困惑。看到屋中光彩照人的妻子，亨利有些不知所措：“看上去你变了，变得身强力壮而且非常快活。”听到妻子骄傲地承认自己的确感到很强健，亨利几乎恐惧起来。昔日熟悉的妻子似乎发生了神秘的变化，令亨利不敢直视。然而，“亨利低下头朝拖拉机库房看了一会儿，当他再次看她时，目光已恢复常态。”向外面的一瞥告诉亨利，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它仍在他——一个男人——的控制下，亨利恢复了镇
亨利所看到的事实，对于爱丽莎来说，直到她与丈夫驾车驶向萨利纳斯公路，才被揭示出来。“爱丽莎看见路前方的远处有一个小黑点。她知道那是什么。”那是被补锅匠抛弃于路面的菊花苗。菊花，其价值不被丈夫所识的菊花，现在又被另一个男人无情地抛弃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补锅匠扔下菊花，却拿走了花盆。显然，正如庄稼对于亨利来说比菊花更有价值，花盆在补锅匠眼中比菊花本身更有用。两个男人的实用主义如出一辙。这是爱丽莎的“顿悟”(epiphany)时刻。“她知道那是什么”是个简短的句子，却充满张力，交织着爱丽莎失望的痛楚与对此打击的全力抵抗。句式的简短同时也暗示着它所揭示的事实的简单明了。爱丽莎知道了自己一直被补锅匠所摆布，被他带来的虚幻的假象所迷惑；她知道了她没有胜过补锅匠，这最后的一击打跨了她赖以自豪的一切；她知道了在这个男人主宰的世界，她的价值是多么微乎其微；她知道了女人若不想安分守己地扮演性别划分赋予她的附属、弱小的角色，她便是一个僭越者；她知道了这个男人主宰的世界会给性别的僭越者怎样的痛击。
带着一种想要回击的冲动，夹杂着对男人们的残酷行为的厌恶，爱丽莎问亨利：“拳击比赛时，双方都打得很重吗?”但当亨利问她是否真的想去拳击场时，爱丽莎却虚弱地瘫坐在座位上，回答道：“呵，不，不，我不想去，确实不想去。”她再没有勇气闯入男人的世界了，“今晚喝点酒就行了，就足够了”。从栽花到喝葡萄酒，爱丽莎只能走这么远。养花种草，通常为女性的工作，但偶尔男人们也会将之作为园艺尝试一下，爱丽莎因而能够尽量用男人们的方式去从事这项工作；葡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