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4期
名作．欣赏．思维
作者：仵从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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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1891～1962)有一短篇名作：《差不多先生传》。不长，千余字，抄录如下：
你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人是谁?
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因为他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
差不多先生的相貌和你和我都差不多。他有一双眼睛，但看的不很清楚；有两只耳朵，但听的不很分明；有鼻子和嘴，但他对于气味和口味都不很讲究，他的脑子也不小，但他的记性却不很精明，他的思想也不很细密。
他常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
他小的时候，他妈叫他去买红糖，他买了白糖回来。他妈骂他，他摇摇头说：“红糖白糖不是差不多吗?”
他在学堂的时候，先生问他：“河北省的西面是哪一省?”他说是陕西。先生说：“错了。是山西，不是陕西。”他说：“陕西同山西，不是差不多吗?”
后来他在一个钱铺里做伙计；他会写，也会算，只是总不会精细。十字常常写成千字，千字常常写成十字。掌柜的生气了，常常骂他。他只是笑嘻嘻地赔小心道：“千字比十字只多一小撇，不是差不多吗?”
有一天，他为了一件要紧的事，要搭火车到上海去。他从从容容地走到火车站，迟了两分钟，火车已开走了。他白瞪着眼，望着远远的火车上的煤烟，摇摇头道：“只好明天再走了，今天走同明天走，也还差不多。可是火车站未免太认真了。八点三十分开，同八点三十二分开，不是差不多吗?”他一面说，一面慢慢地走回家，心里总不明白为什么火车不肯等他两分钟。
有一天，他忽然得了急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医生，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时寻不着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街牛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寻错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里焦急，等不得了，心里想道：“好在王大夫与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罢 。”于是这位牛医王大夫走近床前，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不上一点钟，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
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认真呢?”他说完了这句格言，方才绝气了。
他死后，大家都很称赞差不多先生样样事情看得破，想得通；大家都说他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账，不肯计较，真是一位有德性的人。于是大家给他取个死后的法号，叫他做圆通大师。
他的名誉越传越远，越久越大。无数无数的人都学他的榜样。于是人人都成了一个差不多先生。
我想，如果讨论这篇作品的意思，我们——中国读者——会有一个大致相同的理解(即在思维方向上的一致)：胡适先生是在讽刺中国人在思维、行为方式方面的“不认真性”；这种“不认真性”因其普遍已成为一种“国民性”，它乃是一种劣性；这种“不认真性”轻则误人、误己、误事，重则可能误国；在已是现代社会的今天，这种“不认真性”已与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要求、文明的规范、精细的分工、严格的管理的时代发生了尖锐且随时的矛盾与冲突。显然，胡适先生希望中国人不要成为“差不多先生”，不要成为“圆通大师”，相反应该丢弃这一劣性，成为与新时代相适应的人。
有意思的是：当我在课堂上将这篇短文讲授给韩国留学生，并且留给他们一个“如何看待‘差不多先生’”的写作题目时，我收到了如下的几篇文章——他们的认识与议论令我感到意外但也感到兴奋。好在它们的篇幅也不长，抄录如下与读者诸君共赏(为保证其本来面目，表达欠当、不通顺之处或错别字等均未改正)。
文一/金漩镐：
如何看待“差不多先生”，这真是一个难题。
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对差不多先生的意见也变了。
如果在这儿说的“差不多”的意思是不认真、马马虎虎的话，就可以这样说。以前，这样的人没有能力，可是只要对上司拍马屁，就会往上去。可是现在呢?科学和经济的发展让我们竞争得越来越激烈，所以工作做得很正确，周到的人才会拿到成功!
因为，如果我工作的时候，在数字算错了一点点，也会导致很大的损失。
可是，虽然他工作的不认真，很马虎，但是我不能说他是一个坏人。这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之一。
文二/宋在万：
我认为中国人最常说的话是差不多。
差不多先生的性格就是很马虎，不认真。总是说：“差不多就行了。”所以他从小时候一直不认真。经常做错事，挨骂，他不改正还是说差不多。直到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也说“差不多”。差不多这个字是他死的必然的原因。
确实中国人相当一部分是这样。其实这是回避的说法。比如：差不多，过几天以后再说。到底这个过几天是什么时候?我作为一个韩国人不能理解这样的想法。像差不多先生这样的人只有到了外国才知道，差不多的危害有多大。
文三/李雨英：
在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每个人的思想和看法都不一样。有的人对待某个事情很认真，反面有的人不认真，反而马马虎虎。
但是，我认为这也不能说，前者好，后者不好。在世界上有这么多人，有这样的现象是当然的。而且有的时候，社会也要后者。虽然在课本上的“差不多先生”是描写得有点极端，但如果没有他们，社会就会乱得仿佛一个战争。
我想，这只不过是各人的人格和性格的差异而已。当然，人们对待事情也要努力的。但是，有时候想得通一些也可以。
只要能识时候和情况，能处理就行了。
文四/权敬允：
我不喜欢这样的人，他做什么事都不认真。什么都马马虎虎。何况死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真不理解这样的人，他为什么吃饭，为什么睡觉?吃不吃，睡不睡都不是差不多吗?
我想他很可怜的人。他一辈子不经过有意义的生活。每个人都知道，很认真做什么事，这事做完以后的感情。这感情只有了解经历的人们。可是他一辈子不能经过，当然不了解。这是多么可怜呀!
我看这文章以后想，只有一天也一定努力生活，不做跟他一样的人。
文五/郑尚勋：
课文的内容很有道理。当然办事人人都应该认真办到底，不能马马虎虎地去办事。但“差不多”有不好处，也有好处。
“差不多”真危险的方面是会影响别人。在韩国的汉江有很多桥梁。其中一座桥叫做“成水大桥”，其实我不太清楚用汉语怎么称呼它。在九十年代后这座桥其实破旧了，政府应该去把桥修理了。但是当时他们想着差不多，没问题，不管它了，并不认真对待它了，所以这座桥自己破下来了，当时经过桥的人有的死了，有的受伤了。真是让人生气的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差不多”后来就会带来什么后果。
但我还想要说，在现代社会上，有的时候真要“差不多”的本事。现代社会不是复杂的社会吗?在社会和生活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不能认真办它。因为事情又太多又太复杂，如果这所有的事情认真处理，会让人累死，会带来负效应。我认为中国民族政策和世界各国家的政策，有的时候严格又认真，有的时候马马虎虎的。这意味着“差不多”也有好处。“差不多”不好是不好，可是也需要的。
文六/权景允：
我小时，韩国也有很多差不多先生，他们忍让别人的差错，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顺应着自然的秩序，悠悠自居地生活。
可惜社会越来越产业化和资本主义化，那么人间味丰富的差不多先生几乎无影无踪了，反而“冷血汉”先生们得势了。他们以钱为至高的价值，为惟一神，为了得到钱的话，他们甚至放弃父母、妻子、祖国，什么的。
差不多先生是豪杰，可以混淆千元和十元。他才能从钱解放人类。一直被蔑视的差不多先生!!现在我们恳切地等着先生的救助!!!
批阅这六篇短文的过程中我不时驻笔沉思。它们给我深深的触动。并不是他们的观点让我感到惊诧、奇怪，而是何以面对同一篇作品，同为韩国人的他们竟会有如此不同甚至相反的理解与评价，并且将它们自由地表达出来?
我们可以看出：
文一的作者承认“差不多先生”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是不适应的，但她以现代人的宽容意识承认：这也是一个人所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换言之，他有这样生活的自由，别人不能随便或简单臧否；
文二的作者的看法与“我们”的看法接近。但同时也传达了对与“差不多”相匹配的另一句话：“过两天”(这也是国人的又一句口头禅)的否定性印象；
文三的作者与文一的作者在认识上有相通之处，即承认“差不多先生”存在的合理性。但他给予了进一步的积极评价：“如果没有他们，社会就会乱得仿佛一个战争(世界)。”这一认识有其现实意义上的深刻性：“差不多”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可以化解许多因“认真”而造成的紧张与对抗，也避免了许多可能的破坏与牺牲；
文四的作者在批评“差不多”先生一点上与“我们”接近，但其独到处在于一个细致的体察与理解：一个人如果没有认真地做完、做成一件事，他就永不能体会因之而有的快乐。因之，这样的人的一生是“多么可怜呀!”这一细腻的揭示曾令我在阅读中心头怦然一动。这一体味有鲜明的个人性。
文五的作者用“我们”习用的“两分法”评价“差不多先生”(但我们在面对同类性质即否定性对象时却常常会忘记了“两分法”)。他指出其危害，但更强调其“好处”。这一认识建立在社会太复杂、事物太复杂，如果事事“认真处理，会让人累死，会带来负效应”，因而“差不多”也是需要的这一基础之上。这一认识与文三相通，但又深了一层，因为它不仅承认“差不多先生”存在的合理性，而且认为：面对复杂的社会与事物，“认真”常常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或会有负效应的。一个现代人必须懂得“妥协”。人们从看似“不认真”的妥协中有时会有更大的收获。当面对更远大的目标时，小的、次要的东西便须以“不认真”对待之。说句题外话，如果“巴以冲突”能以相互“不认真”的妥协这一思维方式处理，和平或可有望?
至于文六，则是“惊人之语”。这位学习极认真也努力且不时提出问题的留学生是一位有经历、阅历与思考的中年人。他对“差不多先生”的反应具有某种“现代主义”的色彩。他从现代人的“认真”中看到了产业化与资本主义化的弊端、看到了因此而生的人际关系的紧张、看到了“金钱拜物教”的时代影像；他从“差不多先生”的“不认真”看到了亲合人性的超然与闲适，看到了生活的本来含义，他给予“一直被蔑视的差不多先生”以“豪杰”的高度评价，这虽然有些剑走偏锋的味道，但也实在是有独到的见解。
出自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基本是同一年龄段的作者的六篇文章各有侧重、各有角度、各有结论，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有趣也意味深长的现象：他们的思维为何与“我们”不同?他们同胞相互之间为何亦有不同?
我觉得，为时久远的“驯化”，我们的思维已是定势的、单一指向的，它甚至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我们或构成“我们”的“个人”已很少或不习惯甚至不能“换个角度”或“换个方向”去思考问题了。尽管列宁说“我们每个人肩膀上应长着自己的脑袋”，但一开始“思想”，我们便同是一个脑袋了。因之，当我们面对一个具体的“对象”——比如一篇作品、一位“差不多先生”——我们便会有几乎众口一词的理解、千篇一律的表达、取向一词的结论。而作为留学生的“他们”，则以面对“差不多先生”时的不同反应表明并证明他们的思维是活跃的、自由的、多维度的、个人化的，因此在他们那里也才有了所谓的“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之同名主人公)这样的多种理解。无疑，“他们”活跃、自由、个人化的思维是最具活力的思维。思维的自由与否、活跃与否、个人化与否影响的不只是对一篇作品一个形象的解读与评价，它影响的甚至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全部的精神状况。这一精神状况又必然决定了它的精神活动与精神生产以至物质生产的能力。我想，这大概是我们在面对“他们”对“差不多先生”的不同解读时要深刻反思的最要紧的东西。
那么，我们的思维何以是定势的、单一指向的、停滞的、非个人化的?在我的理解中，这既有远因，也有近故。
所谓远因，当是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统治造成的精神遗害。这一统治一表现为封建专制的极权政治，二表现为与之相伴的儒教文化。从根本上讲，专制制度与儒教文化在精神上是压抑个人、压抑个性、也压抑自由思想的。其目的自然在于强化以统治者为代表的所谓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家族意识(家族乃是一个缩微的国家)，个人、个性、自由思想是没有空间或空间很有限的。前者强调、要求的是服从与秩序，后者需要的则是自由。几千年的历史中由于前者的强大最终使后者成为牺牲。“个人”、“个性”、“自由意识”的问题在西方是以文艺复兴为起点全面提出并最终得以解决，在中国则迟至“五四”才得以面对，但又因“救亡”等原因，这些归属“启蒙”的任务并未最后完成。这就使与自由、活跃、个人化的思维密切相关的“个人”的地位、“个性”的存在、“自由”的意识诸问题被又一搁置。其结果之一便是我们在思维上单一、停滞与非个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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