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知识分子精神的别一种究诘与表达

作者：王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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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懿翎《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人民文学出版社，二OO二年七月版)主要讲述的乃是年龄差距多达二十七岁的小侉子与江远澜之间极富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确实可以被归类于爱情小说之中，确实可以让读者联想起具有相似故事原型的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与杜拉斯的《情人》来。然而，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虽然懿翎的小说具有与《洛丽塔》和《情人》相似的故事原型，但这三部小说的最终艺术旨归却是存在明显差异的。在我看来，如果说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旨在通过对亨伯特与洛丽塔之间畸形恋情的表达探究挖掘隐于这畸恋行为之下的深层人性的婉曲与幽暗的话，那么杜拉斯的《情人》则更多的是要通过对肤色种族不同的男女恋人之间那刻骨铭心的生死恋情的描述，在探究人性深邃的同时也在表现着男女主人公之间最终难以彻底沟通消除的文化差异。与《洛丽塔》和《情人》相比，虽然懿翎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中同样有着对于人物精神深层复杂人性的触摸与表达(其实，从本质的意义上来看，任何优秀的叙事文学作品都离不开对于深层人性的探测与表现)，但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却并不只是体现在这一点上。在笔者看来，《把绵羊和山羊分开》真正的原创性价值其实体现为故事发生的时间乃是“文革”——一个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格外具有特别意味的特殊时段。正是这样一种特异的事件背景在赋予小侉子与江远澜之间奇异爱情发生的可能性的同时也赋予了这一奇异恋情一种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不难想象，设若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抽掉或者置换，那么懿翎的这部长篇便大约只能成为一部廉价的只是一味地勾起读者好奇心的通俗言情小说了。读者或许会增加不少，但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反倒可能趋向于无了。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编者以“它不靠残忍的激情与绝望的忧伤令人沉醉，而是让人物的命运因为对时代生活的丰富含藏和清晰折射而引人深思”的话语对小说价值进行的评判就是极其准确到位的了。在笔者看来，懿翎《把绵羊和山羊分开》的价值正体现在“对时代生活的丰富含藏和清晰折射”上。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对时代生活的丰富含藏和清晰折射”便是指作家对于那一特殊时段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命运与精神的别一种究诘与表达。
　　虽然从表面上看占据小说主体地位的是小侉子与江远澜之间的奇异情事，他们如何在电影院通过“围巾”事件相识，如何因补课而相怨相恨，以及在相怨相恨的补课中又如何夸异地化怨恨为爱恋的故事构成了纵贯全篇的结构线索，但在笔者看来，作者的真实意图其实并不在对于男女主人公情事的表达上。懿翎的匠心独运处正在于她的以不写为写，她真正要刻意地加以探究表现的东西在文本中只是如蜻蜓点水般地点到为止，或者说她只是在情节的铺叙过程中留下一些耐人寻味的蛛丝马迹，以牵引读者如侦探般地去探寻潜隐于这故事深层中的内在蕴涵。在这个意义上，《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便可以让我们联想起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来，浮出水面来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冰山的绝大部分依然沉没于海水之中，需要读者发挥充分的想像力去进行探求。就此点而言，说懿翎的这部长篇小说具备了鲜明的现代叙事品格便是顺理成章了。小说的主体故事发生于文革后期的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正值“教育回潮”时期，于是一群被打入另册的知识分子作为教师便和一群来自各个阶层水平年龄均参差不齐的所谓学生集聚在了雁北地区的喜城中学，小侉子与江远澜跨越二十七岁年龄的师生恋便是在这期间得以萌生发展的。在小说所描叙的一系列事件中，颇具神秘色彩同时却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发生在喜城中学的一连串教师(知识分子)死亡事件。约略计来，死亡者先后有于拙、瞿昙海伦、侯大梅、靳绮神、白个白、方向明、阿琪、程星辰与石磊磊。在一部小说中，出场人物大半是死亡的人生结局，且这死亡大都并非正常的自然死亡，这“死亡”事件在文本中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了。我们注意到，在写及这一连串死亡事件时懿翎只是如草蛇灰线似的在偶一触及关键处之后便迅速宕开了笔墨，这就使得这些死亡给读者留下了突兀而至幽暗不明的强烈印象。在一般的小说文本中，死亡来临之前作家总会有一番气氛的渲染与暗示，而在懿翎的这部小说中，那充满暧昧色彩的死亡却总是像那些不请而至的不速之客一样突然降临到读者面前。同时，对于这些非正常死亡的死亡原因，作者也采取了讳莫如深隐约其词的处理方法。比如关于于拙之死，作者只是交待小侉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了贾校长对着于拙的尸体在痛苦地解释：“我睡了你的女人不假，我已经得到报应啦”而已。再比如关于石磊磊之死，小说文本也只是在进行了“有消息说她的家族有心脏病史，兄弟姊妹无一人活过四十岁。有消息说她死于药物过量。更有消息说她的死与上面某领导的绯闻有关，她是被迫自杀的”这样一番猜测性描写后，借韦荷马老师之口，说“石老师是不堪逼迫而死的，她的一生和她的名字‘磊磊间中石’天然妙合，生之名，死之誉早已神料”。但是，正是在作者有意忽略后留下来的那些蛛丝马迹中，我们可以探知这些死亡者的真正死因所在。很显然，正如韦荷马断定“石老师是不堪逼迫而死”所暗示的那样，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这一连串非正常死亡差不多全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紧密联系的，早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即已开始的知识分子遭排挤受迫害的过程，在文革中达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小说中这些均毕业于国内名牌大学的知识分子之被迫到塞北小城的中学当教师，这一事件本身就已经是他们不公正人生遭际的一种证明，而他们的一连串非正常死亡，则更是他们苦难人生的表征所在。我们注意到，在小说中曾出现过这样一段叙述话语：“喜城中学的老师们一直把自己喻为无主的羊群，谁来撵羊，谁来捉羊，谁来放羊，谁来宰羊，似乎没有人集中精力去考虑这个问题，更没有人用耐心和热忱去解决这个问题。”当这些饱受折磨的知识分子们把自己比喻为无主的羊群的时候，此处之“主”便是指当时十分不正常的文革政治。窃以为，在他们根本不关心谁来“撵”、“捉”、“放”、“宰”自己的行为中所隐藏着的其实正是他们对不合理政治一种极度的轻蔑态度。在这个意义上，则他们动辄便采取的非正常死亡方式，庶几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不合理政治的最大抗议与嘲弄。
　　早在《把绵羊和山羊分开》问世之前，我们便有过许多以文革与知识分子为共同表现对象的小说作品，其间也自然会有诸多思想精神形态各异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然而无论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精神状态如何各各不同，但有一点却似乎构成了他们一种共同的精神印记，那就是虽然他们自己身受政治之害，但他们自己其实也对政治持有着强烈浓厚的兴趣。他们不仅无法像懿翎小说中描写的这群知识分子一样根本不去“考虑”或“解决”到底由“谁”来主宰自己命运的问题，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还总是要把自己的行为指向于政治，因而也就与政治构成了一种殊难剥离的纠葛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便不妨把这样的知识分子称之为政治化了的知识分子形象。质而言之，由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日益畸形政治化了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与制约，更由于他们自身人格的过度软弱，他们根本无法抵御外在的强大政治压力。于是，从日常言行到深层思维方式，甚至到他们的基本文化心理结构，便都无可避免地政治化了。与此类明显政治化了的知识分子相比较，出现在懿翎小说中的这些知识分子形象便具有了突出的另类色彩，他们之对于政治的格外冷漠甚至于对政治所持有的一种冷嘲热讽的态度，所透露出的其实正是知识分子精神中极为高贵的一面。关于这一点，江远澜对小侉子说过的一段话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在谈到小侉子的作文时，江远澜说：“你的福儿奶奶在作文里死了活，活了死，一会儿是救骡子，一会儿是保粮仓，再不就是战山洪，且不说你福儿奶奶一双粽子脚会不会凫水，且不说全县数你们村海拔最高，洪水如何爬坡攀登，且不说大旱连续三年，桑干河即将底朝天，我想讨教你是有一个福儿奶奶，还是有X＋Y个福儿奶奶?”这段话语中，在作文中让福儿奶奶几次死活所表现出的小侉子的顽劣品性姑且不论，江远澜所罗列的“救骡子”、“保粮仓”、“战山洪”这一系列事件所折射出的其实正是当时畸形政治的存在印痕。在这个意义上，江远澜的话语实际上便可被看作是对当时畸形政治话语虚妄性的一种有力的消解与戳穿。既然已经意识到了时代政治的虚妄与荒谬，那么自觉地疏离于时代政治之外便成为喜城中学这些知识分子一种自然而然的人生选择。细读文本，你就不难发现他们既可以为爱情而痛苦，如江远澜、石磊磊、庄稼重、程星辰等，也可以为衣食而忧心，典型如江远澜之专吃大米，还可以为智慧所苦恼，这一点在他们虽然表现形式不一但精神内核却相当一致的对待教学，对待自己孜孜以求的事业的严肃态度中便可有一目了然的领悟，然而惟独没有表现出对时代政治的兴趣来。对于这一点，小说中惟一带有负面色彩的人物形象，曾经与这些知识分子们朝夕相处的贾校长的感觉应该说是敏锐而准确的：“这两年来，他对麇集到此的各路知识分子精英算是领教够了。表面上，他们是一群享有流放恶名的流放犯，是臭不可闻的老九，但实际上他们比叫化鸡还要飘香四溢，飘香四季!他们比喜城满山遍野最具毁灭植被、庄稼的白草还要耐旱，耐寒，耐风沙，他们的神情中总有一种在百老汇上演歌剧的兴奋，哪怕迎来的是死亡的厄运。他们动辄就死的行为比病毒还善于传播，但是却从来没有人恐惧，个个都是视死如归的模样。”尽管置身于特殊时代政治氛围笼罩下的这些知识分子们事实上很难摆脱畸形政治对他们的戕害，但更看重人格尊严的他们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可采取种种非正常死亡方式，也不愿意为了苟全性命而去屈从于当时的畸形政治。在笔者看来，这正是懿翎《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全然有别于文革后的同类小说作品中具有明显政治化色彩的知识分子形象的根本特征所在。本文标题所谓“知识分子精神的别一种究诘与表达”的具体语义内涵首先指的也是这一点。懿翎小说中写到过的此类知识分子形象大约有十多位，其中塑造最成功且极富新意者当推江远澜和韦荷马。
　　先来看韦荷马。据作者在后记中交待，韦荷马是有原型的人物(即作者插队时的语文老师陈鼎民先生。但又何止是韦荷马呢?女主人公小侉子身上其实便有着作者懿翎自己的影子。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懿翎的这部长篇理解为一部自传体小说，归类于描述展示主人公成长历程的“成长小说”之中。而在另外的意义上，所谓“自传”、“成长”云云，也只是意味着作者对自己所欲表现的生活对象有着一种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而已。惟其将自己刻骨铭心的真情实感全部投入了写作历程之中，她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才会具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韦荷马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内心深处对于当时的畸形政治有着入木三分的深刻认识，故而便以“佯狂”的形式巧妙地应对防备可能随时降临的畸形政治对于自己的迫害。在喜城中学，韦荷马一向以“惧内”而著称，岂料这“惧内”却是他们夫妻间上演的一出“周瑜打黄盖”。韦荷马对江远澜说：“倘若我不声称内人把我整得苦不堪言，我也会像瞿昙海伦、石磊磊一样死得只剩骨头棒子了。”一语道破天机，原来韦荷马的“惧内”却也是一种机警的自保策略，也是一种知识分子针对畸形政治的消解应对举措。这其中既显示出了韦荷马的智慧，却也映现出了身处险境不得不如此的一些无奈来。韦荷马此举可以让我们联想起哈姆莱特的装疯来。哈姆莱特为复仇而装疯，韦荷马为自保而“惧内”，二者几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韦荷马虽然时常装出一副窝囊相以“惧内”为自保之策，但他内心中真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骨其实也还是很暴露过几回的，真所谓“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者也。比如小说中曾写到过韦荷马总是怀着绝望痛苦的心情听当时广播上的各种报道的细节：“因为他固执地自负地认为：他能听到这些报道，无疑是在用另一种特殊的形式分担整个民族的痛苦与悲哀。”再比如有一次上课时，韦荷马情不自禁地借屈原而大发感慨：“国魂屈原尚遭两次流放，一次被楚怀王逐于汉北，一次被顷襄王逐于江南，但屈原不屈，写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名句。我能来到喜城，有流放之事但无流放之志。今示古人《春天》，冀盼同学们举一反三，深思深想，该当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拥有一个怎样的春天，我们又能为这春天做怎样的贡献。”虽然韦荷马是在借屈原而自鸣其志，但从二者的精神实质来看，其实是既有相同也有相异之处的。二者的相同处即虽然都身处逆境都饱经苦难折磨但却始终牵挂着自己的祖国与民族，相异处则在于屈原尽管身受政治之苦，但却一直没有放弃对政治的信念，而韦荷马则已经洞悉了畸形时代政治的全部险恶与丑陋。他那“惧内”式的佯狂自保行为，在笔者看来，正与懿翎小说中那些知识分子的非正常死亡方式一样，所透露出的正是对畸形时代政治一种断然的冷漠、厌倦与拒绝。韦荷马作为知识分子一种高贵的精神风骨正是这个意义上才得以充分显示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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