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知识分子精神的别一种究诘与表达

作者：王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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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看江远澜。这是较之于韦荷马更具个性化色彩的一个知识分子形象。如果说韦荷马尚且对外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包括政治生活在内)有着一定程度的理解的话，那么江远澜与日常生活(当然也包括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却始终处于难以和解的紧张状态之中，或者说江远澜在骨子里根本就拒绝介入参与到日常生活之中去。于是，这样一位数学系的高材生，山西大学数学系的副教授在生活中面对日常事务时的尴尬便几乎是家常便饭了。明明下着大雨，但拿着雨伞的江远澜却忘了将其打开：“江老师拿着雨伞，但慌乱中没有打开，一直像摇着个拨浪鼓举着，浑身湿得更透彻，他的头发也编成了绺绺。”更有甚者，为了给小侉子买头箍，江远澜一个寒假中三次往返于喜城与北京之间，结果却未能如愿，以至于大发感叹：“给女人买东西是件要命的难事。女人要的东西实在是太复杂了，比数学复杂一千倍。”为了达到和小侉子结婚的目的，江远澜居然自称自己强奸了小侉子并主动到公安局去自首，他这么做的目的只不过是“我只想先斩后奏娶她!”这就使郭局长不由得生出了“这世界上真是没有比知识分子自以为是更可怕、更讨厌的事物了，他们的创造和他们的破坏让他从另一个意义上理解了秦火一炬的原因”的感慨。然而，尽管江远澜在应付日常事务方面确实是一个低能儿，但从他对自己所追求事业的痴迷与疯狂程度来说，他又绝对称得上是一位数学天才。关于这一点，正如小说中描写的：“数学确是江远澜心目中的北辰，固定在他的灵魂中央，他的手势、语言、神情都痴在其中，自然忽略了我的思绪像四处闲逛的二流子。”为了数学，江远澜可以在狱中钻研啃读《韦氏大词典》；为了数学，江远澜居然一个人被关在大殿当中，忍饥挨渴达三四天之久；本来已经约定要与小侉子一起自杀，但一闪念间出现的数学研究的灵感居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那一日，江远澜突然间想到了旷日持久，尚未解决的数学难题后撒丫子就跑，他心中是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豪情，一如高斯发现了F2=17也是费马素数的喜悦。”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江远澜就是为数学而生的，数学就是江远澜，江远澜也就是数学。窃认为，在一个畸形政治凌驾于其他任何事物之上的时代，如江远澜这般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专业研究之中的知识分子对于自己专业的那种痴迷疯狂的态度与行为，实际上体现出的正是江远澜们在看透了畸形时代政治的虚弱本质之后对于畸形时代政治的一种轻蔑与超越。也正因此，江远澜那只吃大米的行为便也带有了明显的象征隐喻色彩。在笔者看来，仅对江远澜一人而言，只吃大米而拒绝进食其他杂粮的怪癖庶几可以被理解为是对其精神品格高贵不与流俗汇同的一种有力象征。其实，江远澜固然在日常生活方面呈现出了许多不通俗务的特征，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他对当时畸形时代政治的虚妄与荒谬缺乏必要的观察认识。我们注意到，江远澜的宿舍里挂着一首诗：“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情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既然挂在江远澜的卧室里，那我们便不妨把这首诗当做江远澜的自况。在此诗中，江远澜痛惜自己虽有绝世的数学才华，但却因身处乱世而得不到充分施展的机会。所谓“高节终竟受疑猜”，指的正是他被贬喜城的生存现实。正如同韦荷马曾借屈原而大发感慨，江远澜在此处也引屈原为同道。由此诗即可看出，虽然不谙俗务，虽然总能痴迷逃遁于数学研究之中，但在江远澜的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真切的精神痛苦存在的。但也正因为江远澜对于畸形的时代政治有一种相对深刻的体认，所以他才会这样批判孔老二：“孔老二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将中国教育引向了歧途，孔子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几乎有柏拉图对西方教育的影响那样长久。但孔子不谈数学，这很可能就是造成中国比较落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江远澜似乎与当时的其他人一样确实是在批判孔子，但从精神实质上看，他的批判与别人的批判又绝对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一位“数痴”、“算呆”，他不仅对于中国数学的滞后痛心疾首，而且认为这种滞后局面的形成与孔子“不谈数学”确实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江远澜对孔子的批判又绝对是真诚的，他实际上是在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但在另一个方面，由于江远澜之批孔子与当时畸形时代政治之孔子批判的错位，他的这种批判行为实际上又在无形中构成了对于畸形时代政治的一种有力消解。这样，在批判孔子这一行为细节中，江远澜作为一位酷爱事业的知识分子的超人智慧与精神风骨便得到了一种强有力的艺术表现。此外，在江远澜以油条作哑铃以应付教师早操的行为中，他所特有的那一种生活智慧也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展示。论述至此，我们不妨引述小说中郭局长对于江远澜的一段评价来归结对江远澜的分析。在我看来，郭局长的这段话将帮助我们更准确合理地理解把握江远澜其人以及他存在的意义：“他(指郭局长)一直觉得喜城中学有江远澜，乃至一批江远澜的存在所具有的教育意义和模范作用就在于他们个个都忘我钻研：他们与精神的人及将要成为精神的人，构成一种类比，他们哺育给学生们的思想及思维方式，都是注入在下一代心里的弥足珍贵的精神种子。”
　　如果说对于江远澜、韦荷马等一系列以其视事业为生命且又格外重视个人人格尊严为显著特征而明显地区别于文革后同类小说中带有鲜明政治化色彩的知识分子形象的独特发现和成功塑造可以被看作本文标题所谓“知识分子精神的别一种究诘与表达”的首要语义特征的话，那么本文标题的第二个语义特征便是指懿翎小说对于叙述视角的成功设定。小说是叙事的艺术，对于小说尤其是现代小说而言，能否设定一个巧妙的叙述视角是衡量小说艺术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于这一点，身为小说编辑的懿翎当然是十分清醒的。从其具体的文本叙事实践来看，作家在这方面很显然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所采用的乃是非限制性的第一人称的叙述模式。这也就是说，一方面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即女主人公小侉子)为叙述者，但在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叙事过程中，她并没有严格地遵守第一人称叙事的叙事规则，许多超出了“我”(小侉子)的视野之外的人与事其实也都进入了“我”的叙事范畴之中。所以我们才把这种叙事方式称之为非限制性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更严格地说来，小说所设定的其实只是“我”也即小侉子的一种叙述视角而已。在笔者看来，正是这样一种叙述视角的设定为小说的最终成功提供了某种艺术上的保障。我们注意到，在故事发生发展的主体时间(即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内，小侉子的实际年龄是十四五岁。而十四五岁，正是一个人从不谙世事到长大成人过程中的关键时段。在小说中，虽然由于个人特殊的坎坷经历，小侉子看起来比同龄人显得要成熟许多，但实际上她对于许多事情的看法正处于半懂不懂的朦胧状态。关于这一点，只要将小说正文与后面的补遗一、二略作比较，即可有一目了然的认识判断。但也正是因了尚处于成长过程中的小侉子对于那一特殊时段中人与事的半懂不懂，小说才取得某种类似于雾里看花的艺术效果。对于小说中的诸多人事，小侉子的感觉、描述与认识明显地错位于这些人事的本来面目，而这也就为读者留下了极为阔大的思考参与空间，可以诱发读者以极大的兴趣介入参与到对文本的解读过程之中。同时，由于小说中的一切人事均是由小侉子眼中看出并转述给读者的，因此这一切人事在作品中均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形。而这种变形，在进一步磨砺读者的审美接受感觉的同时也给小说本身带来了一种现代的叙事审美品格。
　　在关注分析小侉子作为一种特定的叙述视角，所必然产生的特定叙事艺术效果的同时，我们同样应该注意到小侉子也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之一。作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在笔者看来，小侉子是如同江远澜、韦荷马一样塑造极为成功的个性鲜明独特的人物形象。小侉子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她出生一个月的时候，父亲就被打成右派。在那个荒唐的年代，由于这样一种特殊的家庭背景，年仅十二岁的小侉子便只能以知青的身份去喜城县插队落户。小侉子天性顽劣、调皮，很小的时候便怂恿父母离婚，五岁上幼儿园中班时就想到过死，七岁时因为产生了要“还一个孩子给双亲”的念头，居然从幼儿园偷了一个小孩回家。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得到，对于这样一个拥有如此天性，在十二岁时便开始独立生活的女孩子而言，在远离北京的喜城县，在没有了父母的管束之后，其顽劣调皮的天性究竟会有怎样的一种放任发展。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系列这样的景观：她可以带着十七只母鸡和一只公鸡来喜城中学上学，为发泄对江远澜强迫自己补课的怨气可以三番五次地“偷”江远澜的钱，可以把江远澜在大殿中一锁就是三四天之久。然而，尽管小侉子的性格中确实有其顽劣调皮的一面，但也还有着善良纯真正直仗义的一面。在得知大队的油坊要开，但油捻儿用的棉花钱还没有着落的时候，她可以慨然地捐出刚从江远澜家“偷”来的十元钱。也可以在刚做完手术尚未拆线时便到南坳参加消灭羊群疫情的活动。虽然她表面上总是一副嘻嘻哈哈、大大咧咧的样子，但内心深处其实对同样作为异乡人而身处逆境的喜城中学的老师们却充满了本能的理解和同情，与江远澜的相遇且更进一步的相恋相爱既是小侉子关键的一个人生转折点，也是促使其心智迅速成人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某种意义上，小侉子与江远澜的畸形恋情乃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人性荒漠时代的人性奇迹。细读文本，即不难发现，正如同小侉子与江远澜的爱情本身带有鲜明的奇异色彩一样，懿翎在小说中对他们之间爱情的描写本身也足堪以奇异称之。一般小说中对爱情的描写总离不开甜言蜜语与情意缠绵，但小侉子与江远澜之间的爱情却是在双方不断的对峙与争斗中不自觉地萌生出来的。由于江远澜是数学的疯狂痴迷者，由于小侉子是尚未成年的只有十四五岁的少年，所以在情感的产生与表达方面，他们绝没有丝毫的虚饰与伪善，他们之间的感情一旦爆发，就再也难有改弦易辙的可能。虽然由于时代的差异变迁，由于天地造化弄人，江远澜与小侉子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悲剧，但从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来看，他们其实一直都是把对方视为自己惟一真正的情感依托对象的。在笔者看来，小侉子与江远澜之间奇异爱情故事的发生与文革这样一种特殊的时代背景有着某种殊难割舍的联系。一方面是文革这样一种畸形的时代政治促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另一方面他们那奇异爱情中蕴含着的人性光辉又强有力地映照出了畸形时代政治的孱弱与苍白。无论是江远澜，还是小侉子，作家对他们形象的成功塑造都是通过对他们奇异爱情的奇异展示才得以最终完成的。窃以为，正是在与江远澜之间奇异爱情故事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小侉子性格中善良纯情的一面才得到了某种充分的展示，小侉子这一人物形象才得以立体化地进入了读者的阅读视野之中。
　　除了个性化的知识分子形象的成功塑造以及一种恰切的叙述视角的睿智选择之外，本文标题的第三个语义特征便是指懿翎在小说中对于语言的一种创造性运用。在笔者看来，懿翎《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中对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对于知识分子语言与民间语言的交叉运用。在一般意义上，一部专注于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小说似乎只应该运用典雅的知识分子语言，而懿翎这部小说虽然也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表现对象，但她却成功地将典雅的知识分子语言与粗俗但却不乏活力的民间语言(具体来说，便是雁北方言)交织在了一起，使二者水乳交融地汇流成一个有机整体，交汇成了一个极其鲜活灵动的语言艺术世界，这一特点的形成，与懿翎小说所要展示的是一群自城市来到乡村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与生存境遇的思想主旨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不难想像，无论舍弃了其中的哪一种语言形式，《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恐怕都难以达到现在这样的审美艺术效果。其次是一种戏谑夸张反讽幽默的语言风格的具备。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先摘引两段关于江远澜的描写：“江老师像只垂头八哥，双肩左低右高，厚大的嘴贴在胸脯上，后脑勺尖锐地向前冲，整个臀部下滑，腿精细”；“江远澜身上好像安了无数失灵的水龙头，哩哩啦啦似蒙松雨儿蔫儿蔫儿地跟着他。他身披一块墨绿色有白条的浴巾，既无风箱板宽，也无风箱板厚的胸脯每打一个喷嚏，肋骨都有射出去的危险，可他还无畏地打着喷嚏，再加上他下身只穿一件月白色府绸的裤头，上身只穿皇帝的新装，锄板一样窄长的脚丫子，吧唧吧唧走着走着还甩甩抖抖”。在懿翎的小说中，类似于这样的叙事段落几乎俯拾即是。由这两段话语，我们即不难对于小说文本戏谑夸张反讽幽默的风格有一种直观的领悟把握。在笔者看来，这样一种极其个性化的语言风格的具备乃充分体现了懿翎的叙事智慧，在当今的中国小说界，如懿翎这样具备鲜明个性化语言风格的作家其实并不多见。第三是指小说中人物语言的高度个性化。江远澜的语言中到处充斥着数学概念与数学语汇，韦荷马的语言中总是闪烁着某种避世的无奈与痛苦，小侉子的语言则是典型的融儒雅与粗俗于一体。高度个性化的人物形象自然需要能使读者闻其声见其人的高度个性化的语言。这虽然已经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基本常识，但在现代后现代普遍忽略人物语言个性化的今天，似乎也还确有对于这常识作再度强调的必要。总之，正是因为有了如上所言懿翎在小说中对于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为依托，所以她的《把绵羊和山羊分开》才最终获得了艺术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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