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3期
玫瑰在红尘浊雾中凋谢
作者：袁珍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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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的长篇小说《无字》，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空前的宏篇巨著。在洋洋八十万言的三大卷旷世奇文里面，作者用满蘸着凄清血泪的笔尖，书写了女作家吴为家族中，三代妇女的婚姻痛史。这是中国文坛难得一见的杰作。可是，文坛对《无字》的评论，却甚为沉寂。虽然有名作家的摘疵之议，可那评论的“男性话语”立场，几乎遮蔽了作品的主题真义，不免使人遗憾。因此，有必要对这部巨著，另行做出解读。
应该挑明，我所说的“男性话语”评论，指的是二二年第六期《读书》杂志上王蒙先生《极限写作与无边现实主义》一文。尽管我对王蒙先生一向充满由衷的尊敬，我仍然不能不说，王蒙先生作为一位“作家”，在中国无疑是“第一流”的顶尖高手；而作为“评论家”，王蒙先生却未必达到了相等的水平。主要是由于“男性话语”立场的偏向，使王蒙先生的评论，着重于挑出书中过于坦白、过于尖刻、过于激愤、过于粗俗、过于不顾及隐私和体面、过于不珍惜曾经有过的爱情、过于势不两立、过于“极限”和“无边 ”的种种“毛病”，而却忽略了作品的主题，在于展示“男性中心”社会中，女性之无可逃避、无可躲闪的悲剧命运。——《无字》所展示的，是吴为家族三代女性对爱情、婚姻与家庭理想的追求，都在漫长的婚姻灾难中一次次幻灭的历史画卷。在这样悲凉的画卷面前，王蒙先生对语言艺术“毛病”的挑剔，是否有些舍本逐末呢?(请原谅我的冒昧与失敬)
《无字》之所以表现为一种“极限”与“无边”的写作，实际上是由于作者对女作家吴为与老干部胡秉宸的婚爱过程，不仅采取了“全知叙事”的方式，而且，仿效了卢梭写《忏悔录》那种“全透明”的风格。这种写法，可以有最大的灵活性，可以涉及最微妙的生活细节与最隐秘的心理情态，因而，它与自传式的书写，非常近似。但是，它与自传是有区别的。它还可以采取旁观“插白”与即兴发挥的议论，对人物的表现，随时做出客观的评议或冷峻的讽诮与剖析。所以，它比自传有更为灵动之处。作品采取这样的写法，无论是由于作者情感驱动的主观选择或作品内容的客观需要，应该说，正是它的一大特色。有许多别人不能说、不敢说、不愿说的话，在这部作品里无遮无掩地袒露出来了，其尖刻、粗俗与放肆，或许在社会观感上不足为训，但这不正是张洁之为张洁的“大解放”风格吗?——要知道，如果这些话不由张洁的作品写出来，习惯了温文尔雅腐儒君子之风的中国，也许就永远不会有这样大胆的创造性的女性主义写作。
《无字》讲述的故事，是使人怵目惊心的。吴为家族三代女性的婚姻悲剧，是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缩影。而吴为个人的悲剧，更是当代中国知识女性爱情与婚姻悲剧的典型。
吴为的外祖母墨荷，从一个地主家的闺秀，嫁到一个寒伧的私塾先生的“书香门第”，丈夫叫袁志清。实际上，这叶家是从山东逃荒到东北来的农民(用吴为的话说是“贫农”)。墨荷的婚姻完全决定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国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传统嫁娶程式，只是家长与家长之间“一摔手”就决定了的事情，并不征求女儿的同意。墨荷嫁过门，就从地主家“闺秀”变成了整天忙于家务劳动的“长工”，“她喂猪、喂鸡，做一大家子的饭，涮一大家子的碗，还得缝一大家子的衣服、袜子、鞋……却样样还不称大家的心。”“她做得太多，就有太多的不是可以数落。”上有吴为的奶奶一手遮天，旁边有小姑姐发号施令，墨荷劳累一天，也别指望躺到炕上歇歇腿，睡一觉，还得服侍奶奶抽烟。“奶奶抽一袋，墨荷装一袋，点一袋，一直抽到三星上来……”“丈夫可以嫖窑子，可以让她每年生育一个不能成活的孩子，可以让她奴仆般地服侍……虽则她心怀不满，却也说不出什么，那可不是男人分内的事?……”对于婆家的生活折磨，墨荷最有力的反抗就是回娘家。只有娘家是她惟一的退身之地，可以缓解困难，稍事喘息。墨荷大概一辈子也没听说过“爱情”这类字眼，她只是在自己心里，藏着一个想象的意中人。就这样，她过着从来没有笑容的生活，直到她最后一次生下死孩子，在大出血中死去，走完了她劳累、委屈的一生。——这就是张洁笔下所描述的老一代中国妇女，在旧式封建婚姻习俗支配下的悲剧命运。她留下的惟一活着的女儿，就是吴为的母亲叶莲子。而这个女儿，又成了她的悲剧命运的继承人。
叶莲子的生命力特别顽强。小时，村子里流行伤寒，兄弟姐妹都死光了，她却在垂死中活了下来。这时，袁志清在张大帅的队伍里当了差，墨荷死后，他另娶了继母。叶莲子跟着父亲和继母到了锦州，上了小学。“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军奉蒋介石“不抵抗”命令退到关内，叶莲子就在北京上小学。与她母亲不同的是，叶莲子的婚姻，似乎是旁人撮合与自主选定的综合效果。但那实际上是“乱世男女”的婚姻。丈夫顾秋水是东北军一位旅长的副官。从“西安事变”到抗日战争，顾秋水的副官身份，决定他只能跟着旅长跑腿，时而到延安，时而到重庆，时而到香港，把叶莲子和吴为母女的生活弃诸不顾。叶莲子在生活中苦熬不过，只好带着吴为到香港去找自己的丈夫。到了香港，才发现顾秋水已经和一个小保姆同居了。叶莲子和吴为母女，不但受到顾秋水的冷遇，还用种种难堪的虐待(其中，甚至采取了故意当着叶莲子、吴为母女和小保姆做爱的下流手段)，逼她们母女离开香港。叶莲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迫在香港自谋生计，几乎被火烧死。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进攻香港，他们一家才又从香港逃回内地。但顾秋水随后又离开了家。叶莲子完全靠自己茹苦含辛的撑持，在五丈塬的农村小学当代课老师，才维持了生计，抚养了吴为，捱到了解放。叶莲子的一生，几乎总是在艰难困苦中挣扎求生，丈夫薄情寡义，不幸的婚姻，加上战争的颠簸，好几次使她们母女陷于绝境。直到吴为成长为一位出色的女作家，她们的家境才有了转变。而叶莲子的婚姻留给她的，则几乎全是心上伤痕的痛苦追忆。
叶莲子的女儿吴为，是这三大卷作品的主角。作品以吴为自叙她与胡秉宸从婚外恋到结婚及离婚的全过程，作为悲剧故事的主线。同时，追述了上两代人(她的外祖母墨荷和母亲叶莲子)的婚姻灾难。乍一看来，作品好像只是吴为的“情史”或吴为家族的“家史”。可实际上，作品中的情节与场景，主要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女性为追求理想的“爱情婚姻与家庭幸福”而付出无限辛酸和满襟血泪的社会生活写实。作品为什么要这样写?写得这样尽情、这样逼真、这样无所避讳的袒露，作者的目的何在?是为了发泄个人的私愤、诉说个人的悲哀吗?或是要对丈夫和情敌有所控诉、有意揭他们的丑、对他们进行报复吗?我以为，这不是作品的目的。即使作品在客观上难免会有某些这方面的效应与牵涉，但是至少，这不是作品的主要目的。黑格尔《美学》中有几句话说得很好：“(艺术作品)它在本质上是一个问题，一句向起反应的心弦所说的话，一种向情感和思想所发出的呼吁。”
《无字》虽然写的是吴为个人及其上两辈女性的婚姻痛史，但它的艺术目的却远远超出了个人恩怨之上，它是向中国社会与全人类发出的呼吁：呼吁“男性中心”的社会能有所改变；呼吁两性婚姻关系的平等与公正；呼吁所有的男人能懂得对女性的尊重、同情与体谅，才可能使自己拥有爱情与家庭的幸福；呼吁全世界能在两性关系、婚姻制度与道德规范上，更多地关注女性的权益。——这是《无字》的主要目的。
但是，《无字》确实也有着特殊的、深层的意义，它有十分激进的现代“女性主义”的内涵。这是因为，作者从吴为个人及其上两辈女性的婚姻遭遇中，已经深深地体味到，婚姻对女性的不公，似乎并不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一步步减轻了、软化了、改进了，相反，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它是变得更复杂、更深沉、更难应付、更变幻莫测、更带有普遍的灾难性了。从《无字》的三代女性婚姻故事中，读者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吴为家族第一代墨荷的婚姻，虽然是在女性完全没有自主权的情况下，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的婚姻，它造成了墨荷终身劳累而从无欢笑的家庭苦役的命运。可是，除了“男人在外面嫖窑子”和家庭中的无权地位，墨荷并没有受到暴力与其他虐待，也并没有被遗弃。至少，她日常生活的温饱是有保障的，家庭是没有离散的。她还有一个可供避难的娘家，心理上还不是完全的无依无靠。而第二代叶莲子的婚姻，虽然在表面上有“半自主”的色调，可她所一度中意的男人，却完全是一个捉摸不定的对象。在战争的流离颠沛中，当女人最需要保护的时候，顾秋水竟然毫无顾惜地甩手而去，把妻女甩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不闻不问。甚至，在妻女“万里寻夫”式地找到香港来投奔他的时候，他居然为了保持与小保姆的同居，对叶莲子母女肆意虐待，胁迫她们离开。叶莲子茹苦含辛历尽磨难所守候着的男人，忽然变成了一个无情无义的恶棍。这个名为“丈夫”的男人，使叶莲子一再陷入人生的绝境。它说明在“男性中心”社会中，所谓婚姻道德，实际上只是制约着女性必须忍饥捱饿地死守着男人，而男人是可以无所不为的；旧时代的法律也只等如一纸空文，连女性人身不受暴力侵犯，也没有任何保障。那婚姻，实际上就是女人的地狱，更不能有“爱情”的奢望。叶莲子饱受了那婚姻灾难的折磨，所以，她对吴为与胡秉宸的婚外恋，一开始就持怀疑与反对的态度。
但是，吴为成长到懂得婚爱的年龄以后，时代环境与她生活中所接触到的社会“解放”气氛，已经与上两代人，有了迥然不同的变化。吴为作为受过高等教育和“革命”熏染的新时代的女性，她的生活目标与思维方式，也是与上两代人截然不同的。在母亲的婚姻灾难中，她也连带地经受了磨难，她心中不能不留下烙印，不能不有超越上两代人的旧式婚姻、去追求理想爱情的希冀。作品的重心，主要就是吴为自叙她为追求理想的爱情，从满怀热望到凄然离散的悲剧过程。吴为像在爱情之河流里腾挪跳踉的一条白鳍豚，她有过非婚同居的试探，并有过一个私生子；她第一次结婚和离婚，也只像是一次失败的实验，留下了一个女儿，却并没有留给她太多的伤感。显然，那都不是她所希冀的婚姻。只是，在她遇到了比她大二十岁的老干部胡秉宸以后，这个男人的“革命英雄”式的传奇经历与才华魅力，才完全吸住了她的整个心灵。她倾心于这个男人，不惧流言、不避羞辱地与他进行了十年“偷偷摸摸”的婚外恋。而胡秉宸不仅是个“有妇之夫”，而且是副部长级的高干；他的原配夫人白帆，是一个革命几十年、有地下工作经验的非常老辣的对手。胡秉宸要与白帆离婚，必须经过党组织批准。而在胡秉宸周围的一批老干部，甚至形成了一个“胡白婚姻保卫团”，使吴为的处境十分孤立，十分尴尬。吴为为了追求理想的爱情，走上了一条满处都是流言、侮辱、欺诈、威胁，插着“不许通行”标牌的荆棘路。
吴为仿佛是一个绝代的“情痴”，迷恋着充满革命传奇色彩的胡秉宸。(她后来说，当时好像是“爱屋及乌”。——由于神往于革命，就深深地爱上了那个革命者，而不知道“革命”和“革命者”是应该区别开来的。——她自己的这种说法，未必合乎实际。不如说，是由于迷恋中的吴为，那小说家的卓越的想像力，把自己理想中的胡秉宸，想象得比真实的胡秉宸更像一个“革命的白马王子”)当她以自己的文学才华，赢得了社会声誉以后，她的“爱情磨难”才开始有了转机。胡秉宸在这时才改变了只和她“偷情”而不和她谈结婚的“情场游戏”的态度；“胡白婚姻保卫团”才终于明白，他们虽然个个身经百战，也对付不了这位“偷人、养私生子”的女人，只好打收兵锣、作鸟兽散；白帆由于过去也有一个孩子不是胡秉宸的，在抗拒离婚时失去了心理支撑，不得不撒手退场。这样，在胡秉宸与白帆离婚后，吴为才由“第三者”、“情人”的地位提升为正式结婚的“高干夫人”。她的痴情迷恋，她的忍辱负重的长期“偷情”生活，才算有了一个看似圆满的结局。
可是，这结局并不是吴为在追求理想爱情的一场混战之后的真正的凯旋，它实质上，只相当于一出悲剧的序幕。在序幕闪过以后，悲剧的情节才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当吴为正在为结婚忙碌的时候，吴为的母亲从小眼毒的叶莲子，却保持了“旁观者”的清醒，似乎预见到这婚姻的终场不是好戏。因此，她不愿和他们住在一起，宁肯和吴为的女儿禅月住在原处。果然，结婚之后，悲剧就一步步展开：吴为作为一个声名鹊起的女作家，不长于处理家务，并往往要离家远出，这个家有时就不能不成为一个空巢；胡秉宸和白帆离婚以后，把女儿芙蓉带在身边，实际上和白帆藕断丝连；芙蓉并不尊重吴为的继母身份，在吴为外出时，芙蓉和她的情人对吴为居处的污染糟蹋，连保姆也生气，吴为却只能忍气而不敢得罪她；吴为只是一个作家，在胡秉宸那些同是高干的老部属面前，不会摆“夫人”架子，也不会虚与委蛇的那一套应对功夫，似乎错了位；胡秉宸离休下来，工资大概(除了支付白帆和芙蓉的需索)只够自己用，家里的一切开支，全靠吴为的稿费支付，吴为的稿费要挑起两个家的生活负担；而最使吴为感到了“终极失落”的是，她并没有得到理想的爱情：胡秉宸除了和白帆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还在住院时结识了新的“女友”杜亚莉，并且，在他和杜亚莉的闲谈中，居然把吴为的“性冷淡”作为话题。(实际上，吴为的“性冷淡”，主要由于二十岁的年龄差距，使吴为感到在她和胡秉宸之间，只有两性的“序幕”，没有“高潮”。——如果按胡秉宸所说的“都是你自找的麻烦”，那么，吴为的失误，也许就在于她一意追求“理想爱情”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爱情”除了形而上的“理想”，还有形而下的“床上功夫”。这确实是她在“灵与肉”之间未作全面考虑的一个严重失误)到了一切剧情都归于冷落的时候，悲剧也就只能在哀声怨语中终场。叶莲子死了，吴为疯了，胡秉宸和吴为离婚之后，又回到白帆的老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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