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2期
赏诗浅议
作者：林东海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舍南舍北皆春水，恰似葡萄初发醅。
不见秘书心若失，百年多病独登台。
——《怀元度四首》其二
三山半落青天外，势比凌高欠宋武台。
尘世难逢开口笑，生前相遇且衔杯。
——《示黄吉甫》
前首集杜甫、李白等人之句，后首集李白、杜牧等人之句，二首平仄谐协，又皆押韵，是很工整的近体绝句；前者写家居病中怀元度，后者写于某处遇黄吉甫，相与衔杯言笑。这些诗句被联缀在一起构成绝句，已经不再是李杜等人之诗了，而成为王安石的新作。摘句、集句之创作，探其源头，乃是从先秦断章取义赋诗言志的鉴赏再创造发展而来的。
语词的化用。诗是语言的艺术。在我国长河似的诗史上，诗人锻造出许多精美的语言。在鉴赏的过程中，有些精警的诗歌语词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如果适当化用前人的警策之语，必能触发读者更多的联想。宋人论诗之讲究“句句有来历”并非纯属陈腐之见，其中确有其合理的成分。化用前人诗作的语词，也是鉴赏对于创作的影响。这里举苏轼和萨都剌的诗作略加说明：
海山兜率两茫然，古寺无人竹满轩。
白鹤不留归后语，苍龙犹是种时孙。
两丛恰似萧郎笔，十亩空怀渭上村。
欲把新诗问遗像，病维摩诘更无言。
——《孤山二咏·竹阁》
其所咏竹阁，在杭州广化寺柏堂之后，系白居易守杭时为鸟窠禅师所建，诗借竹阁以怀白居易。于是，诗中多化用白居易诗语，“海山兜率” 是仙道释空之语，而此处径由白居易《答李浙东》诗“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即应归兜率天”化出；“白鹤”由白居易《池上篇》“灵鹤怪石”化出，盖白之诗序谓“罢杭州刺史时得天竺石一、华亭鹤二以归”；“萧郎笔”由白居易《萧悦画竹歌》“萧郎下笔独逼真，森森两丛十五茎”化出，谓两丛竹似萧悦所画；“十亩”由白居易《池上篇》“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化出，白诗原写履道里之居，此则联想其渭上之居，其渭村只种黍即有三十亩(见白居易《村居卧病二首》其二)，何止“十亩”!然诗人触类联想，无碍也。全诗由竹阁引发对白居易的怀念，故多化用白诗，且处处不离竹，处处不离白居易，贴切自然，恰到好处。化用白居易之诗以写白居易，这便是由白诗鉴赏引发的灵感。再如，萨都剌《鹤骨笛》律诗前半云：“九皋声断楚天秋，玉顶丹砂一夕休。杨柳肯忘枯朽恨，梅花吹尽古今愁。”首联写鹤，化用《诗经·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颔联写笛曲，化用李白《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因为所咏为鹤骨笛，故化用与鹤、笛有关之前人诗语，以增添诗境的信息量，使之易于引起对鹤与笛的联想。化用前人诗歌语词，正是鉴赏经验对于诗歌创作的辅助作用。
意象的移用。诗的意境是由意象组合而成的，长期的诗歌创作，创造出众多的意象，有些意象犹如概念，形成一种定势，有较为固定的内涵。这种意象在鉴赏活动中，其启发联想与制约联想，有相对的稳定性，所以常为诗作者所移用。诗歌中之使事用典，实际上就是意象的移用。譬如“请缨”这一意象，事出汉终军。《汉书·终军传》载，终军使南越，欲说其王，令入朝，终军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后遂以终军之请缨，喻从军杀敌之决心与勇气，而被普遍地移用于诗中。唐诗人祖咏《望蓟门》结句曰：“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投笔吏，事出班超，也是意象的移用；请长缨，即用终军请缨意象。杜甫《岁暮》诗：“天地日流血，朝廷谁请缨。”也是移用“请缨”这一意象，从反面说明朝廷缺乏如终军之勇将敢于为国杀敌。“请缨”意象之为诗人所移用，已是习以为常，然而却如日月之行，光景常新，直至当今仍未尝废弃。毛泽东《清平调·六盘山》云：“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同样移用这一意象，以表现革命者的英雄气概。鉴赏前人之诗，可以由事典引发对历史人物事件的联想，而事典形成定势后，便是一种意象，而为诗人创作所移用。杜甫《望岳》诗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是家弦户诵的警句，其实这并非杜甫所首创，同样是意象的移用，就诗的意象说，可追溯到曹植的《虾鳝篇》：“驾言登五岳，然后凌小丘。”倘从登高俯视的经验说，则曹植之意象又出于《孟子·尽心上》：“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诗文中的事典被用于诗中，往往形成一种意象，这种富于启发性的意象，又往往在鉴赏中使之丰满，而在创作中被加以移用。这同样可以看出鉴赏对于创作的影响。
三、诗赏论之影响批评
——形象领悟作为批评方式
鉴赏和批评，严格说来应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就其思维模式，本来是有较大差别的。郑振铎在《鉴赏与研究》一书中指出：“原来鉴赏与研究之间，有一个绝深绝崭的鸿沟隔着。鉴赏是随意的评论与谈话，心底的赞叹与直觉的评论，研究却非有一种原原本本的仔仔细细的考察与观照不可。鉴赏者是一个游园的游人，他随意的逛过，称心称意的在赏花评草，研究者却是一个植物学家，他不是为自己的娱乐而去游逛名园，观赏名花的，他的要务乃在考察这花的科属、性质，与开花结果的时期与形态。”(《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见郑振铎著《中国文学论集》，开明书店1934年版)这话自有其一定道理，鉴赏偏重于主观的，综合的，情感的，艺术的；批评则偏重于客观的，分析的，理智的，科学的。但是这种区别是相对的，并非绝对的。离开了鉴赏，便不能批评；同样，批评也常寓于鉴赏之中。犹植物学家入花园也可以赏花，游园人赏花也必有一定的科属知识。何况，中国的诗评家，往往就是出色的诗赏家。司空图是著名的评诗家，不是自称“第一功名只赏诗”吗?应特别指出的是，我国常以赏诗形式评诗。
由于中国语言文字是形音义相结合，“形”的因素占据主要地位，故多有形象化的概念，也就是说抽象思维所借以表达的形象语言。以至有人，特别是西方人，误以为中国人没有逻辑思维。这是天大的误会。倘若中国人不会科学思维，四大发明从何而来，火箭卫星何以上天!问题就在我们的思维工具——语言，是形象化的。当我们说“爪牙”的时候，那是多么形象的词汇，然而这却是个抽象的概念。我们的诗歌批评，用的大多是这类语词，而且多近取诸身，如风骨、神韵、骨力、气韵、肌理等等概念。这些概念大都以人体为喻，颇带形象性，也很富于欣赏性。由此可见，用以批评的概念，就与鉴赏分不开。至于批评之前先得读懂诗，还得学会欣赏诗，否则其所批评便会导致无的放矢，或隔山开炮，不得要领，评无定准。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具有中国式的特殊诗评方式，是感悟式的批评，也可以说是鉴赏式的批评。西方文艺批评，有所谓“鉴赏批评”(Appreciative criticism)和“裁判批评”(Judical criticism)，我国的诗评可以说是寓裁判于鉴赏之中。所谓鉴赏式的批评，也是一种会心的评议，也是“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欧阳修《六一诗话》)，也是“事难显陈，理难言磬，每托物连类以形之”(沈德潜《说诗蒣语》)。这一类诗评，在历代的诗话著作中，比比皆是。其对诗家的评说是这样的：
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鲍明远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谢康乐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陶彭泽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风自笑。韦苏州如园客独茧，暗含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叶微脱。杜牧之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白乐天如山东父老课农桑，言言皆实。元微之如李龟年说天宝遗事，貌悴而神不伤。刘梦得如镂冰雕琼，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其归存，恍无定处。……
——宋·敖陶孙《粿翁诗评》
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宋·严羽《沧浪诗话》
这样的诗评，如果不先鉴赏出其所评的意味，便对所评对象之诗如何一无所知，这就是领悟式的批评。严沧浪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沧浪诗话》)以妙悟解诗，以妙悟评诗，可以说是我国鉴赏式诗评的独特方式。
基于妙悟评诗，乃有以诗评诗的方式。鉴赏批评者，在其领悟的基础上，以其评语联缀成诗，因而出现论诗诗。以诗论诗，始作俑者当是杜甫。杜甫《戏为六绝句》本是有感于诗坛之风气而作，竟成了论诗诗的始祖，这恐怕是少陵野老始料之所未及者。六绝句其四云：
才力应难夸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这种以诗的语言、诗的形式来评议诗人和诗作，因适应于我国的赏评特点，所以继作者甚多。其影响最大的是金元时代的元好问，元好问作《论诗三十首》，有云：
切切秋虫万古情，灯前山鬼泪纵横。
鉴湖春好无人赋，岸夹桃花锦浪生。
此诗当是评李长吉的诗境。必先鉴赏此诗，始能领会长吉之诗。这是一种以诗喻诗的方式。清田雯《古欢堂杂著》云：“古来论诗者，子美《戏为六绝句》，义山《漫成五章》，东坡《次韵孔毅父五首》，又《读孟郊诗二首》，遗山‘汉谣魏什’云云三十首，又《济南杂诗十首》，议论阐发，皆有妙理。”论诗诗多以议论为诗，所议多为诗家之总论，至于论诗艺则别有题为司空图所作的《二十四诗品》，同样是以诗论诗，以诗悟诗。其《纤》云：
采采流水，蓬蓬远春。窈窕深谷，时见美人。碧桃满树，风日水滨。柳阴路曲，流莺比邻。乘之愈往，识之愈真。如将不尽，与古为新。
写出种种景象，以喻纤之境，真可谓一味妙悟。其后袁枚续作三十二品，称《续诗品》，又有魏谦升《二十四赋品》、郭鮕《词品》、杨夔生《续词品》，皆仿《诗品》之作，这也说明这种妙悟式的以诗品诗为古来诗评家所认同和采用。
我曾说过，文学观念在魏晋六朝发生第一次变革，使文学从经学分离出来，居于独立地位；近代新文学观念的引进，又发生了第二次变革，由杂文学观念变为纯文学观念(见刘大杰先生《魏晋思想论》“导读”)。经过二次变革，诗论三维已可分科独立，按新的文学观念分别进行研究了。现当代，创作论和批评论研究得比较充分，成果也较为丰硕，出现了不少专著。虽然在新的形势下，仍有待探讨和开拓，以求建立起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的理论体系，但相比之下，中国的鉴赏论更值得重视，一是因为这个领域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三四十年代，虽有人撰文呼吁重视鉴赏论的研究，但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几乎无人专攻这块领地；八十年代以后，随着鉴赏诗词风气之兴，始有人稍涉鉴赏理论的研究，但尚未深入，仍有待于开拓。二是因为鉴赏论最可体现中国文艺批评的构成方式和把握作品的思维特色。在此领域深入挖掘，当有助于我们本民族文艺理论体系的建立。本文浅议我国鉴赏论之尚用特性，及其对创作与批评的影响，意在唤起学界对于鉴赏领域理论的重视，并加以研究。为了引玉，故先抛砖，无妨见笑于大方之家。
二000年十月于京华清风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