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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堵什么样的墙？
作者：唐 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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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有句名言：“认识是小说的道德。”(《小说的艺术》)他的意思应该是小说如果不能给人新的认识，它就不配存在，也不能存留(发表的情况很复杂，很任意，谁都知道在印刷术高度发达、刊物如林的现代，发表对于文学作品并不等于存留。)我一向喜欢阅读阻力比较小的小说，以为现代主义小说读起来太辛苦。但是它为什么存在?又为什么存留?它有哪些不同于我以前在小说中读到过的“认识”?这就是我读萨特的《墙》时所寻找的东西。
关于存在主义，自然可以从萨特和其他学者的著作中去寻找定义和论述，但是溶解在小说中的思想应该可以更小说化地品尝到和消化掉。
萨特的《墙》在人的灵魂和躯体中间、在人的愿望和真实存在、在人的自诩和本能中间发现了一道永远难以穿越的墙，这堵墙寻常看不见，在特殊的处境中会突然矗立在人的面前，无法否认，无可奈何。
一、“视死如归”有时候是怎么样的
我们在不同的传记和小说里读到过不同的视死如归。《水浒》里的好汉和阿Q都可以算视死如归，因为相信“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好汉不死)，所以他们不怕死(阿Q可能是模仿他观念中的“好汉”的，但也可能真的相信来世)；刘胡兰为了保守党的秘密、董存瑞为了解放中国视死如归，他们从决定赴死到死去时间很短，没有时间想关于死的事情，他们所展示的只是单纯的“震撼一时的牺牲”；江姐当然是提前知道自己就要死的，但是她有极其坚定的信仰，属于长期“提着脑袋干革命”的人，关于死，她早就想过不知多少遍了，死到临头，在她只是为党牺牲的必然结局，而且是有伟大意义的光荣结局。林黛玉也可以看作是视死如归，死那时对于她已比活好。上述人物的视死如归，原因固有天壤之别，我认为他们都不会像《墙》的主人公伊比埃塔对死亡来临有这样的反应。
主人公的情况是：
1他仅只是西班牙反法西斯运动的一般成员。没有执著的党派或宗教信仰和狂热的迷信，他的理想是“追求幸福，追求女人，追求自由”；
2他被宣判到执行死刑有充足时间(一夜)，他必须面对生命马上就要结束的事实，而且还不得不去深深体味这个事实(萨特正是在这个设置下才能讲出他要讲的那些“依附于情节的哲学”)；
3和普通人一样，他有难以割舍的个人生活，有“一大堆”“舍不得的东西”，有一个“为了能再见到她五分钟”而“宁愿用斧头砍掉自己的一条胳膊”的情人；
4作为一个解放运动的战士，他当然还有一个(通过参加运动)“勾画自我永垂不朽”的虚幻梦想，等等。
情节中也有一道物质的墙。如果由关押他们的地下室外面的人看来，这三个人的被捕和牺牲，是一个简单的视死如归的故事。他们相信伊比埃塔、汤姆(伊比埃塔不喜欢的一个战友)和一个被误杀的孩子(他只是一个战士的弟弟)都很忠诚，况且他们也不知道运动组织的核心秘密(领导人已经完全转移)，不能向敌人提供什么信息，无一例外最终都能英勇就义。事实上那个小家伙甚至还像我们熟悉的小兵张嘎的，咬了敌方那个比利时医生一口呢!但是墙里的事就不那么简单了。他们没有一个不被死亡吓坏了，他们一个接一个“变成了死灰色”，提前感到死的疼痛，甚至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尸体，一句话，所谓万念俱灰，和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些满不在乎者相差很远。
在这里萨特想提醒人们的就是，普通人无一例外是怕死的。而这一点，过去我们的确没有认真想过。我们的思路比较“非此即彼”：如果有了信仰，就应当不会怕死，怕死的都是无耻叛徒。其实怕死不是可耻，而是正常的活人最正常的、无法逃避的一种心理反应。只要热爱生活，人即使情愿为事业去死，也不等于他们不怕死。一个人有许多侧面，顾及事业时可以去死，但想到自己个人生活的幸福感受，就会害怕死，不愿意死，只是为了事业他们宁愿赴他们所怕的死。懂得这一点，人就不必很虚荣地宣称自己“不怕死”。伊比埃塔一直相信自己不怕死，对自己说“我要死得有骨气”，但是，事到临头，他看见自己的身体“自行其是地流汗、发抖”，他再也“不认识它了”。
萨特告诉我们，这就是人作为有思想的生物的本质特征。根据对人的这种认识，所以存在主义作家反英雄，反对那种虚假的、夸张的英雄主义，希望人们老老实实按照人的本来面目认识人。你无法给萨特扣一个叛徒帽子，不是连被主人公瞧不起的汤姆都英勇地死去了吗?
二、对人面临死亡的体验做出了前所未有和令人震惊的描述
一个活人能如此真实、如此令人震惊地描写对死亡的体验实在不可思议!这在文学上的确是开创性的成就。过去我们看到的怕死无一例外都是觉悟不高的人和无耻叛徒，一般都是简单地、公式地、鄙夷地从外部描写他们哀求、哆嗦、尿裤子等等行为，或者从内部写他们留恋人间享受、娇妻美妾等等卑下心理。没有人描写光荣殉事业的烈士对死亡的恐惧(犹记在文革中披露《瞿秋白遗书》，那些批判文章从中发现“叛徒”怕死心理的文字，其实即使那篇遗书是真的，也写得相当大丈夫了)，对人在临被处死时心理的描写也从没有如此细腻逼真。这样的描写你爱不爱看是一回事，它能令你掩卷深思是另一回事。使我震惊的有如下之处(它们实际上是对生和死的形象化的哲理阐释)：
1如上面所说到的，一个自认可以、也的确可以从容赴死的人，他的身体却不听指挥，不肯从容赴死。他只能眼看着身体违背他的意志发抖，流汗，他甚至不敢摸摸自己的裤子，因为他不敢自信身体不会像汤姆那样也尿了裤子(汤姆也是一直在说“我毫不畏惧，视死如归”的)。他认识到，他与这个原本跟他“毫无共同之处”的汤姆，现在“却像同胞兄弟那样相像，仅仅因为我俩将一道去死”，活人的差别泯灭之时，人共同赴死的处境就使他们只剩下同一个品质了。
2萨特给死人与活人划了一个过去我闻所未闻的界限。那可怕的一夜，在地下室中的几个人中，从生存状态看，只有两种人：死人跟活人。如果从医学角度看，他们都是活人；但是主人公称那个比利时军医“那个活着的人”，原因是“他的肌肉活动自如，而且，他还可以想他的明天”，而在听候处死的三个人已经是提前感到生命结束的“死人”。萨特要说的大概是，让活人去感受死是一种比死还残酷的酷刑。这话我不是没听说过，但是用这样的方式进行的让人仿佛亲历的描写却是没有见过。比如产生许多枪口对着自己的幻觉，一夜这样体验被处死“总有二十次以上”，看见汤姆肥胖的身体，就想到“枪弹或者刺刀不久就要穿进这一大堆软乎乎的肉里”，就连想到情人和自己宁愿用命去保护的拉蒙·格里斯和西班牙，也已觉得毫无意义：“我不再爱拉蒙·格里斯。我对他的友情在这天黎明前一刻已经消亡了，与我对贡莎的爱情、与我对生活的希望同时消亡了。毫无疑问，我仍然敬重他：他是一条硬汉。但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准备替他去死：他的生命并不比我的生命更有价值；任何人的生命都是没有价值的。”这就是“死去原知万事空”、“哀莫大于心死”的具体细节，是对于死人价值突然之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只有活人才有“价值”这观念。
正像谢冕教授说的：描述出不可见的东西才是才能。人这样哲理而又细微地认识死，在萨特之前是没有被表达过的。
三、没有背叛的叛徒
伊比埃塔背叛了格里斯吗?没有。伊比埃塔没有背叛格里吗?他背叛了。他说格里在墓地，本来是戏弄敌人的，但格里斯偏偏真的去了墓地而被捕，敌人也因为伊比埃塔的告密而免他一死!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让一个愿意拿命殉解放事业的坚贞战士不知不觉间转化成了用组织秘密换取狗命的叛徒，让他浑身是嘴也永远无法说清楚。
萨特当然是告诉我们人无力完全按照主观意图设计自己，人做了什么，他就成了什么样的人，不管他是因为什么这样做。对于自认是“万物之灵”的人，这是一个强烈的讽刺的警告。但是这也是一个真实的处境。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事，有些冤案就这么铸成，而且还很难平反。这种荒谬感不仅是萨特在二战现实中清清楚楚感受到的人类真实处境，而是人类在不同时代的普遍处境。
最后总结一下小说为什么叫《墙》。第一，小说仿佛推开了人与人的本性(如怕死)中间的一道墙(或者说，是让我们看看视死如归者在墙里的真实情况)；第二，小说让我们看我们的灵魂和肉体之间也有一道墙，在有些时候是不可穿越的，灵魂控制不了肉体的行为；第三，小说中老提到法西斯把人们拉到“墙”前面去枪毙，这也许象征着人类在法西斯横行的年代在那堵“死墙”前面的普遍感受。
现代主义的哲学确实有其道理，它们丰富了我们对人类世界的认识，但是它们肯定也不是终极真理。人还在不断更深刻地探索自己，将来还会有不同的、也许还是与现代主义相反的新现代主义。如果说到现代主义就为止了，人类有什么必要非得这样屈辱、丑恶地活下去呢?比如，为什么在认同反恐怖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人走上街头去反战呢，不能说人知道人类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就该心甘情愿放弃去把握命运，就该服服帖帖去屈从命运的安排。这样的人类难道不也是真实的人类吗?
附：颁奖辞
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已由瑞典学院决议颁给尚保罗·沙特，“为了他那富于观念、自由精神与对真理之探求的著作；这些著作业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这位荣誉的得主已经表示，他不希望接受诺贝尔奖。但他的拒绝并未稍改本奖颁赠的有效性。不过在这种状况下，本学院只能宣布颁奖仪式无法举行。
——瑞典学院常任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致辞》
墙
[法国]让·保罗·萨特著□ 王庭荣译
我们被赶进一个白色的大厅。强烈的光线使我的双眼不由得眯了起来。我看到一张桌子，桌子后面有四个穿便服的家伙，他们正在看一些材料。其他俘虏都已被赶到了大厅的尽头，挤在一堆，我们必须穿过整个大厅才能与他们会合。他们中有好几个人我是认识的，另一些可能是外国人。我前面的这两个人都是黄头发，圆脑袋。他们俩长得很像，我想大概是法国人。最小的那个不时地提裤子，看来有点神经质。
就这样延续了将近三个小时。我的脑袋变得昏昏沉沉，空空荡荡。但是大厅里很暖和，我觉得怪舒服的。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冻得发抖已经一天一夜了。狱卒把俘虏一个一个带到桌子前。那四个家伙讯问他们的姓名和职业。大多数情况就到此为止。要不然，他们就再随便提个问题。例如：“你参与过破坏军火吗?”或者“九号早上你在哪里，在干什么?”他们并不听回答，至少他们的样子不像在听。他们先是沉默不语，两眼直视前方，接着就开始写起来。他们问汤姆是否确实参加了国际纵队。由于已经在他的衣服里搜到了有关证件，汤姆只得承认。他们什么也没问儒昂。但是当他说出自己的姓名后，他们写了很多。
“我的哥哥何塞是无政府主义者，”儒昂说，“你们知道他已经不在这里。我是无党派的，我从来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
他们没有反应。儒昂接着说：
“我什么也没干。我不愿意替别人受罪。”
他的嘴唇在抖动。一名狱卒打断了他，并把他带走。接着轮到了我。
“你叫帕勃洛·伊比埃塔?”
我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一个家伙看了看材料问我：
“拉蒙·格里斯在哪儿?”
“我不知道。”
“从六号到十九号你把他藏在你家里了。”
“没有。”
他们写了一阵儿，狱卒就把我带走了。走廊里，汤姆和儒昂站在两名狱卒之间等着我。于是我们开始往回走。汤姆问一名狱卒：
“喂!”
“干吗?”狱卒问。
“刚才是讯问还是审判?”
“是审判。”狱卒说。
“那他们要拿我们怎么样?”
狱卒生硬地答道：
“会到你们的牢房把审判结果告诉你们的。”
实际上，我们的牢房不过是医院的一间地窖。由于穿堂风，牢房里冷得要命。整整一夜我们冻得发抖，白天也好不了多少。前五天我是在总主教府的一个单人囚室里度过的。那是一间大约建于中世纪的地牢。由于俘虏很多，牢房不够用，因此他们被随便乱塞。我对那间单人囚室并不留恋。那里倒不冷，但只有我一人；时间长了受不了。在地窖里我就有伴了。儒昂很少说话，因为他害怕，并且年纪太轻，插不上嘴。但是汤姆十分健谈，他的西班牙文很好。
地窖里有一条长凳和四个草垫。我们被带回牢房后，大家坐了下来，静等着。过了一会儿，汤姆说：
“我们完蛋了。”
“我也这么想，”我说道，“但我认为他们不会拿这小家伙怎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