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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巨子的审美观照
作者：张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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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是享誉世界的伟大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也是伟大的散文家。他的散文名篇《巴尔扎克葬词》激情充溢，文采飞扬，精辟地分析和概括了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创作的审美价值，堪称一篇非常优秀的巴尔扎克研究论文。即使在一百五十余年后的今天，世界各国的巴尔扎克学者还常常在他们的论著中引用其中的论断，而其中的一些语句，如“他的一生是短暂的，然而也是饱满的，作品比岁月还多”等等，已经成为评价巴尔扎克的名句，广泛地出现在各种论著和教科书中。由此可见，《巴尔扎克葬词》具有经久不衰的思想和艺术魅力，在西方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当代阿根廷文学大师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曾经认为，必须为每个国家选择一位代表性的作家。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为英国选择了莎士比亚、为德国选择了歌德、为西班牙选择了塞万提斯。然而，提到法国时，他犹豫了：“法国还没有选出一位代表性作家，但倾向于雨果。”1博尔赫斯的犹豫是十分明智的。作为一个文学超级大国，法国拥有太多魅力四射的文学巨星。而毫无疑问，雨果和巴尔扎克都是其中的佼佼者。雨果和巴尔扎克，谁更伟大?博尔赫斯“倾向于雨果”，而在我们中国，肯定会有很多读者倾向于巴尔扎克。可见，在当今世界，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然而，在雨果写作《巴尔扎克葬词》的年代，这却是一个不具争议的问题——那时法国和欧洲的绝大多数读者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雨果。
在十九世纪的法国，雨果的荣耀和名声是巴尔扎克以及其他任何一个文学家无法企及的。雨果是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这位“诗坛神童”十五岁时一挥而就的诗歌就得到了法国官方的最高奖励——法兰西学士院的奖赏。十八岁，他以自己的诗作获得国王路易十八赏赐的年俸。二十三岁便被授予荣誉勋章，并应邀参加了查理十世的加冕典礼。一八二九年，雨果完成了浪漫主义戏剧《欧那尼》，随着这个剧本在舞台上的巨大成功，雨果被尊为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惟一领袖(而后诗集《光与影集》《惩罚集》；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等作品的问世更是奠定和稳固了他作为法国文坛盟主的地位)。一八四年，雨果当选为法国学术研究的最高权利机构——法兰西学士院的院士，成为年轻的“不朽者”(法兰西学士院由四十名院士组成，因其终身制，他们都被称为不朽者)；一八四四年，雨果又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长。此外，四十年代，雨果曾被国王任命为贵族院议员(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后，出于对路易·波拿巴的义愤，雨果放弃了这个被巴尔扎克称为“仅次于国王的最高荣誉”2)；七十年代，他又成功地竞选为参议员。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六日，雨果八十寿辰，六十万巴黎人在诗人的窗外游行庆贺，法国其他一些城市也专门派代表团送来鲜花；这年七月，雨果所居住的埃洛大街被改名为“维克多·雨果大街”。一八八五年五月二十二日，雨果与世长辞，法国更是为他举行了国葬。五月三十一日，全体巴黎人民通宵为雨果守灵，六月一日，国葬正式开始，全国下半旗致哀，二百多万人组成的送殡队伍将诗人的灵车送往先贤祠。雨果葬礼之隆重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从来都没有一个文学家受到过如此崇高的礼遇。
而巴尔扎克的创作生活是以失败开始的。他从二十岁开始写作，最初的几部作品没署真名，说明不仅别人不欣赏，就连他自己也不满意。一八二九年，巴尔扎克三十岁，第一次用真名发表了小说《朱安党人》，并因此而崭露头角。在这之后二十年中，巴尔扎克呕心沥血地创作出由九十余部小说组成的《人间喜剧》，成为了闻名遐迩的作家。但是，在那个浪漫派盛极一时的年代，他并没有得到法国文学批评界的认同。他不仅一直在贫困中挣扎、沉浮，而且没有得到他所渴望、也应该给他的荣耀。一八四九年初，巴尔扎克第三次申请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职位，其结果是再次遭到命运的打击：一月十一日，法兰西学士院投票填补夏多布里昂死后空出的院士之位，巴尔扎克只获得雨果等院士投的四票；一日十九日，学院再次投票填补瓦图空出的位置，巴尔扎克只得到雨果和维尼所投的二票，他的院士梦至此完全破灭。于是，巴尔扎克终其一生没有获得过任何正式的头衔，也没有获得任何官方的荣誉。
在巴尔扎克不幸的一生中，雨果是一位难能可贵的朋友。当时，他们不仅社会地位悬殊，文学主张、政治观念也大相径庭：雨果是浪漫派的领袖，巴尔扎克是现实主义的首领，他曾在报纸上尖刻地批评过雨果的《欧那尼》；雨果力主共和革命，巴尔扎克坚称保皇，他曾当面指责雨果放弃贵族院议员头衔的行为是“哗众取宠”。3而雨果不仅以博大的胸怀包容了巴尔扎克与自己的巨大差异，而且以文学天才的审美洞察力率先认识了巴尔扎克的巨大价值。他一直与巴尔扎克友好相处，坚定地支持着巴尔扎克的文学事业。一八五年七月，雨果探望过卧病在床的巴尔扎克；八月十八日晚上，巴尔扎克临终前二小时，雨果又一次来到他的病床前。之后，在巴尔扎克的葬礼上，雨果的真挚情谊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巴尔扎克的葬礼于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三举行(顺便提一下，我们的高中语文第三册课本误将巴尔扎克葬礼的日期写成了八月二十二日)。这场葬礼没有什么隆重的排场，“盖棺的黑色旗帜上没有标志，没有蒙黑纱的鼓乐队，也没有穿花边制服的仪仗。不过，从上午十一时起，所有‘怀念和景仰他的人’纷纷聚集到教堂周围。那些长期同他一起，为他排字的印刷工人在人群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送葬的行列绵延好几条大街，几乎看不到尽头。”4雨果自始至终参加了这场葬礼。他首先来到保综小教堂(巴尔扎克的灵柩在此停放了两天)，和巴尔扎克的亲人们一道把灵柩送到圣菲力普·德·罗尔教堂举行丧仪。之后，雨果走在棺材前头右边，手执着灵幔的一只银球，带领着送葬的队伍穿过巴黎的马路，走向郊外的拉雪兹神甫公墓。墓穴在坟山的最高处，人群拥挤，山路崎岖，雨果一不留神，被夹在灵车和一座大墓碑之间，险些送命。当棺柩被安放进墓穴，开始填土时，太阳正在沉落，雨果站在墓前的高地上，对肃穆的人群宣讲了《巴尔扎克葬词》。
作为一种实用文体，“葬词”的主体内容是对死者的一生做出总结性的评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评价的正确与否是衡量一篇“葬词”是否具有价值的准绳。雨果《巴尔扎克葬词》之所以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文章对巴尔扎克作出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
应该如何从整体上认识巴尔扎克?就在雨果发表这篇演讲之前，在巴尔扎克的灵台前面，代表政府出席葬礼的内政部长巴罗什对雨果说：“这是一个风雅人物”(雨果当即反驳道：“这是一个天才”)。5而巴尔扎克生前，更被一些人视为庸俗文人，就连福楼拜也曾把他归为“二流货色”。6因此，这是一个必须加以澄清的问题。“今天，人们哀悼一位天才之死，国家哀悼一位天才之死。”在《葬词》的第一段，雨果用一个反复句式强调了他给巴尔扎克的总体定位——“一位天才”。这是一个怎样的“天才”?一个思想的天才，一个“强有力的作家”，一个“精神统治者”。这位“天才”具有怎样的历史地位?“在最伟大的人物之间，巴尔扎克是名列前茅者；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佼佼者之一。”
巴尔扎克凭什么堪称“天才”?凭什么堪称“最伟大的人物”、“最优秀的人物”?凭着他一生的劳动成果——他的全部小说作品。由于创作的超前性，巴尔扎克的许多作品都遭到同时代的一些评论家(包括当时最具权威的评论家)的非议和敌视。例如，有人因巴尔扎克小说描写了现实的丑恶而批评他的作品情趣不高雅，代表着一种堕落的风格；有人把题材广阔、包罗万象的《人间喜剧》视为杂乱无章的大杂烩；有人指责巴尔扎克所创造的“人物再现”等新的艺术手法违背了审美要求，等等。与这种种谴责针锋相对，雨果高度肯定了巴尔扎克一生的创作成就，精辟地总结了巴尔扎克创作的特色，深刻地分析了巴尔扎克作品的革命性质。
第三段主要从三个方面概括了巴尔扎克的创作成就和特色。第一，“他的所有作品仅仅形成了一部书”。这是巴尔扎克创作最重要的成就，也是他创作的一个鲜明特色，更是他的一个创举。他用“分类整理”和“人物再现”的方法把一生创作的九十余部小说联结成了一个整体。这样，他仅仅只完成了一部书——《人间喜剧》。然而，这部书在规模和气势上，不仅是前无古人的，而且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它仍然称得上是后无来者的。迄今为止，它仍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宏伟的系列小说大厦。第二，《人间喜剧》“同现实打成一片”，反映了“整个现代文明的走向”，完全可以题做“历史”。这是巴尔扎克创作的又一个重要成就和特色。巴尔扎克创作的年代——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是法国浪漫派的极盛时期，评论界和公众普遍推崇以描写理想、抒发感情为主要特征的浪漫主义文学。而巴尔扎克则从浪漫派的云端里走到了社会现实的土壤上。他独树一帜，决意描绘当代风俗史，做法国社会和历史的书记。从城市到乡村，从巴黎到外省，从上流社会的豪华客厅到肮脏的贫民公寓，从政府、军队、司法、银行、交通、商业，到新闻出版、文学艺术和学术界，《人间喜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示了喧嚣动荡、无所不包的现实世界，忠实地记录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完整地再现了他的时代。第三，“这里有一切的形式和一切的风格”。这是雨果对《人间喜剧》丰富而博大的艺术成就的高度赞扬。巴尔扎克在艺术上不受任何传统和任何流派的束缚，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勇于创新。他乐于吸收一切有益的艺术养分，乐于使用一切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法。他的《人间喜剧》把冷静深刻的观察和激情无限的想象熔为一炉，是“一部既是观察又是想象的书”，既揭示了“形形色色的现实”，又让人看到了“最阴沉和最悲壮的理想”。
第四段着重分析巴尔扎克创作的革命性质。在政治上，巴尔扎克一直都是一个反对革命的保皇主义者。一八四二年，他曾在《“人间喜剧”前言》中写道：“我在两种永恒真理的照耀之下写作，那是宗教和君主政体。”7直到逝世前一个月，巴尔扎克还在自己的病房里，与前来探望的雨果就彼此对立的政治见解展开过辩论。雨果知道，不仅巴尔扎克由此被不少人视为保守落后甚至反动的作家，而且巴尔扎克自己也不会愿意接受“革命作家”的头衔。但是，雨果深刻地认识到，不管巴尔扎克本人有着怎样的政治观念和自我意识，《人间喜剧》都具有不可怀疑的革命性质：“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这部庞大而又奇特的作品的作者，不自觉地加入了革命作家的强大行列。”雨果着重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巴尔扎克及其创作的革命性。首先，他“抓住了现代社会进行肉搏”。《人间喜剧》毫不留情地挑开了盖在那个社会身躯上的遮羞布，将它腐臭发烂的疽疮展示了出来。他嘲笑腐朽衰落的贵族阶级，讽刺惟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挖苦趋炎附势的文人，揭露官场黑幕，剖析司法弊端……他对社会各方面的丑恶现象都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其次，“发掘内心，解剖激情”，对“人”的方方面面进行了“令人生畏的研究”。雨果指出，巴尔扎克在批判社会的同时，还对人自身进行了革命性的研究。《人间喜剧》塑造了两千多个阶层、行业、身份和性格各异的人物。古往今来的不少文学家都力图通过塑造文学形象探索人的奥秘，而巴尔扎克对“人”的研究有何革命性质呢?雨果指出：他以“时代的聪明才智”，破译了“天意”，洞察了人的真实本性。因此，他既不像莫里哀那样为人性的丑恶而“陷入忧郁”，又不像卢梭那样为人类文明的堕落而“愤世嫉俗”。他以哲人的眼光，通达地看待原本就属于人的美丑善恶、七情六欲，“面带微笑，泰然自若”地解剖人的激情，分析人的情欲发展过程，描写人的天性，透视人的灵魂，使人类在认识自己的旅途上迈出了新的一步。
“这就是他给我们留下来的作品，崇高而又扎实的作品，金刚岩层堆积起来的雄伟的纪念碑!从今以后，他的声名在作品的顶尖熠熠发光。伟人们为自己建造了底座，未来负起安放雕像的责任。”在肯定了巴尔扎克作品的巨大价值和不朽魅力之后，文章非常自然地从总结过去转向“今天”，并预示了“未来”。
“今天”，“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位伟人逝世的现实?雨果充满自信地告诉人们：不用悲观，不用失望。这是因为“死亡是伟大的平等”，不论非凡还是平凡，不论富贵还是贫贱，人都有一死，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是生命新陈代谢的正常过程。这是因为死亡“是伟大的自由”，巴尔扎克已经“不知疲倦”地拼搏奋斗了五十余年，今天，他终于可以“安息了”。更值得欣慰也值得“羡慕”的是：“在他进入坟墓的这一天，他同时也步入了荣誉的宫殿。”雨果坚信：“未来”是公正的，巴尔扎克在过去应该得到而没有得到的荣誉和地位，“未来”一定会给他。“未来”一定会在这位伟人“为自己建造的底座”上，“负起安放雕像的责任”。正因为如此，他预言：对于巴尔扎克来说，死亡，“这不是黑夜，而是光明!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这不是虚无，而是永恒……生前凡是天才的人，死后就不可能不化作灵魂!”今天，距巴尔扎克的去世，距雨果发表这篇著名的《葬词》已经一百五十余年，而《人间喜剧》仍然以不可抗拒的思想和艺术魅力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历史证明，雨果对巴尔扎克的评价和预言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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