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1期
平和的散文理念，不平和的《胡同文化》
作者：冯 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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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这句话是贾平凹说的，含义当然颇丰。在此，笔者想把它加以简化，仅从语言的角度来解读。也就是说，看看汪曾祺这位“文狐”是如何修炼成“语言老精”的，或者说，看看其语言是如何达到“白话汉语最高的文学性”的。
读小学时，祖父就教他读《论语》，后又随当地两位有名的先生学习《史记》和桐城派古文。他私下又最喜欢归有光的《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认为它们文笔简洁又极富人情味。成名之后，他承认儿时所学的桐城派古文对他文章的洗炼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他最念念不忘的还是：“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岂止是小说!所以他又有言：“我的散文大概继承了一点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统。有些篇可以看出张岱和龚定庵的痕迹。”罗列这些资料，无非是为了说明：汪曾祺的语言之所以洗炼、雅致、绵长，与他文风中弥漫的古典汉语的“余韵”与“痕迹”关系甚大。语言本来就是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愈是丰厚，语言的含蕴就愈是丰富，就愈有着言近旨远之功力。
除了终身读之不倦的古典散文，汪曾祺还一直做着凡俗的我们不愿做的凡俗之事：随时随地向老百姓、向生活学习语言。这点笔者不必多谈，诸多大作家都这样。
还有一点却是凡俗的我们渴望着却无法实现的：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四年，汪曾祺入读西南联大，他的老师都有着如雷贯耳的名字：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他上过沈从文的各体文习作课，创作上模仿沈先生，连沈先生的文白杂糅的语言也模仿。沈先生亦最喜欢他，细致地批改他的每一篇习作。本来就有极高的文字悟性，又得到名师们的衣钵真传，不成“语言老精”才怪呢。
一九五年，汪曾祺任《说说唱唱》编辑，一九五四年调任《民间文学》编辑。这几年的工作经历对其语言风格的形成非常重要。一九四八年，汪曾祺有小说集《邂逅集》出版。那些文章，像《小学校的钟声》《复仇》等，语言与句法是颇空灵的，带着强烈的欧化味，很不好懂。他后来承认，初学写作时，很喜欢堆砌辞藻，喜欢故意写得很有“才气”。这种矫揉造作的语言是如何为之一变的呢?《说说唱唱》及《民间文学》中生动简洁、直截了当的民间口语资源给了他极大的震撼，他开始形成这样的语言观：语言的惟一标准就是准确。成为大家后，汪曾祺谆谆劝告青年作者，要多读戏曲、曲艺、民歌。他说：“我编过几年《民间文学》，得益匪浅。我甚至觉得，不读民歌，是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的。”
从古典汉语中吸收造就雅文的营养，并从民间的、日常的口语中寻求活泼的语言资源，这就是汪曾祺的语言雅俗互见、极富文化意蕴的原因，当然也是他成为“语言老精”的主要原因。
附：胡同文化
汪曾祺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
胡同原是蒙古语，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惜薪司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老娘是接生婆)胡同。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像其形状的。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义，如大绿纱帽胡同。
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布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
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
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婚丧嫁娶，都得“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代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起，既可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润庠、王黳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查不出来。但是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
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他们总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北京是民主运动的策源地，“民国”以来，常有学生运动。北京人管学生运动叫做“闹学生”。学生示威游行，叫做“过学生”。与他们无关。
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态。
我的小说《八月骄阳》里写到“文化大靴”，有这样一段对话：
“还有个章法没有?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全乱了。我这眼面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
我们楼里有个小伙子，为一点事，打了开电梯的小姑娘一个嘴巴。我们都很生气，怎么可以打一个女孩子呢!我跟两个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他们是“搬迁户”，原来是住在胡同里的)说，大家应该主持正义，让小伙子当众向小姑娘认错，这二位同志说：“叫他认错?门儿也没有!忍着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
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柱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
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虾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徊。
再见吧，胡同。
1993年3月15日
(选自《汪曾祺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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