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1期

附：没有命运　（节译）

作者：［匈］凯尔泰斯．伊姆雷　李　震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第七章
　　
　　看样子，我已经对很多事情不再看得那么严重了。我想说的是，经过一系列的努力和一连串徒劳的尝试之后，我也找寻到平和、安宁和轻松。比方说，以前看起来很了不得的东西，我索性已认为不足为奇了。就是说，在我眼里一切都失去了重要性。还有在站队点名的时候，如果我觉得累了的话，不管地上是不是泥泞，我都一屁股坐下算占个地方，旁边的人不生拉硬拽地让我起来，我就一直呆在那儿。寒冷、潮湿和刮风下雨已不再影响我，这些已碰不到我，因为我对它们已没有了感觉。甚至是饥饿也溜走了，凡是我能找到的能吃的东西我都心不在焉地、机械地、习惯性地放进嘴里。要说做工吗?连表面上我都不一本正经地好好干。如果他们看得不顺眼，顶多把我打一顿。如此这般也不会真的伤害我，因为我换取了时间。当打我第一下的时候，我就迅速而麻利地躺到地上，之后就什么感觉也没有了，因为我已经睡着了。
　　有一件事在我心里变得越来越强烈，这就是暴躁。如果有人破坏了我的心情，哪怕是碰到我的皮肤，或者在走路时踩着我的脚后跟(这是时有发生的)，我都会刹那间暴跳如雷，甚至是立刻就想当场杀了他——如果我办得到的话，当然，是如果。我忘不了我举起了手，我忘不了我竟然想要干什么。我和茨特罗姆·班迪也经常争吵，不过他总是说，“我投降了”，因为对他来说我是司令。我给每个人都带来麻烦，他们感染上了我的疥疮，因而也都责备我。我好像总是捣乱，让人感到无可奈何。不过到后来我才发觉这个问题——有天晚上茨特罗姆·班迪把我带到了洗漱房，任凭我拼命地反抗，他还是强行扒下了我的衣服，我试图用拳头打他的身体和脸，但已是白费力气。他将冷水撩到我瑟瑟颤抖的皮肤上。我一个劲儿地说着，我有卫队，快放开我，去你妈的。“难道我想死在这儿吗?难道我不想回家吗?”他这样问我，我不知道当时我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但我在他的脸上同时察觉到一种愕然和不安，这种神情就好像是我们在看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和罪过的人、或者得了什么传染病的人；这种表情——我当时还感到——像是从前人们看待穆斯林似的。总之，从此过后紧张和焦虑都消散了，我也终于从中获得了解脱。
　　但是我的膝部却没有一丝好转，疼痛一直伴随着我。几天之后我发现右膝盖周围长起了让我感到吃惊的火红火红的肿块，虽然我的身体已习惯了各式各样的创伤。尽管如此，我还是甘愿让它马上躲开我的视线。我知道——当然了——我们这个集中营里有一个医疗站。首先，由于应诊的时间正好在晚饭的时候，而我的伤反正迟早会好的；其次，一个又一个的经验加上对这里的了解在这个时候实在无法激起我们的信心。更别提医疗站还很远，离我们这要走过两个营区，除非万不得已，我实在不情愿走这么长的路，再者我的膝盖此时已疼得要命。不过最后，茨特罗姆·班迪和另外一个伙伴还是连着手——就是那种“白鹳携子”的方式——把我抬了过去。把我放到桌上之后，他们告诉我，可能会很疼，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做手术，那是逃脱不掉了。我能察觉到的，是一把刀在我的膝盖上划开一个交叉的口子，从我大腿里挤出来一大堆东西，然后整个部位用纸绷带包扎起来。过后我立即就说要吃晚饭，饭被拿来了，我感觉必要的供应还是有的，真的。今天的汤是用我非常喜欢吃的苤蓝和甘蓝做的，给医疗站的汤显然比较浓，我真有点沾沾自喜。这一夜我是独自一人在急救站的搁板床最高的一层上度过的，惟独难忍的是当到了习惯性腹泻的时候，我的腿根本不听使唤。我先是吹口哨，后来开始大声喊。最后我已是声嘶力竭地吼叫——“救救我呀!”我徒然地呻吟着。
　　第二天早上刚过，我和其他几个人就一起被抬上一辆敞篷卡车湿漉漉的厢板，如果没听错，我们要被送往不远处一个叫“格雷纳”的地方，我们集中营的医院就在那里。身后有一名穿着整齐的士兵一路上押着我们，他拉着一张明显满不愿意的脸，坐在一把马扎上，膝上放着的枪在潮湿中发着冷光。这时，有一股股气味忽有忽无地飘来，让人无法躲避地引起注意，又让人厌恶地面孔紧皱。到达那里后，一种跟浇花园用的橡胶管一样的水管喷出的水冷不防从我身后射来，把我喷得四处乱跑。破布片、污垢，甚至连同我的纸绷带都要从身上冲掉了。然后我们被带进一间屋子，发给我一件衬衣并把双层板床下面一层分给了我，而且随即便可以躺下。看得出，以前睡过的人已经把这张床压得又硬又平。不过床上到处是怪异的斑点和味道，到处沾满了莫名其妙的色痕。但不管怎么说，这么一张空的草垫床最终留给我了，让我在这儿陪伴时光。首先，我能睡个好觉了。
　　在新地方，我们好像总是带着原有的习惯。在医院里，我也必须同自己的那些原来习以为常的东西先较一番劲。比如当时我心底有一种觉悟，有时每天清晨我都能准时醒来；有时我会猛然发觉睡过点名的时间了，外面肯定已开始找我了。我只能在心情慢慢平静下来时才会意识到这是一种错误，接受摆在面前的情境和一个个现实——我是在一切都如此正常的家了。这儿有人在呻吟，有人能隔着很远还在闲谈；另一边有人带着异样的沉默，把尖尖的鼻子、麻木的眼睛和张得大大的嘴都挺向天花板，而他无非只是伤口在疼，顶多也只是现在又因为发烧而引起没完没了的干渴。我用了相当一段日子才完全确信：没有点名了，用不着再看到那些士兵了，最主要的是不用去做工了。他们时常也把我带到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那儿有两名医生，一位年轻的，一位年老的，我曾是年老的这位医生的患者——我可以这么说。他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长得清瘦、黝黑，衣着干净，穿着鞋，手臂上戴着布条，庄重而有其特点的脸上带着一种友善，让人想起是一只老的狐狸。他首先问我是哪里人，还告诉我，他来自爱尔德伊¹，说话间他剥下了我膝盖上已经成了干纸浆、颜色发着绿黄的原来的那个纸绷带，然而又用双手把积在伤口中的东西挤了出来，最后拿一个钩针似的工具将一卷纱布塞进了伤口处的皮肤和肌肉之间，他还解释说，这是为了“保持清洁和进度”，以免伤口过早地愈合。我很高兴听到他这么说，思量来思量去我真心地不愿意病早点好，因为这样的话我就用不着在外面干活了，这是当然。老医生还说我膝盖上有一个小洞，不过我对此已不太在乎了。医生认为还要在侧面挖一刀，然后通过再开一个刀口，与第一个伤口连接起来。他问我是不是决定可以这么做，让我奇怪的是他看我的样子就像是等待我的回答并在征求我的意见，甚至好像是在等着我的授权。我说，那就随便吧!听我说完，他立即开始动刀了。但是我疼得又喊又叫，他有些无所适从，而且不住地说：“这样我就做不下去了。”我挣扎着喊：“受不了啦!”医生只开了几厘米就不得不放弃了，但他还是略带着一丝满意的神情。“也算有点效果，”他说，因为现在我膝盖上已有两个地方可以挤出脓液了。
　　医院里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如果我睡不着，我总是感到饥饿、干渴、伤口周围的疼痛，要不就是与其他人聊天或是听着看着医生的工作。但是每当我能听到关于集中营里的事儿，我好像就有了无穷无尽的快乐。我总是询问新来的病人，你是哪一个营区的?集中营里面有什么消息?认识不认识第五营区的一个叫茨特罗姆·班迪的人，就是中等个子、塌鼻子、前面的牙都没有了的那个人?然而谁都说记不起这个人。我发现包扎室里这些人的伤势同我的差不多，伤口主要都在腿上，有的位置高一些，有的则是在屁股上、腰上、胳膊上，甚至在脖子和后背上也有，医学上的病名应该是叫“蜂窝织炎”，因为我常听到人们这么说。据医生讲，这种病的起因和如此多地出现在集中营这种环境下是完全不足为奇的。再往后过来的病人中有的一两个、或是全部脚趾头都要被截去的，人们说，外面已是冬天了，穿着木头鞋脚都冻坏了。又有一次，我听见包扎室里传出一个轻微但很容易听得懂的词儿：“Bonjour!” ²我看见说这话的人戴的是红色的三角布，上面写着字母F——他是法国人，绑在袖子上的布条上写着“O.Arzt” ³，他肯定是这儿医院的主治医生了。我一直盯了他好长时间，因为我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帅气的人了。他个子不是很高，身上的衣服配上他的身材和不多不少的筋肉显得非常得体，脸庞也长得恰如其分，多一毫少一毫就不是他了，这是一张极富表情的脸，圆圆的下巴中间还带着一个深窝。稍稍发黑的皮肤的一些油亮，在光照中反射着暗暗的光。这种皮肤上的亮光只有很久以前我在布达佩斯的时候才在人们之中见到过。他的年纪不算大，大概有三十多岁的样子。医生们对他讲述着这里的各种情况，看得出他对大家非常努力工作的态度感到很高兴。我似乎感觉这里已不像是我记忆中的集中营了，他们如此地细心、热情和努力合作，而且他们能用不同的文明的语言相互进行交流，比如说是法语。这个主治医生认真审视着一切，一字一句地回答人们的问题，有时还点点头，而且所有这些都显得稳重、沉着、冷静而又漠然，他脸上那棕色的眼睛中却始终带着一种忧郁和绝望的神情。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是什么使这么一个又精干又有着如此高的身份的人成为这个样子的呢?我想端详他的表情、观察他的每一个动作。我渐渐明白过来，其实一切都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相信是集中营这种奴役般的现实在折磨着他。我真想有心对他说，不要这么愁眉苦脸的，这其实已经是最不错的了。但我没有胆量告诉他，这多冒失呀!到头来我又清醒了，是的，我并不会说法国话。
　　从人们的谈话中，我听说蔡茨集中营原先扎帐篷的地方已经盖成冬天里能住人的石头棚了，而且也没有忘记给住院的人留个份儿。
　　透过酷寒，我断定此时差不多已是深冬了。在浓浓的黑幕中，我们被丢进卡车，在这个迁移路途之中我恍恍惚惚地睡着了。在新地方，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偌大但四处通明的棚子，冰冷的空间中放着一个散发着药水味的木制浴盆，不管愿不愿意，为了消毒我必须全身浸泡在里面，冰凉加颤抖，这就是我的感觉。其他的病人在我之前都要这样泡在这褐色的汤中，或是由于有伤口，或是不管有什么其他的病。之后又是难耐的时间。这里的床铺共有三层，其他的与以前的地方差不了多少。
　　我们很少被带去看医生，我的伤口只能是听其自然了。不多久，我左边屁股上也开始疼起来，过后又长起了以前见过的一种火红的脓包。过了一两天，这个脓包消退了，但又会出现别的问题。我有时不得不向护理的人说明，但说明和催促之后又等了好几天，我才被带到棚子前部的医生那里。而这时除了右膝盖那儿外，在我的左屁股上又开了一个有我巴掌长的刀口。这又一次的糟糕处境其实归咎于我床铺的位置，我睡在下铺，正好冲着一扇整天对着灰蒙蒙的天空、虽然不大但没有玻璃的窗户，呼啸着的寒风使铁栏杆成了冰柱，而且不时地卷进浓浓的严霜。对此我只能默默地忍受，它为我这一个病人带来了不少“奖赏”：我穿的是一件很短而且没有扣子的衬衣，戴着一顶绿色毛线小帽，这个帽子在耳朵那儿是圆的，额头那儿有个楔形的边儿，与溜冰冠军或是舞台上扮演撒旦的演员戴的那种十分相像。真是天寒地冻，而且我失去了两条毯子中的一条，我只能更加紧紧地裹着这又破又烂的一条了。一个护理员说是借用一小会儿时间，完后就还回来。我当时双手死死抓住毯子不放，但毕竟他的劲比我大。这一损失过后，一种想法又缠上我的心头，听说一般只有对那些很快就要离开的人才撤去毯子的。
　　身后某个地方又传来一阵听惯了的声音，护理员来了。他挽着一个新到的病人，一边左右张望一边考虑着该把病人安排在哪一张床上。我们这时已经知道，由于他的病情严重，医生准许给他一张单独的床。病人声音高亢地喊着：“不行!我有这种权利!你们去问医生!不行!”但是护理员还是把他带到了我们中间，而且正好选中了我的床，于是我有了一个与我年龄差不多的同伴。他的脸色蜡黄蜡黄的，大大的眼睛无论看谁都闪着亮光。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能不能给他弄点儿水来，我对他说这个肯定办不到；他又问是不是有香烟?我说这种福气就更别提了。但是他还说愿意拿半个面包换一支烟，我说怎么着都没用，没有就是没有。随后他就不再说什么话了。我猜测，他可能发烧了，因为从他不断打颤的身体上散发着一股热气，不过这倒让我能吸收点儿舒服的感觉。到了夜间，他在床上总是翻过来倒过去睡不着，嘴里不住地怨这怨那的，还不时以已经让我不自在的目光盯着我的伤口，这一切都令我有些反感了。我实在忍不住了，对他说，嘿，够了吧，能不能安静点儿?还不错，他倒是听了我的话。
　　第二天早上醒来后，我飞快地跑过去把我这位伙伴的水壶也递给了护理员，可是咖啡已经没有了，当我把情况告诉他时，他还对我有所埋怨。不过中午我给他取来一份面包，晚上又帮他拿来了汤。反正后来只要他一天当中没有反常的表现，我都这样帮他。反之，我就不得不提醒他，还说要不然就不让他在我的床上呆着了。我还是有点心烦意乱，因为我担心他一直在这里拖下去，凭我的经验他早该走了。到最后我终于如释重负，他和其他人一起都走了，而且什么话也没说，感谢上帝，他们就这样留下我走了。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