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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没有命运　（节译）

作者：［匈］凯尔泰斯．伊姆雷　李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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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还见识了一些真正的害虫。跳蚤是怎么也抓不到的家伙，它们很是灵巧，而且极能让人感觉得到，在我这儿活得非常滋润。抓起虱子来就比较容易了，只是我觉得抓不抓都没多大作用。如果实在讨厌它们了，我就霍地掀起后背上紧紧的衬衣，用大拇指头使劲弄死它们，听着一个个被挤死的清脆的响声，不仅解了我的心头之恨，也享受到了它们被消灭的快感。这样过了一分钟的平静，在原来的地方又痒起来，然后我就又重新折腾一番。这帮虱子无所不在，每一个隐蔽的角落都是它们的藏身之处。我的绿线帽子上已被它们占据成灰灰的一片，整个帽子几乎都动不了了。更使我既震惊又害怕的是，当屁股上也觉得痒时，我揭开纸绷带一看，我的肉上竟然也有虱子，它们在伤口上吸食着营养。我试着想把它们抠出来，又耐着性子想把它们挤出来，但一切都是徒劳无功，而且它们会更加顽固和死皮赖脸地进行反抗。到头来我只能听之任之了，眼巴巴地瞅着这种朗朗的饕餮大餐、这种盈盈的狼吞虎咽和这种毫不遮掩的幸福逍遥。再到后来，我甚至从各方面都有点理解它们了，最后我的怨恨也渐渐消失了。虽然仍然有那么一点不太乐意，但我想这也是自然的一种安排吧。我把纸绷带重新盖好，从此不再与它们斗争，也不再生它们的气了。
　　(原载《外国文艺》2003年第1期)
　　1匈牙利语中的“爱尔德伊”即指通常所说的“特兰西瓦尼亚”，现为罗马尼亚西部的大片地区。历史上一直属于匈牙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特里亚农条约》正式划归罗马尼亚，现该地区仍主要居住着匈牙利族及一些同样讲匈牙利语的吉卜赛人和犹太人。
　　2法语，你好。
　　3德语，医生。
　　
　　苦役日记
　　——凯尔泰斯谈艺术与人生(节译)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如果艺术渴望看见生活是始终如一和可以支配的，是可以放在科学和人文的纯含意的轭下加以驾驭的话，那么——美化地说——这样产生的将是坏的艺术。虔诚的时代已彻底过去。对生命的崇拜已不再忠实，凡在其出现的地方，它总是抹杀了肆虐和暴烈的特征。在一切情形下的抹杀——这就是问题，或许——这是——问题。
　　艺术享受中隐藏着世俗。人们不是在感受艺术，而是在艺术之中消遣。
　　任何艺术已不再将生活展现给逻辑关联的体系。另一方面，每一个艺术品(或是艺术创造)都是逻辑关联的一个体系。
　　在人的生命中有一个猛然间认知自己并释然解脱的时刻，从这一刻起我们称得上是自己，我们在这一刻真正地诞生。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天才的细胞，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使生命成为自己的生命。真正的登峰造极是存在主义的才华横溢，我敢说，任何一个不直接与我们自己有关的知识都是徒劳没用的东西。
　　如果一个人不是用现实而用事实去寻找一种调和，这就是形式主义。什么是现实?简言之就是我们自己；什么是事实?简言之就是种种荒谬事情。两者之间的关系简言之就是道德生活，就是命运。或者，两者之间毫无关系，这就是说对事实的接受是一系列的偶然和向偶然进行的整合。这样，形式主义者自己也转化成事实和无能——失去其自由、捣毁其中心，而后裂散在事实的真空之中。他再也无法用这些在茫然和险恶中离析远逝的碎片构合成其陌生的生命。此时，人演化成其对立的一面，演化成了机器、精神分裂和一种怪物。人将成为受害者和刽子手。
　　一九六六年。不是犹太人，而是人。如果刚巧是犹太人，那么“犹太人”只是作为极权主义中的一种状态。
　　一九七一年四月。看在上帝面上!上帝存在还是不存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相信上帝存在——或是不存在。
　　一九七三年八月。我现在又一次猛然意识到，除了奥斯威辛的内容，我对什么都无所谓。如果我想写一本新的小说，我仍然还只是写奥斯威辛。我所想的一切都围绕着奥斯威辛。如果看上去我完全是在谈论别的事情，那么实际上我还是在谈奥斯威辛。我是奥斯威辛魂灵的介质，奥斯威辛从我的心底在述说。奥斯威辛和所有属于它的东西是基督教确立以来欧洲人最大的心灵创伤。人们心灵的觉醒，可能需要数十年或是数个世纪的时间。
　　相信真理的人是对的，什么都不相信的人是错的。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九日。开始已整整四十六年了1。可是我的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我的谦卑，我的傲慢，两者都漫无边际。我个人的空间是充满失败的胜利，以后其中会有一种东西像一首单薄的赞美诗似的向天上飘去。
　　有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同样也是根本无法提出来的。
　　只有在心中燃烧着熊熊的憎恶和怨恨之火的人才会坚持，会在报复中勉励自己坚持下去，并恪守自己的诺言。虽然我心中也燃烧着憎恶和怨恨之火，但我担心，它们并不足以让我坚持下去，也不足以让我通过它们来干点什么事。
　　有时候我想克制希望，可现在这希望已自行消逝。(这句话本身就带着自我否认——但并没有说谎)
　　走啊，走啊，穿过荒漠又进入荒漠。沙土砾石上的蹒跚，凄凉旷野上的踉跄，已是《圣经》中的四十年(又加上六年)。没有落下吗哪2，也没有一滴泉水、一眼井、一朵花，就连海市蜃楼也没有。
　　注意：有人在用自由挑逗人，用专制问候人。
　　魏尔兰3在潦倒颓废中写出了最美、最虔诚的诗篇，我不仅看不出其中的任何矛盾，而且正相反，在这种事实中我只认识到了那些理念的真谛。因为所有的善和美都是一种渴望，这种渴望的力量正是艺术家和每一个创作者的力量所在。难道物质含义上的词句就不真实了吗?那么颜色、味道和爱情是真的吗?(前两者一般来讲具有物质特点，但每一个人、每一个生灵的解释都各不相同)渴望的力量不比寻常——渴望在垃圾堆上也能滋长，甚至只有在这里才能真正地开花吐艳。
　　什么是真理?回答起来多么简单：已经毁灭的东西，就是真理。
　　如果我放弃，我将变得萎靡；如果我萎靡，我将化作魂灵；如果我化作魂灵，我将成为作家，成为一个沉迷在无所沉迷之中的无所作为的苦行者。
　　幸福的需求和创造力有可能是不相容的——这里说的创造力至少是在其道德描写的，即在艺术与思索的一个特定形式的平面上。幸福地过日子的生活是一种简单的生活，其结果只是沉默。人——比如说面对一只啼叫的鸟——至多只是叙说其困境。思索是人的呐喊，对生活的思索以至产生对生活的怀疑。被生命之根所窒息的人不是怀疑自己的这个生命之根，就是在生命之根中以某种反自然的方式行进。
　　在已经制度化的自杀世界中，恐惧已不再具有效力；经历过奥斯威辛后，一些过去的行为准则也不再具有效力，申诉权作为令行禁止的惟一法律形式已被层层剥夺。
　　一九七七年六月。艺术是——人最具自然性的非自然的自然化，被自然造化成不满足于自然的人是最具这种特色的人。
　　世界是卑鄙的，因为我卑鄙。
　　看来，对艺术而言艺术的含义已是最少的。这种质变的核心在于艺术所追求的纯粹“才华”已全然被谋生之需所取代。这个问题可以思量一番，为什么呢?或许是因为这种崩溃如此之巨大，以致在其废墟上已不再有什么可以装点的东西了。
　　我写小说，因为我在寻找更为尖利的痛苦。
　　一九七九年九月。真诚的人在真诚地说谎时仍然是真诚的人。
　　对于在强暴下呈现的软弱，我们应当视之为一种力量予以敬重和尊重。
　　一九九0年一月。我所生活的环境是谁的梦境?我所说出的话是谁的语言?
　　不管你相信什么，你都会死去；但如果你什么都不相信，活着的你实际上已经死去。
　　看得出，最原始的思维是正常的思维。
　　荒谬既不是产生于自然中，也不是产生于心境中(自然和心境的变化是有限的)，而是产生于人的头脑中。人的头脑中勾勒出荒谬能够转化成现实的影响力，或者说荒谬的想法可以变为尽可能的行为。
　　人们偶然地出生，继续着偶然的生命。然后必然地死去。
　　一九九0年九月。没有比一个思索的人更加小说化的人物了。因为他的思索并不只具有自我和公共的危害性，不仅是替代了所有激情的激情，不仅是比一切冒险更为冒险的冒险，不仅是比一种信念更为特殊的痴迷，而且也是极端地不同寻常。
　　一九九0年十月十日。我们从疯狂中来，疯狂带着我们游荡，我们又走向疯狂。死亡——从一定意义上说——不正是身体的疯狂吗?而理性的惟一瞬间，不正是生命本身吗?
　　问题不是上帝是否存在。不管怎样，人只能像能活就活那样地活着。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我不怀疑世界的缺陷性。有这种缺陷性，就可以假想出一个不幸的、凡人化的神明来了。
　　不言而喻，历史不是别的，而是历经了数千年的旨在使人以某种方法走出疯狂的一种绝望的和不断的尝试。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只有胜利比失败更加耻辱。
　　如果将来你成了死者，你就享受静谧吧。
　　真正的历史学家更感兴趣的是研究挖掘像希特勒这样的彻头彻尾的极权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单一的人被定制化地剥夺了其固有的自由。我把这种情形称作“无形的命运”，这也是我的小说的匈牙利语原文书名所表达的含义。所有的状态都是预先决定好的，外部的强迫使人充当已准备好的角色。人们被迫面对的选择不是出自个人的特点和个性，而是出自体制内部的一种原动力，这种原动力没有给个体的人留下丝毫的空间。现在就可以想象到，对于建立这样一种集权状态——也就是无形的命运，只有他们——练就了某种神秘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德国人才能做得到，而且他们的这种能力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都可以恢复生机。如果群体社会的民主政治规则失去了作用，那么德国人那里所发生的情况，在任何一个群体和任何一个社会里都可以发生。跨过了一定的政治门槛，一台自动的原动力引擎就会转动起来，而且以后很难再让它停下。
　　如果提出这个“集体犯罪”的问题，那么经希特勒之手对犹太人的灭绝性屠杀应该是全世界的集体责任。
　　所有集体化的思维方式都归属于意识形态世界，而所有的意识形态世界都产生着仇恨。所有的意识形态都依靠仇恨维持自我，而且这个仇恨总具有意识形态性和抽象特征，纳粹的恐怖得以发生的可能性也源于此。正因为如此，我才鲜明地反对让这种集体神话赢得生存的权利。奥斯威辛触及到每一个人，因而每一个人都应当承担奥斯威辛的重压。
　　(原载《外国文艺》二三年第一期；最末两节摘自《外国文艺》同期载《奥斯威辛中隐藏的怜悯——与德国作家阿德尔伯特·雷伊夫的对话》)
　　
　　1凯尔泰斯生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九日。
　　2《圣经》中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用四十年的时间走出了埃及，经过旷野时神赐给了他们一种叫“吗哪”的食物。参见《圣经·出埃及记》。凯尔泰斯写此句时是四十六岁。
　　3保罗·魏尔兰，1844—1896，法国象征派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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