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10期
论文学解读中的误读
作者：闫永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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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心理语境，像性别、气质、性格、兴趣、爱好、心境、情绪、体验等等都是心理语境，甚至自身的疾病对心理的影响也构成心理语境，这方面的问题太多了，我们这里简要说一点，就是心理的调适能力问题对解读的影响。当一个人羡慕而还没有达到某一设定的目标时，就可能极力设法贬低、看轻这一目标。譬如，一个尚不能够真正欣赏古典音乐的人可能会在内心竭力解脱这一事实给予他的心理压力，从而巧妙地否认古典音乐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文学也是如此。当个体根本就不能达到某一目标时，他就可能连羡慕都不羡慕了，他还可能退回原状并竭力夸大原状的价值与意义。像时尚文学就是如此繁盛的。这样肯定存在经典和时尚双方面的误读。
最后是技术语境，今天的世界处于工具理性的包围之中，技术可以改变一切的神话正在大肆流传，文学解读也是如此。古今中西提供了大量可供操作使用的解读技术，你使用不同的解读技术，就可从不同的视角切入文本，并且获得意想不到的创造性的意义。可以说西方的那各种主义基本上是解读技术，它们是可以拿来使用的。但在使用中要注意匹配组合问题，不可驴唇不对马嘴，解读技术和文本实际相距太远不行。有人使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解读杜甫的《春望》，结论是使用大叙事(国破家亡)隐喻小叙事(自己性生活的缺憾)，这可能就有点离题了；有人使用结构主义解读方法解读元杂剧《救风尘》，认为它的表层结构意义是好人好报、恶人恶报，而它的深层结构却是好人不得好报，恶人倒经常得好报，老实人倒霉，搞欺骗、耍手腕的人才能成功，表现了这样一个市民社会中的普遍心态。应该说深层结构所揭示的文本意义是很有创造性的，不通过结构主义解读技术我们只能看到它的表层结构意义。
二
误读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具有创造性，也具有歪曲性。
1创造性方面，表现在人学上，是对读者自我的充分肯定，是自我的实现与满足，在形而上的层面上使人的自由精神更加高扬，对误读的承认在现实层面是民主进程的发展，总之是人学上的进步；表现在文学上，它是文学的一种创新机制，它可以实现意义的增值，可以提出对已有结论或权威观点的挑战，它能带来文学新的意义、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和新的发展。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近藤直子在《有狼的风景》一书中使用解构主义的解读技术解读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她说：“如果区长对小二黑父亲说的话，即‘给他订婚不由他，难道由你啦?’是一个理由，是一种道理，是人在思考问题时可以应用的根据、准则的话，那么对小芹的母亲，当然也应该是你的打扮是你的事，由你来决定。但是却不是那样的。……区长对小二黑父亲说的话，就像是他现买现卖比他自己地位高的某个人说的话，真正的理由、道理应该归属于那个人。这还是‘X(权力者，强者)说是P，就是P’的方程式。……对小芹的母亲说的话，只不过是迎合了当时农民的一般看法和常识。那么这也是‘X(群众，多数派)说是P，就是P’。”6她的读法和我们的读法不知谁正谁误，但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小二黑结婚》表现的是对自由意识的压抑和对绝对者的渴望，引领解放区文学以至于新中国文学的楷范式小说，竟然如此偏离了“五四”的道路。这种解读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后来赵树理的写作方向及其文革中不幸的遭遇，是富有启发性和创造性的。
2歪曲性方面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如果是自娱自乐那倒没什么，但要发表供别人借鉴以至于学习就要格外小心。一种误读如果是极端不合适的解读技术造成的，它往往造成对一个作家理解的混乱，比如有些人自称是用先进的解读技术，通过对朱自清有关散文的解读，得出了朱自清的性别身份应是女人，并且有深厚的恋女人情结的无稽之谈，这是着了一味标新立异的魔的后果。如果一种误读和文学史写作相结合，则会造成观念文学史，像过去的中国古代、现代文学史基本上是政治误读的结果，最近有人又从审美方面写文学史，恐怕也是审美误读的结果，复旦大学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依我看是“民间”误读的结果。看来想写真实的文学史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写误读的文学史，这促使我们反思对待和学习已写成的文学史的态度。一种误读如果和非文学视野相结合，则会造成笑话。清代毛奇龄认为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写得不好，曾说过一句特外行的话：“岂独鸭也，鹅也先知”，这不是大笑话吗?宋代的李颀在《古今诗话》中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章圣(帝)曾宴群臣于太清楼，忽问：市店酒有佳者否?中贵人对：惟南仁和酒佳。亟令沽赐群臣。又问近臣曰：唐时酒每升价几何?无有对者。惟丁晋公奏曰：唐时酒每升三十钱。章圣曰：何以知之?晋公曰：臣尝记杜甫诗曰：速来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章圣大喜曰：杜甫诗自可谓一代之史。”这就把艺术的诗歌误读为坐实的历史了。到清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就笑话他们了，说：“杜诗：‘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百青铜钱。’”遂据以为唐时酒价。崔国辅诗：“与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钱。”就杜陵沽处贩酒向崔国辅卖，岂不三十倍获息钱耶?误读如果和统治手段相结合，则会造成惨烈的文祸。清代和乾隆帝关系极好的沈德潜，就因《咏黑牡丹》“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两句诗被开棺戮尸。南朝宋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也是他招来杀身之祸的根源。这都是因为统治者对它们作了曲解，这种现象每朝每代都有，中国在文革期间的做法和此差不多，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反思。
我们要强调正读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它是文学交往的基础；但又要看到正读的局限性。不破不立，我们要恰当把握误读双刃剑二者之间的张力，使二者达到一种和谐统一，既能有所创新，又避免过度的阐释，避免走入极度曲解的陷阱，这应是误读的最高境界。经过语言论转向洗礼的文学解读理论，强调必须从文本语言的实际出发，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放出读者自己的眼光，发挥读者的主体性，去进行富有创造性的合理的误读。
1鲁迅：《〈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2朱光潜：《无言之美》，《朱光潜美学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473页。
3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40页。
4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独角兽与龙——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乐黛云、勒·比雄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5王朔：《美人赠我蒙汗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
6近藤直子：《有狼的风景——读八十年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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