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月12日，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4师飞行员杨德才驾驶编号6501的米格-15从浙江路桥起飞，飞往台湾，结果在台湾宜兰地区迫降时机毁人亡。这是解放军方面第1架叛逃的军机。

　　

　　据不完全统计，自建国以来，我国一共发生过生17起飞行员叛逃事件，其中5起失败，12起成功。要说其中最蠢的，就要数一位叫王宝玉的飞行员了。

　　

　　因为他，在1990年8月份叛逃到了苏联（苏联1991年12月解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990年8月25日下午，空军政治部值班室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通报，说黑龙江某航空兵团飞行一大队的一架歼-6飞机，在中午12点左右起飞后不久失踪，飞行员是该大队的王宝玉，经空中搜寻未发现任何踪迹，无论是飞机还是飞行员都下落不明。当时，值班员估计最大的可能是发生了飞行事故。

　　

　　当值班员把电话通报向政治部首长报告后，首长的第一反应是担心空中防线出问题，他让值班员立即通知保卫处密切关注防线方面的动向，同时调阅飞行员政审材料，并做好应急准备。

　　

　　空中防线安全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谁都不愿意触及但又不能回避。可假定飞行员是驾机叛逃，周边环境并不具备条件。

　　

　　距离最近的国家当属朝鲜和韩国，朝鲜是友好国家，即便飞过去也能引渡回来；韩国当时与我国虽然还没建交，但也正在酝酿。在此之前曾发生过海上偷渡事件，经双方协商也都妥善解决，这意味着假借韩国叛逃的路也已经被堵死。

　　

　　而如果直飞台湾，这么远的距离，这种轻型歼击机的油料根本就不够。那么，最后一个方向就只剩下了苏联。

　　

　　可是，自1989年5月苏联主席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后，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苏方正想借机恢复同我国的友好关系。在这种前提下，苏联怎么可能拿好不容易才恢复的正常关系当儿戏？一个普通的飞行员，怎么能同一个国家的利益相提并论呢？所以，机关里许多同志都认为叛逃的可能性很小，大都猜测可能是出了飞行事故。

　　

　　然而，不可能的事却偏偏发生了。当天晚上，苏联塔斯社播发了一条简短的消息：一架中国军用飞机于当天中午12时45分，在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附近的军用机场降落，飞行员要求到美国政治避难。这时，中方才确认飞行员王宝玉驾机叛逃已成事实。

　　

　　此时，由于中苏已恢复正常关系，所以王宝玉驾机叛逃事件发生后，两国马上启动了外交程序，以期通过外交途径使这一问题尽快得以妥善解决。

　　

　　8月26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与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分别赶赴哈尔滨，就“8·25”事件进行紧急磋商。

　　

　　因为当时苏联迫切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正好利用这次事件来向中国表明恢复友好关系的诚意。双方经谈判交涉，决定对这次事件低调处理。对于中方提出飞行员的引渡问题，苏方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与配合，双方很快达成引渡协议。根据协议，中方安排一架图154专机直飞苏联克涅维契军用机场引渡王宝玉，同时将其驾驶叛逃的那架歼-6飞机空转回国。

　　

　　然而，在具体细节上还是遇到了麻烦。苏方认为，王宝玉已经提出政治避难问题，因此在引渡之前的安全问题应由苏方负责，同时不能让王宝玉有丝毫察觉，而且中方不能在苏联领土对其实施逮捕。

　　

　　最后，双方商定，正式移交以中方图154专机舱门为界，舱门以外的各项事务由苏方负责，舱门以内的事务则与苏方无关。

　　

　　为了保证顺利引渡移交，苏方对王宝玉说，苏联军方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如何处理他提出的到美国政治避难的要求。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不便滞留在这个基地，为了保证安全，决定给他换一个地方等候消息。由于保密的原因，需要在转移途中给他蒙上眼睛，希望他能谅解。王宝玉欣然同意。

　　

　　王宝玉被引渡回国后，立即被开除党籍、军籍。后被空军军事法院以背叛祖国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久，空军通过这起事件，举一反三教育部队，并制定和完善了各项措施，从而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类问题的发生。因此，这次事件便成了新中国最后一次驾机叛逃事件。

　　

　　而王宝玉在1990年逃往苏联的举动，简直堪比1949年加入国民党，说一句“最蠢”也不为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