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国内曾拍摄放映过一部很红火的间谍反特影片《熊迹》。年岁大一点的人都知道，这是根据1974年1月15日在北京郊区破获苏联间谍李洪枢一案为背景所拍摄的。当时中苏关系十分紧张，此案的破获，第二天就成为国内各大报纸扬眉吐气、大快人心的头条报道，也震动了全世界。

　　

　　我国政府于几天后的1月19日召见苏联驻华大使，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宣布苏联使馆秘书马尔琴科等五人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于当天被驱逐出境。这个胜利的消息，曾被列入1974年开门红的两大胜利，一是南方取得了南沙群岛反击战的胜利；二是北方破获了重大间谍特务案。

　　

　　近日读到当年北京市公安局二处（外国间谍侦查处）处长、苏联间谍李洪枢专案侦查班子的负责人魏相如的一部传记《赤诚岁月—老公安战士魏相如的故事》（群众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内中有“侦破苏联间谍特务大案”的一章，洋洋洒洒的10张页码，详细叙述了传主如何顶着压力、临危受命、精心策划、周密部署，一举破获了这桩轰动世界的惊天间谍大案。书中引述魏相如的回忆说：“他从事公安政法工作60多年中，抓侦查工作也多年，侦破过不少案子，但搞这起苏联间谍特务大案，是他一生中记忆最深刻、最绞尽脑汁、最惊心动魄、风险最大、最受考验的一件大事。”这五个“最”字，可以想见当年反特侦查工作的曲折复杂与难度之大，也让人为老公安战士的机智勇敢感到由衷的佩服与钦敬！碰巧的是，笔者又读到一本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也是李洪枢专案组组长刘复之的回忆录（《刘复之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里面有一个章节“破获苏联间谍案”，也记述了这一案件的全部经过。书中回忆，李洪枢是吉林大学化学系毕业生，1967年4月越境外逃苏联，被苏方情报机关录用并进行长时间的特工训练后，于1972年6月5日派回潜入中国，20多天后就被我公安机关抓获并押回北京。也就是说，《熊迹》在此时就被清除了。但与魏相如传记最大不同的说法是，刘复之说专案组是利用李洪枢展开反间谍工作，争取“逆用”，又把他给“反派”出去的，并说这个专案组是经过周总理批准的。

　　

　　按照刘复之回忆，李洪枢这桩特大苏联间谍案，是一场典型的“逆战”和“谍中谍”，是我方利用李洪枢来“放长线钓大鱼”。一年半之后，“引蛇出洞”的机会来到，敌方的一切活动，尽在我方的掌控之中，并早已在他们的接头地点布下了天罗地网，等红色信号弹升空之后，千军万马，神兵突降，喊声四起，威震敌胆，在探照灯的强光聚焦之下，这几个前来接头的苏联间谍，自然就成了乖乖就擒的瓮中之鳖。

　　

　　据相关资料说，这件事情令当时的克格勃头目、即后来成为苏共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非常恼火，他认为这起事件让克格勃在全世界面前都丢尽了脸。可惜的是，专案组组长刘复之所讲述的“逆用”事件真相，在具体办案负责人魏相如的传记《赤诚岁月》中却只字不提，没有一点记载，篇章长达上万字的事件叙述，都是围绕着传主五个“最”字来展开讲述的。

　　

　　可以说，如果没有刘复之的回忆，谁又能想象到，在这桩曲折复杂、惊心动魄的重大国际间谍事件后面，都是事前安排好的未雨绸缪，尽在我方的掌控之中。不过，这本传记也披露了一点关于李洪枢的后来资料，这个派遣特务因为有立功表现，得到了宽大处理，后来被改名换姓分配到一个工厂工作，成了高级工程师，并经人介绍，娶了一个漂亮的媳妇，有了一个女儿，现在他的女儿也都留学毕业后回国工作了。

　　

　　李洪枢现已70岁，两口子都已退休，一家人生活美满幸福。由此看来，这“双面间谍”的人生结局，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