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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八


  奕劻听得这话大吃一惊!心里懊悔,不该让袁世凯开口,如今可为难了!照袁世凯的说法,肃王善耆应与康梁同科,但又何能在慈禧太后面前讦告此事?倘或不闻不问,万一有何事故,袁世凯会说,当时曾警告过庆王,他没有表示,只好不办。这就变了比同隐匿,至轻也是个革爵的处分。

  看他脸上阴晴不定,袁世凯索性再说些让他胆战心惊的话,“王爷,”他说,“肃王办的消防队,用兵法部勒,一样有洋枪,一样三六九出操。请问,救火消防队用得着这个吗?”

  奕劻的脸都吓黄了,“他要干什么?莫非要造反?”他气急败坏地说。

  “王爷,”袁世凯摇摇头,极冷静地答说:“你这话谁都没法子回答。”

  奕劻心想,消防队练武携枪,不就是打算趁火打劫吗?倘或宫廷有灾,命消防队进大内救火,可能俄顷之间,变起不测。

  转到这个念头,不由得打了个寒噤。

  “那怎么办呢?”奕劻紧皱着眉说:“以善一的身分,能有什么位置?”

  “善一”就是肃王善耆,他居长,弟兄四人名字中都有一个善字,而辈分则与帝系的“溥”字辈相并,因而辈分较高的亲贵,都以善一、善二叫他们兄弟。善一的辈分虽低,毕竟是世袭的亲王,即令犯有极重的过失,亦须有确实的证据,方能奏请处置。如今事涉暧昧,而又关系重大,如果让慈禧太后知道了他是这样的态度,必然震怒,但却无奈其何。倘或隐匿不言,万一出了什么事,可又脱不得干系。此所以奕劻为难万分。

  他的处境是袁世凯早就想到了的。就要奕劻觉得为难,才会听从他的建议。于是他用安慰的语气说:“王爷也别着急,事情就怕不能前知,知道了总有法子预防。亲贵理当保全,倘有不测之事,就算自己没有责任,又何忍见那位亲王为端华、载垣之续?”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奕劻连连点头,“无事是福!”

  “我在想,亲王体制尊贵,朝廷必当优礼,表面上实在不能有什么举动,为今之计,唯有釜底抽薪,削其羽翼!”

  “釜底抽薪,削其羽翼!”奕劻轻轻的念着,抬眼望着袁世凯问:“你的意思是,把他手下得力的人办几个,或者调开?”

  “不!羽翼者康梁一党,什么中华宪政会,远在海外,鞭长莫及,不如先查办政闻社!只要上谕一下,汤觉顿之流,自然闻风而遁,再无人逞其如簧之舌,盅惑亲贵。这才是爱人以德的保全之道。”

  这几句话说得冠冕堂皇,奕劻大为赞赏。因此第二天奉旨会议时,便提出解散政闻社的主张,满座皆以为然。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亦在座中,见此光景,唯有沉默。散会以后,一路哼着“先帝爷,白帝城”,扬长而去。回到王府,未及更衣,便连呼:“找王小航来!找王小航!”

  这王小航单名一个照字,汉军旗人,跟肃王府的渊源甚深。戊戌改变之前,在礼部当主事,上折言事,尚书怀塔布、许应弢不肯代递。王照一怒之下,做了一个呈文,指责堂官不当,不遵旨为他代递奏折。而且这呈文是上堂亲递,同时声明:两尚书不受,他要到都察院呈递。

  自有部院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怪事。怀塔布与许应弢迫不得已,只好答允,为他代奏,随即由许应弢亲自动笔,拟了一个奏折,说王照“咆哮堂署,借端挟制”,并解释不为代递的缘故是:王照奏请皇帝游历日本,而日本最多刺客,从前俄国皇太子及李鸿章都曾遇刺。王照置皇帝于险地,所以不敢代递。又指责王照“居心叵测,请加惩治”。

  这道奏折很厉害,能为王照带来杀身之祸,无奈锐意变法的皇帝,一意广开言路,对礼部堂官顾虑他的安危,并不见情,降旨道:“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权衡,无烦鳃鳃过虑。”

  接着又说:“若如该尚书等所奏,辄以语多偏激,抑不上闻,即系狃于积习,致成壅蔽之一端。怀塔布等均着交部议处。”结果,怀塔布、许应弢,及两名满缺的侍郎,一律革职。处置之苛,未之前闻。王照亦就因为掀起这么一场大风波而名闻海内了。

  及至戊戌政变失败,王照当然在查办之列,幸而是京中土著,又有善耆照应,得以闻风脱走,与康有为同船逃到日本。前两年方始悄悄回国,化名“赵先生”隐居昌平、保定等地,不过经常溜到京城,以肃王府为居停,作善耆的谋主。

  这时把王照请了来,善耆便将政闻社行将奉旨解散的决定,告诉了他,向他问计,应该如何预作布置?

  王照与康有为由患难之交搞成水火不容,肇因于康有为露了以保皇为沽名图利之计的狐狸尾巴,在日本动辄向人说,他奉了皇帝的“衣带诏”,命他起兵“勤王”。起兵要粮要饷,借此便可募捐筹款。有人以此求证于王照,他自然不肯替康有为圆谎,因而结成冤家。不过,王照对梁启超是颇有好感的,所以劝善耆应该设法保存政闻社。

  “既然勒令解散,想来下一步就是查拿了。这个责任自然落在民政部,那时候王爷可就为难了。”

  “说得是!”善耆憬然有悟,“事不宜迟,教他们快走吧!此刻老赵怕还不知道这件事,等他一知道,布下罗网,那可要大糟其糕。”

  老赵是指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谁都知道他是袁世凯的鹰犬,掌握着民政部属下的密探。王照心想,这赵秉钧自题别号叫“智庵”,阴险多计,一奉解散政闻社的上谕,必定秉承袁世凯的意旨,小题大作,株连无辜,只怕各省请愿代表都会遭殃,因此决定亲自出去一趟。

  “王爷,我看这件事得我去料理。”他说,“别人去,话说不清楚,不了解事机之险,会误大事。”

  “你去自然最好。不过,怕显眼!”

  “不碍,我会化装。我还得跟王爷要点东西。”

  “什么?”善耆问:“钱?”

  “钱倒不要,要南下的火车票,只要三等、四等,多多益善。”

  “那容易!”

  善耆随即派人到前门车站买了一百张京汉铁路的火车票,派人保护化了装的王照,到前门外东河沿、大栅栏、八大胡同走了一遍,直到午夜方回。

  第二天果然下了上谕:“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羽,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复败坏大局,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

  赵秉钧一看有“严拿惩办”的字样,随即下令,遇有谈论国事,鼓吹立宪而行迹可疑的陌生人,先逮捕了再说。可惜,他晚了一步,汤觉顿与各省请愿代表,都在这天上午,拿着王照所送的车票,上了南下的火车,即有少数逗留在京的,亦以接到警告,及早躲到亲友那里,深居简出,噤若寒蝉,赵秉钧的部下一无所获。不过,大老们的耳根倒是清净了,因为各省请愿之事,就此无疾而终。

  话虽如此,应该交代的表面文章,仍旧密锣紧鼓地在赶工,八月初一那天,终于颁发了一道煌煌上谕,明定筹备立宪期限为九年,也就是在光绪四十二年颁发宪法。同时在这道上谕中,公布了“宪法大纲”、“选举法要领”,以及“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宪法大纲中首列“君上大权”,共计十三款。第一款:“大清皇帝统制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第二款:“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此外,立法、召集会议、用人、军事、外交、财政诸大权,统归君上,不受干涉。唯一有些微宪法意味的一款是:“司法之权,操诸君上。审判官本由君上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诏令随时更改者,案件关系至重,故必以已经钦定法律为准,免涉纷歧”

  尽管归政于民,有名无实,但毕竟立宪有了期限,当国的大老可以松一口气了。尤其是慈禧太后,真有如释重负之感,因而兴致显得特别好。宫眷的情绪完全视“老佛爷”的喜怒爱憎为转移,兼以时入仲秋,桔绿橙黄,一年好景之始,乐事正多,转眼慈圣万寿,更是好好热闹一番。

  “人生七十古来稀!过了七十,就该年年做生日。何况是皇太后,更何况立宪有期,太平在即。”

  内务府的这一论调,流传得很广,在内廷行走的人,无不津津乐道,但有件事颇生争议。这年慈禧太后万寿,有个往年所无的点缀:西藏黄教的达赖喇嘛,将携带着大批珍贵的贡品,赶在万寿期前入觐。在乾嘉以前的盛世,这是常事,自道光至今,外患内乱频仍,时世不靖,道路修阻,达赖及班禅入觐之事,久已停止,如今复举,正见得盛世将临,所以很热中于这件事。

  可是李莲英却屡次谏阻,他的理由是谁都想不到的,说是故老相传,皇帝与达赖同城,必有一方不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你是说,皇帝有病,怕达赖来了,会有冲克?”

  “是!”李莲英直答说:“不然何必降旨各省荐医生?”

  慈禧太后默然。从回銮以后,她就渐渐发觉,李莲英很卫护皇帝,现在听他这话,更是效忠皇帝的明证。不过,她也知道,李莲英跟荣禄一样,不管怎么样,是不会背叛她的,别人拥戴皇帝就会结了党来反对她,而李莲英决不会!而细细一想,他亦没有错,皇帝的病,若能痊愈,自己仍旧是太后,倘或不起,且莫说立了幼主又得有好几年的辛苦操劳,而且太皇太后毕竟隔着一层,大权多少要分给皇后,总不如全握在自己手里来得好。

  于是她说:“你是那里听来的怪话!皇上还能让个喇嘛克死?若说有个人不利,也必是不利于达赖。”

  李莲英适可而止,不再往下说了。慈禧太后却想起一件事,达赖早就到了山西,驻锡五台山,六月初将由山西巡抚,一指派妥人,护送来京。至今两月,何以未到?

  第二天问起军机,此事归世续主持,便由他答奏:“六七月里天热,带来的贡品又多,一路调拨夫马,种种不便,所以等到凉秋入觐。”

  “现在不是秋凉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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