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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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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此的奏请，除了报纸刊载以外，朝廷照例“不报”，却抄发了奉派赴国外考察宪政，甫自德国、日本归来的礼部侍郎于式枚的一道奏折。于式枚在北洋幕府多年，专司章奏，文字为海内传诵，所以即使对宪政没有兴趣的朝士，也要仔细读一读。 他的奏折中劈头就说：“臣愚以为宪法自在中国，不需求之外洋。”只看这句话，对热中立宪的人，便是兜头一盆冷水。 但他的文章，自有不能不令人平心静气，细究其故的魔力：“近来访察群情，详加研究，编考东西之历史，深知中外之异词。中法皆定自上而下奉行，西法则定自下而上遵守，此实振古未闻之事，乃为近日新说所宗。臣历取各国宪法条文，逐处参较，有其法己为中国所已有而不须申明者，有其事为中国所本无而不必仿造者，有鄙陋可笑者，有悖诞可笑者，有此国所拒而彼国所许者，有前日所是而后日所非，固缘时势为迁移，亦因政教之歧异。” 话虽如此，于式枚认为比较可取的是日本宪法。“虽西国之名词，仍东洋之性质，自为义解，颇具深心。”以下引叙上海报上刊布的一篇题为《今年国民为国会请愿文》的文章，攻击“宪政所以能实行者，必由国民经有一运动极烈之年月，盖不经此，不足以摧专制之锋”的论调，他说：“各国立宪，多由群下要求，求而不得则争，争而不已则乱，夫国之所以立者曰政；政之行者曰权；归之所归，则利之所在，定于一则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有竞进之心，其名至为公平，其势最为危险！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 接着撮叙法国大革命及日本立宪的结果，从而议论：“盖法国则当屡世苛虐之后，民困已深，欲以立宪救亡，而不知适促其乱。日本则当尊王倾幕之时，本由民力，故以立宪为报，而犹须屡缓其期。上有不得已之情，下有不可遇之势，情势所迫，不得不然。至于我国臣民，本来无此思想，中国名义最重，政治最宽，国体尊严，人情安习，既无法国怨毒之积，又非日本改造之初。我皇太后、皇上曲体舆情，俯从廷议，特允非常之举，宽为莫大之恩！迭降谕旨，既极周详，分定年期，尤为明尽，应如何感颂奋勉，以待推行，岂容欲速等于索偿，求治同于论价？” 至此笔锋一转，以轻蔑的语气，大骂主张立宪的记者、教员：“况今之言之宪，请国会者，实为利而不为害，且在士而不在民！其所言报馆、学堂，不农不工不商，但可强名为士，未尝任纳税当兵之责，乃欲干外交内治之权！至敢言‘监督朝廷’，又或云‘推倒政府’，读诏书则妄加笺注，见律令则曲肆讥弹，胥动浮言，几同乱党！”因此，于式枚认为：“观于法国之事，则知发端甚巨，固祸变之宜防。”但亦不否认：“又观于日本之事，则知变法方新，亦人情所恒有。”从而警告：“惟须亟筹补救之策，乃不至成溃决之虞。”至于补救之道：“惟在朝廷力图富强，广兴教育，用人行政，一秉大公。不稍予以指摘之端，自无从为煽惑之计。至东南各省疆吏，尤当慎择有风力、知大体者，随时劝导，遇事弹压，庶不至别滋事端。”最后归结到宪法，主张先“正名定分”，引“日皇所谓‘组织权限，由朕亲裁’；德相所谓‘法定于君，非民可解’，”意在言外地表示：“将来的宪法，必当出于钦定，而不可由国会厘订。”至于制宪的程序，该等到“将来各处奏报到齐，必须慎择贤才，详加编订，于西法不必刻划求似，但期于中正无弊，切实可行。” 如此立论，在守旧派，尤其是揽权日甚的少年亲贵，自然击节称赏，一般人看来，觉得除掉“颂圣”不免肉麻，批评敢言的记者、教员，持论过苛以外，由于他承认立宪的要求，为“人情所恒有”，所以并未起多大的反感。至于对宦海升沉特感兴趣的人，则着眼于“东南各省疆吏，尤当慎择有风力、知大体者”这句话，认为是针对两江总督端方而发，东南督抚，或者会有调动。 这篇文章只引起批评，并未引起风波，但传到海外，保皇党纷纷大哗。于是到了六月里，军机处接到一个怪电报。 这个电报发自南洋，是个电奏，自署名叫作“法部主事陈景仁”，自道是政闻社社员，电文中将于式枚狗血喷头地痛骂了一顿，请朝廷“革于式枚之职，以谢天下。” “荒唐，荒唐！”张之洞看完这通电报，大摇其头：“时逢末世，什么怪事都有！各位看，该当作何处置？” “革职不就完了！”世续答说“主事无专折奏事之权，光这越分言事，就可恶之极！” “且慢！”袁世凯另有看法，“陈景仁所恃者政闻社，政闻社又何所恃而敢如此猖狂？” 此言一出，满座默然。最后是庆王奕劻开了口：“不必多问了！我看，只拿政闻社请限期立宪，跟这姓陈的并作一案，发一道上谕。各位看呢？” 大家都知道，政闻社跟肃亲王善耆有关系，所以奕劻主张“不必多问”。不过陈景仁究系何许人？何以会在南洋？张之洞认为应该查一查。 “何妨先找一部‘缙绅’来看看？” 世续这句话提醒了大家。随即取来琉璃厂荣禄斋印刷的，光绪三十四年春季及夏季的缙绅录，遍查法部官员，就找不到一个名叫陈景仁的主事。 “莫非是冒名开玩笑的？”张之洞说“如本无其人，则煌煌上谕，无的放矢，那可不成事体了！” “冒名是不会的。”世续又说“照我看，此人在法部怕查不出来，必得到吏部才有着落。” 这一来，袁世凯也想到了，“或者是个捐班主事，”他说：“从未到过法部。” 他的猜测不错，吏部司官查复，陈景仁是捐班主事，本来分发刑部，一改新官制，便变成了法部主事，听说此人是南洋的一个富商。 只要有这个人就好办了。由张之洞口授大意，军机章京拟好一个旨稿，呈堂传阅。袁世凯看上面写的是：“政闻社，法部主事陈景仁等电奏：请定三年内开国会，革于式枚以谢天下等语，朝廷预备立宪，将来开设议院，自为必办之事。但应行讨论预备各务，头绪纷繁，需时若干，朝廷自须详慎斟酌，权衡至当。应定年限，该主事等何得臆度率请？于式枚为卿贰大员，又岂该主事等所得擅行请革，闻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陈景仁等身为职官，竟敢附和比昵，昌率生事，殊属谬妄。若不量予惩处，恐侜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害治安。法部主事陈景仁，着即行革职，以肃官常。” “我想改一两句。”袁世凯提笔勾抹添写了两句，再送张之洞看。 一看，“以肃官常”四字勾掉了，添了两句：“由所在地方官查传管束，以示薄惩。”张之洞便即问道：“陈某人在南洋，如何命地方官查传管束？” “这加个伏笔。”袁世凯说：“此人倘敢潜回内地，就可以责成地方官遵旨行事了。” “啊，啊！”张之洞不免自惭，当了三十年的督抚，连公事上这个小小的窍门都还不识，岂非荒唐？ ※ ※ ※ 这道上谕，面奏裁定，第二天南北各报，都用大标题登了出来，政闻社社员大哗，纷纷写信给梁启超，或者政闻社的总务员，年高七十，精通六国文字的马相伯，要求退社。所持的理由不一，有的是为“侜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害治安”的话头吓倒，怕惹来大祸；有的是觉得“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的话太难听了，不愿同流合污；有的认为陈景仁太霸道，既然讲言论自由，有话大家好说，何致于于式枚说错了话，便该革职？ 就在这政闻社社员纷纷要求退会或解散团体之时，“预备立宪公会”所策动的各省国会请愿代表，已陆续到京，八大胡同与戏园饭馆平添了无数打着蓝青官话，满口新名词的陌生面孔。有时因言语隔阂，习俗不同，惹起纠纷，“地面上”的官人，总是善言排解，此由于民政部尚书肃王善耆曾经迭有“堂谕”，对这些代表，务必妥为保护之故。 袁世凯对肃王的态度颇为不满，不过他一向不愿得罪亲贵，所以隐忍未言。但对政闻社却耿耿于怀，隐忧莫释，因为愈来愈多的迹象，显示政闻社以拥肃、离庆、拉张、倒袁为宗旨，尤其离间他与庆王奕劻的关系这一点，更难忽视，日夕伺机，想一举消灭政闻社。 机会终于来了！就在杜钟骏到京请脉的那时候，由美国旧金山来了一通电报，是“中华帝国宪政会总长康有为，副长梁启超暨海外二百埠侨民”所上的请愿书，列陈“十二大请愿”，可归纳为九事，其中最重要的共有五点。 第一点“立开国会以实行宪政”，这在慈禧太后已司空见惯，不以为忤。尽裁阉宦，迁都江南，及改国号大清帝国为中华帝国，则无不犯了大忌。慈禧太后勃然震怒，将原电交了下来，命军机处会同政务处及宪政编查馆会议具奏。 袁世凯成竹在胸，但须先有一番布置，特地去看庆王奕劻，要求屏人密谈。 “王爷，”他神色凛然地说“我有件心事，至今不敢率直奉陈。王爷知道不知道肃王结交了一些什么人？” “我不太清楚。”奕劻答说：“此人向来不讲边幅，疯疯癫癫的，不必理他！” “不然！疯子会闯大祸！”袁世凯又问：“王爷可知道，所谓‘中华帝国宪政会’，就是保皇党的改名？” “知道。” “康有为有个弟子叫汤觉顿，在京已经多时，王爷可知道？” “不知道，连汤什么顿这个名字我都没有听说过。” “那就无怪乎王爷不知道了！这汤觉顿便是奉了康梁之命，专门来跟肃王联络的，他们经常见面。”袁世凯说到这里突然顿住，而脸上是极痛苦的表情。 这使得奕劻既惊且疑，“慰庭，”他问，“你有什么难出口的话。” “我有句话，不忍而又不能不言，说出口来，就要有个归宿。否则，王爷怕亦担了很大的责任。 奕劻骇然，“何出此言？”他将心定了下来，沉着地说：“慰庭，你不妨说给我听，如果我该负责任，我一定负。” 袁世凯点点头，压低了声音说：“保皇党的首脑，从前是康有为，现在是肃王！朝廷严旨要捕康梁，而康梁奉肃王为魁首。王爷，请问这该怎么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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