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2005年第2期
“天堂”的妇女
作者：潘旭澜
“犯天条”的可能也没有。被剥夺了做妻子、做母亲、做女儿、做姐妹权利的妇女，人性被彻底囚禁，还有什么人权可言?
不得“奸淫”，并不是对所有的人。诸王就可以例外。尤其是洪秀全本人，尽可纵欲。还没有公开造反，就有妻妾十余人。打进南京之前，已经有妻妾三十六人(他自己一律称之为妻)；到南京以后，蒙得恩注意为他选美，每逢他生日，就送上美女六人。不止从南京选，还从江苏其他占领区先选拔年轻美女到南京备作候选者。所以，外国人到过南京的，都觉得南京美女多。到1964年，他儿子洪天贵福被俘后在供词中说，洪秀全共有八十八个妻妾(一说有一百零八个)。有些学者，极力说洪秀全生活如何严肃，如何“力戒奸淫”。每读书至此，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其实，在洪秀全看来，众多妻妾以供尽情纵欲，是他做天王应有的一项重要享受。那么多的妻妾，只做他尽情发泄性欲的驯服工具。所以，她们没有级称，不用名字，而是数字化地依次编个号码，比如第三十妻、第八十一妻。这可能是中外后宫史无前例的“革命”创举。如同有的极权国家监狱里的犯人，只是这些妻妾有吃有穿罢了。他对这些女人，比历代帝王之于嫔妃，要严酷得不可比拟。他一生气，可以不管小老婆怀孕，将她踢打得流产。不但妻妾越来越多，宫女也很多，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总共一千余人。这些宫女，在他心目中，更是等而下之。除了服侍他和他的妻妾之外，在他心目中也是发泄性欲的备用工具。有一些人待了十年，竟没有福气看到他老人家一眼。
反人性的夫妻隔离，弄得人心涣散。陈宗扬、卢贤拔“犯天条”受惩办之后，有的大官借到外地出差之便而潜逃，引起洪秀全的注意。洪秀全的亲信、主管女馆的蒙得恩也“犯天条”，使他不得不考虑停止夫妻隔离。粮食统一供应的困难，促使他下这个决心。先是在1854年12月开始松动，让蒙得恩等几个高官在女营选美女多人为妻妾。继而在1855年春全面放开，准许夫妻同住、青年男女婚配。但有两条原则。一是“大员妻不止，无职之人只娶一妻”，就是官员可以有很多妻妾，不做官的只许一个妻子，在婚姻问题上全面实行官民差别和多妻制。二是，婚姻由男女“媒官”主持分配，十五至五十岁均在分配范围内。这种，“媒官”的乱点鸳鸯谱，造成许多畸形配偶，比起“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倒退了不知多少，但比起绝对禁止婚配却已经是一个进步——洪、杨为了稳住军事统治而做的让步，导致濒临灭绝的人权走向复苏的进步。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全面废止男女隔离的方针；在新占领区仍然实行。而且，即使准许婚娶的南京，仍然要“妈别崽、姊别弟、哥别妹、嫂别叔、哥别婶、爹别媳、孙别婆、男别女”。就连幼天王洪天贵福，九岁之后，就不准与母亲姐妹见面。其他军民，可想而知。从女性来说，也还是剥夺了她们做女儿、做姐妹、做嫂嫂、做儿媳的基本人权。在亲属关系中，女人也只能处于最卑微、最被动、动辄得咎的地位。早在1851年他登基之年起，连续三年“旨准镌刻颁行”的《幼学诗》，在“子道”中写着“子道刑于妻……妇言终莫听”，也就是说，妻子的话一概听不得，如果妻子与父母有矛盾那就要给妻子以刑罚。严妻道”里又写道：“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强调女人必须顺从男人，妻子必须顺从丈夫，否则就要给家庭闯祸。“女道”还写道：“女道总宜贞，男人近不应。幽闲端位内，从此兆祥祯。”叫姑娘不能同男人接近，像棵草一样悄悄地活着，让男人来安排你的十生。这么一些教条，在夫妻隔离解禁之后，成为对待妇女的指导思想。
1857年，他觉得还应该有比《幼学诗》更具体、更周密的规定。于是，在《天父诗》中，除了重申君权、夫权、男权，比如“生杀由天子?，“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外，对宫中所有妇女，包括妻妾与宫女，还订了一个“十该打”的条规：“服事不虔诚—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唤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喜欢八该打。眼左望右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不知古今有哪个酋长、奴隶主、邪教主如此对待妇女?在这种条规管束下的妇女，过得哪是人的生活?所以，每逢诸王选美的时候，都搞得全城骚然。先是下令所有妇女集中听“讲道理”，“一个不至，全家斩首”。被选中的人，“碰死者有之，卧地不行甘为宰割者有之，鞭仆胁行痛哭者有之”。这种场面，使人想起被拉进屠坊的猪羊。
1861年，有个英国军官，由洋牧师、太平军洋务丞相罗孝全(1．J．Robercs)安排，在南京作短期考察，就听说：不久前，“有两妇人私相诽滂政府，而自叹现在生活之痛苦远不及从前之自由安乐。讵料偶语被人听闻，一经报告，两妇立即被斩首”。这两个妇女，如果是清政府官员家属，是不会等到太平军占领南京多年之后，才因偶语而被杀的。作为两个普通妇女，在清政府统治下，不可能有什么人间天堂。只是一经与太平军的统治比较，就觉得那是相当“自由安乐”了。一般妇女能在心里比较，可见洪秀全的愚民政策并非万应灵药。明知说出来危险，还是禁不住说了，可见镇压也还不能实现舆论—律。这两个妇女和其他许多无头尸体，倒是用生命来证明“地上天堂”中的妇女“解放”是怎么回事。
野史笔记中还有不少关于妇女的记录。最多是记述被奴役、被蹂躏妇女的命运，以及她们各式各样的抗争。由于独特的时代背景，空前残酷的迫害，不少人物、事件，比以前的小说、戏曲，更为曲折、丰富、扣人心弦。她们的勇烈，反映了人性与兽性、传统道德与洪氏教条的对立。关于洪宣娇、傅善祥二人与杨秀清的三角关系的记述也相当多。洪宣娇与杨秀清有不正常关系，傅善祥是杨秀清的秘书兼情妇，这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这样就会有许多小道消息、民间传说。争风吃醋、勾心斗角、性格冲突常常扭结一起。尽管有尖锐的矛盾乃至水火不相容，但她们都是被利用、被玩弄、被损害者。最后，傅善祥在内讧中被杀；洪宣娇在内讧后由于强烈的幻灭感而离开西王府，彻底销声匿迹，不知所终。这样一些记载，自然会有一些细节、情结来自写作者的想象、推理，还难免有某些欠确切乃至失实的传闻，但从总体上看来，是和这个时代的基本面目、本质真实和人物各自的性格逻辑一致或者吻合的。比起将历史“颠倒”为能事的历史论著和“历史正剧”，野史笔记应当受到充分重视。它们不仅提供了不少可信、可参考的史料，而且让人看到所谓正说中的惊人的异化。
“天堂”中妇女的遭遇，比以前的封建压迫不知要惨多少倍，比监狱里的囚徒也要受更多的强制与磨难。这是洪秀全反人性、反人类本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在妇女普遍地觉得活着比死还苦还难的年代，历史展示了暴君加邪教主在罪恶的路上走得多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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