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节 广东人在上海的经济活动



　　清代广东人在沪，开始是从事传统的区域间物品交流；中英鸦片战争以后，大量贩卖鸦片，并从事买办活动；洋务运动兴起，买办转而为官僚商人，兴办新式企业，中小商人也建造工厂；在清代最后50年中，华人出国做工、经商骤增，粤人又在上海经营适应华侨需要的贸易。明代就有广东人到上海经商。明末清初人屈大均在他的名着《广东新语》中说：

　　广州望郡，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腊、香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

　　广东商人到江浙，走海路的，必有一些人到上海。雍正间纂辑的《东莞县志·风俗》说：当地人“涉湖湘，浮江淮，走齐鲁间，往往以糖、香牟大利，故居人多富”。民国间该县修志者认为雍正志所说的是明代的情形，清初不是那样。这两种资料表明，广东人经商到上海，明代已经兴起，而明末清初的战争中断了它的发展，康熙后期起逐渐恢复，乾隆以后兴旺起来。杨光辅在《淞南乐府》中以歌咏的形式描绘沪粤间的贸易：“淞南好，锁钥仰雄关，商货万樯通岭表。……”又云：“淞南好，市价日高低，海舸贩来红木段，洋行收去白花衣，民瘦客商肥。”嘉庆间，褚华在《木棉谱》中写道：“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买花衣以归，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

　　广东到上海的商船，称为“估船”，一个月能往返一趟。广东人贩到上海的货物，以砂糖为大宗，红木、香料、染料（苏木）亦复不少，运回去的主要是棉花，其次是陶瓷、茶叶。上海商人用“沙船”把本地棉花、布匹运往广东（同治《上海县志》卷一）。据统计，鸦片战争前，上海每年从闽粤运进糖约50万担，染料和其他物品12万担，运往闽粤的棉花、茶、丝等物20～30万吨（据刘惠吾《上海县志》卷一）。糖的价值达数百万两银子，是一种大宗交易。沪粤间的棉糖对流，是这两个区域间的传统贸易内容，坚持到清末。直至民国时期，上海西南乡居民仍在生产土布，因为它能“行销闽粤及北地”（民国《上海县志》卷四）。清季广东人自然也会需要一些上海土布。广东人随洋人到沪的，做掮客、通事，发展为买办，代洋行东收购丝、茶，推销洋布、洋杂货，贩卖鸦片，与此同时，他们自身也从事这方面的经营。在上海贩卖鸦片烟的多是广东潮州人，据说潮州有个姓郭的人，能讲英语，随同洋商到沪，开始为洋人推销烟土，后来开设鸿泰号，自行销售。他的亲戚、族人、同乡见有利可图，相继来沪，经营烟土，“于是贩土之人日伙”（《清稗类钞》），郭家因此成为烟土业的大亨。清代后期上海经济界大家盛宣怀、唐廷枢、徐润、郑观应、杨坊、严信厚、祝大椿，其属于粤籍的，都是买办出身，在给洋行东经营丝茶之时，积累了经验和资本，于是自行从事这方面的业务。

　　唐廷枢是上海怡和洋行买办，为怡和推销鸦片，收购茶叶，后自己贩茶，并开办修华号棉花庄，成为上海茶叶、丝业公所董事。唐国泰是汇丰洋行买办，自办恒顺号茶栈。徐润于1852年入宝顺洋行学徒，学习丝茶业，1859年起与人合伙开设绍祥号，包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生意，1862年与人合股办宝源丝茶土号，1868年离开宝顺洋行，自办宝源祥茶栈，同时在外地设立分号，以便收茶。徐瑞珩亦是宝顺洋行买办，自设亦昌丝茶土号、荣记丝行。“日与异国人相接”（《郑观应集》上册）的郑观应是宝顺洋行、太古洋行买办，在宝顺学丝业生意，后任和生茶栈通事，不久承办其茶栈。不是买办出身的广东商人，也有经营茶丝业的，如投资上海轮船招商局20万两股份的顾、陈二姓，就是潮州商人。广东籍商人在沪经营丝、棉、茶，到这些商品的产地收购，运输到上海，转售给外国商人，行销海外。丝、茶、陶瓷是中国的主要出口物品，广东人在沪经营对外贸易，地位重要。　　

　　随着洋务运动兴起，清朝在上海开办机器制造局，提倡官商合办近代企业，广东买办出身的商人以较大兴趣，在沪投资办企业。清末官督商办有四大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始设天津，后改上海），上海占了三个。这些企业，都是以广东商人为主乾设立起来的。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1872年李鸿章委派上海邻近的宝山人朱其昂创办轮船招商局，朱出身沙船世家，有些经营条件，但没有威望，招不来商人投资，且有亏损。李鸿章遂于次年改派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及无锡人盛宣怀为会办，实由唐、徐主持，立即改变了该局面貌。1883年完成预订计划，集资200万两。其中，徐润投资48万两，由他招徕的亲友股金五六十万两，他个人联系的股金占了总投资的一半；唐廷枢个人购买了价值8万两的股票，凑集商股数10万两。唐、徐等招致的股东相当多的是广东人。招商局很快发展起来，在国内天津、牛庄、武汉、广州等地设分局，客轮远航日本、南洋、伦敦和檀香山。上海机器织布局于1878年筹建，1880年郑观应、龚寿图筹集商股50万两，请香山人容闳在美国聘技师、购机器。电报总局1880年设于天津，盛宣怀总办，郑观应为襄办，1882年系官督商办，故又称“电报招商局”，1884年总局移于上海，以沪为中心，线路通达广州、武汉、天津各大城市。郑观应还参加上海造纸局的建设。不在上海的开平矿务局，是唐廷枢一手经营的。此外，唐、徐、郑等广东人以上海为根据地，还在直隶、安徽、江西、湖北办矿山、铁路、保险、耕殖畜牧公司。在上海的广东人兴办了近代企业，只他们才能打开局面，这是因为：（1）他们在洋行实习过，有办近代企业的经验，能突破中国固有陋习，使用新的经营方法，把企业办好；（2）他们本身有资本；（3）他们凭借同乡的关系，能联络上富有的在沪乃至在其他地方的广东商人到上海投资。唐廷枢刚就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京记洋行的费伦预言：招商局“不难找到为数众多的股东，只要他们知道这个公司是由唐景星（廷枢）在妥善地加以办理”（郝延平书，录自《唐廷枢研究》）。事实也正是这样，粤商踊跃认股，徐润敢于收买美商旗昌洋行的轮船，使悬挂清朝龙旗的船只在伦敦与英人见面。

　　在沪的广东人经营中小企业的亦颇不乏人。方赞举在沪充当工匠，孙英德原在广东老家打制农具，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初创建发昌机器船厂，维修船只，十几年过后，具有造船能力。香山人林文开始在发昌机器厂当工人，几年后自办建昌机器厂，20年间发展到相当规模。1866年潮阳、惠来商人75家共建潮惠会馆，德盛号捐银6420两，另有两家捐助5000两以上，21家捐1000两以上（《上海碑刻资料选辑》）。能捐这么多银两，都是不小的商家。

　　在上海经营对南洋华侨贸易的，主要是闽粤商人。19世纪60年代至甲午战争期间，广帮协泰和、潮帮花德盛，甲午战后，潮帮仁诚、谢璧记、春华等商号主要从事南洋华侨所需要商品的交易（李伯祥、蔡永贵《近代上海与洋庄和南洋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广东人在沪经营工商业，特别是新式企业，对于当地和中国经济的发展、经营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有积极意义：

　　（1）所创办的近代工商企业，主要有造船、航运、电报、纱布、造纸、保险等业，其中有旧行业，有过去所没有的新行业，但都采用新式生产和经营管理方式，突破了旧行业的管理办法。

　　（2）买办资本向民族资本转化。原来买办在洋行搭股，是买办资本，从中分化出来，开办民族工商企业，成为民族资本，扩大了民族资本队伍，对发展近代生产有利。

　　（3）保护中华利益，与外国经济势力进行商战。以航运业为例，轮船招商局设立以前，由美国上海轮船公司、英国大英轮船公司控制长江航运，所以法国人梅朋、傅立德在《上海法租界史》一书中说，轮船招商局的出现，“是令人注目的”。它与英、美

　　轮船公司竞争，挽回部分航运权利，其主管人之一郑观应说它“实为中国振兴商务之权舆”（《郑观应集》上册），也不算过分。郑观应还说他自己先做买办，后来经营民族企业，是“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欲挽利权以塞漏卮”（《洋务运动》，第8册），用外国人的办法与外国人竞争，争取中华民族的权利。

　　（4）出现近代生产关系。在新式企业建立的同时，出现新的生产关系，即民族企业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5）影响改良主义思想的产生。新式企业出现必然影响思想界，提出适合于它生存、发展的要求，郑观应就成为改良主义思想家，提出工艺救国的主张：“工艺一道为国家致富之基，工艺既兴，物产即因之饶裕。欲救中国之贫，莫如大兴工艺”（《郑观应集》上册）。这成为后来问世的工业救国论的先声，同时他主张政治改良，要求设议院。

　　总之，在沪粤人对于发展上海经济，尤其是建设近代企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没有他们，就没有上海的近代企业和发达的经济。这种作用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江、浙籍人在沪势力没有超越粤人之时，更加显着；洋务运动以后，上海成为近代化趋势明显的城市，经济枢纽的作用与日俱增，促进全国的微弱的变化。同时，粤人又是以上海为据点，四处经营工商业，所以他们不仅有对上海的作用，而且影响及于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