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中华书局据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版影印,13.50元)为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汪荣祖先生“寻刘勰史传旧踪,旁测侧探,参证今古中外,随心赓扬”之作。汪先生在本书凡例中还说:“夫中西史学,渊源长而流变殊途,诚不可横施甲乙;惟宜平心索解,窥其底蕴,观赏异趣耳。至于殊语一意,貌异心同者,并非偶然。盖文化有异,情理可通,若直笔信史,史之悬鹄,东海 西海固无异辞也。”信哉斯言,的是通达之论。中西史学在历史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因文化的差异,不免异趣,但说到“情理”二字,自然也不免人同此心。所需的正是汪先生这种平心索解,准情度理,通说中西,比较异同的审慎求实态度,浮躁不得,亦武断不得。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的《德国思想家论中国》(〔联邦德国〕夏瑞春编,陈爱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3.50元)收入了十二家十八篇著论。来自另一文化背景的观察目光及由此而来的另一种描述语言,使以往为我们所熟悉的一切变得有些陌生了。研究者或许能够始终保持理性,作为普通读者,却难免要起感情的波澜。——克伦威尔有一次邀请莱利为其作肖像画,他要求画家求真,而勿求美:“我希望你使出浑身解数,仔细观察我脸部粗糙之处、脓疮以及瘊子和你所能看到的一切,把它们都画出来,要真实地刻画我的形象,否则分文不给。”不知真的面对这样一幅肖像,克伦威尔感觉如何?——置由隔膜而产生的误解不论,这一幅画像对“认识你自己”总不无助益吧。稍觉担忧的倒是,那些本是值得我们民族骄傲的东西,是不是已被毫不吝惜地丢弃了?但愿这只是杞忧。
《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罗宏曾著,11.10元)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文化”是由人类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总体构成的,因此它显示于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由此可知编纂一部文化史,即便是断代史,其工作量也是惊人的。本书从儒、释、道、玄学、哲学、文学、史学、目录文字之学讲到书法、绘画以及造型、建筑、音乐、舞蹈、体育、习俗等等,直至古代科技和中外交流,在一个比较广大的范围内,提供了形成这一历史阶段文化面貌的各种基本知识和历史材料。希望类似这样的断代文化史今后能够成龙配套,以供莘莘学子认识历史、认识文化传统。
说起“文化”让人觉得它包罗万象,而又难以抓握。但民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由于浮现于生活的表层,所以不仅容易被认识,也容易被认同,而记载风土习俗的书也总能使读者津津乐道、流连忘返。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烹饪古籍丛刊”,今见其中之一种,即清人顾禄的《清嘉录》(王<SPS=0674>华、王文修注释,5.80元)。这本书以笔记形式专记苏州民情风俗,按月分卷,分写四时节令、风物习俗,其中之重头内容自然与食品相关。中国的节俗繁多且都以食品为标志,一旦丧失了这种标识,不能想像节日还会存在。《四川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版,林孔冀、沙铭璞辑,8.20元)也是以咏四川风物与民间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其中不仅有“卖酒摊摊摆在田,香肠<SPS=0690>肉味新鲜”的民间景象,“洛佛相沿四月天”的习俗描绘,还有“近来女学亦昌明,知识开通胜满清”这样的社会生活变化记载,它们所传达的川中奇丽异趣的风物和鲜明浓烈的人情都极为动人。风土记、竹枝词,反映的都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正是在这些诸如“吃年饭”“闹元宵”“五月端午”“重阳糕”中蕴藏着中华文化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也正因为如此,“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乡歌”这样的竹枝词,也永远能让身在异乡的中国人为之心动神移。
《郁达夫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5.00元)收了郁达夫包括旧体诗及新诗、歌词、德文诗等在内的全部诗作,还附录了“郁达夫论诗”。郁达夫长于旧体诗,他十分倾心黄景仁,曾有“吟笔,心仪黄仲则”的自诉,而郁诗的清新、流动似也有“两当轩”的若干韵味。至于在人生际遇上,黄诗有“日暮那堪途更远,马嘶犹似助悲吟”,郁诗有“伤离我亦天涯客,一样青衫有泪痕”,异曲同工。诗人的命运大抵如此,正如陈寅恪先生的句子“诗人终古泣天涯”,堪称不易之论。达夫先生的诗反映的也多是国破家亡、天涯悲歌的忧郁悲愤。作为小说家的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已有定论,但当他埋名隐居、最终被害于异国,永不再有小说创作的可能时,这些诗歌,尤其是晚期诗歌的重要性就格外突出,因为在这些诗歌中有着诗人的衷曲和人生遗恨,它们是认识完整的郁达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看到齐鲁书社“词学研究丛书”首先问世的《张炎词研究》(杨海明著,3,90元)。张炎词过去读时总觉得词人推敲雕琢太过,缺少真气流转,不见真性情,因而滋味平淡,不甚感兴趣。但因性好长短句,不免还要翻翻书,冀有所得。果然,从这本专著中看到作者对跨宋元两代的张炎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读之对词人的生活经历、美学追求、艺术素养和风格的形成、成就与弱点有了深一层的理解,也更清楚了自己不喜欢张炎词的原因之所在,同时对作者治学的严肃认真亦留下印象——从一本为自己所不喜的词人的研究著作中,能得到如许收获,也尽够了。
《词话十论》(刘庆云编著,岳麓书社,4.30元)是一部词话选编。分缘起说、特色论、功用论、作家论、写作论、借鉴论、风格论、流派论、流变论、鉴赏论十编,诸目之前,皆有编者概述,撮其要,理其脉,并作一总评。时人有以西方文艺理论为参照,而认为中国的诗话词话之类难归入“理论”之列。这恐怕不确。中国的文艺批评是产生于中国的创作实践,并适合于此的(又往往批评家与作家一身而二任,故每多甘苦之言),对后者缺乏精深的了解,便很难理解这种形式与内容都具有自己特色的文艺批评。以词话而论,它在体验、感受,探微索赜方面都特具深细之妙,看似随意,却不尽然。虽乏系统,却仍贯穿了有迹可循的审美意识。它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功用是不是一定逊于系统牲、逻辑性强的理论呢?这是值得探讨的。本书编著主旨——“在某些地方能给从事教学、科研的同志以些微启发”,也是着眼于此吧。
见到线装一册《俞平伯旧体诗钞》(四川人民出版社,17元),惊喜之情颇有些难述。因思诗词曲赋之时代逝矣,即一二学子才人偶一为之,似亦难穿鲁缟,而如俞先生之吟才赋笔者,恐属寥寥。却有出版者如此不惜工本,竟好像空谷足音了。此册所辑为劫后幸存之作(得自作者追忆,也有编者孙立蓉的搜检之功),计得诗、词、曲、赋二百四十二,近时常闻人道之《遥夜闺思引》并骈文长序也收录其中,此约为平生所作之什一吧。用先生自己的话说,“记忆是自然的淘汰,记得住的是我比较喜欢的”,则既堪自慰,又可宽解心存遗憾的读者了。装帧之典雅别致,使其售价不菲,不过,即使以丰富庋藏计,也还是莫吝“阿堵”吧。只是记起张中行先生曾在《读书》撰文介绍俞先生的夫人原精大令小楷,尝手书先生词作,今若将路手迹影印其中,岂不尽得珠联璧合之妙?——这又是求之过苛了罢。
由浙江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的《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是史著整理方面的一大劳绩。近期问世者为《山书》(〔清〕孙承泽辑,裘剑平点校,6.40元)。谢国桢先生尝评述此著道:“是书记崇祯一代史事,每篇以四字或五字标题,与沈德符野获编体例相仿佛。然沈氏朝野咸载,此则专记崇祯一代朝章典故,以纪事之体按年登载,崇祯一代章奏事实,赖此以存者不少。”潘景郑《著砚楼书跋》著录此书时则云:“承泽此著,固不足言史,节其品行,贪慕荣利,委身以事二姓,凡有血气,威所鄙弃,抑其追述前绪,以存故典,吾知秉笔之时,其亦<SPS=1843>颜以赎前谴耶!”乃因孙氏先为崇祯朝臣,后又仕清,而责之颇切。平心而论,此书录存崇祯一代章奏史实甚众,实可为今日治史者参考。其实即使随意浏览,也未必不有所获。如卷十三“因荐获罪”条,记举荐黄道周而数人获罪案,并录涂仲吉所进之疏;又卷十四“阁臣清狱”条所载范复粹清狱一疏,率皆为痛言,读之又岂不令人思复再!
若非专治中国近代史,大纳对郑珍其名会有些陌生。不日前方自《汪辟疆文集》中读到《题郑子尹<巢经巢集>》的一段文字:清人集部余平生所服膺者仅有四家,遵义郑子尹即其一。“四十年间奔走南北,此四家著述未尝不以自随,且收庋各种版刻,晨昏展玩,心自开朗,亦人世之一乐也。”推许如此,倒教人对这一家格外注意了。而适于本月服务日新书中得见《郑珍评传》(黄万机著,巴蜀书社,3.34元)一册,自是一睹为快。《评传》文字平实,叙论简明,前为传,不时称引传主诗作,并以之贯穿始终;后为评,援引诸家之论,亦多生发一己之见。郑氏“一生科场颇不遂意,避处西南,终老乡里。一区区广文,际遇坎坷,艰虞备尝,却能以过人精力与坚强意志博览群籍,潜心撰述,著作等身”,他被学人所推崇,人品高洁,也是原因之一吧。想清季民初之际,原多俊彦,而近年此类评传之著却不多见,岂百年未足,其名将湮?或因学术论著难出,至今仍然藏诸名山?读罢此册,不免企望更多:可期之于有此志者欤?
《中外法庭论辩选萃》(东方出版社,王政挺主编,4.50元)收集了古今中外法庭论辩九十余例。都是著名的论辩实录,有些选自历史典籍,有些选自文学作品。内容包括法庭论辩原则、条件、方法、技巧等方面。而对这些内容的叙述全部都融见于论辩中。从这些论辩实录中读者还可以了解到如何在法庭上有效地扩大优势,如何无可置疑地驳倒对方,如何筹划,如何雄辩,如何把握时机,如何利用矛盾,如何成为法庭上的真正强者!而在掌握这一切之前必须拥有真理。这包容了中外古今的法庭论辩实录,可以说是令人眼花缭乱。
改革开放使我国法学研究的滞后现象有所改变。许许多多的法学研究论文和著作如雨后春笋。陕西人民出版社又新出版了《中国法学新思维》(阳<SPS=0827>桥编,4.90元),它回顾了我国法学研究所走过的历史道路,指出了当前法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趋势,论述了法学研究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强调法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需要良好的政治环境。
科学社会学在我国还处于“前科学”阶段,它不仅仅落后于其它的社会科学,而且落后于实践。人们对这门学科以及它的实用价值还缺乏了解。基于这种状况,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科学社会学》(张碧晖、王平著,5.00元)一书。本书的编作者在书的前言和后记中声明,本书“并不想构造一个体系”,所以,此书不强调这门科学的系统性;亦不单纯着眼于理论和方法的介绍,重要的是立足于我国社会,从实际生活需要出发,研究当前出现的问题。因此,知识性和实用性就构成了本书的一个特点。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指出: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的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新成果。研究当代的各种思潮,各种主义不仅可以拓展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也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必不可少的。因为有比较才有鉴别。正是由于这一点,所以,当笔者看到《当代拉丁美洲政治思潮》(东方出版社出版,肖楠等编写,5.10元)一书后立即产生了阅读的欲望。拉丁美洲的经济比较发达,政治多元化,各种思潮都比较活跃。本书作者经过筛选,对比较有代表性的十四种思潮做了介绍和分析。作者认为,这十四种思潮基本上可以反映当代拉丁美洲政治思潮的全貌。
爱德华·伯恩施坦是修正主义的鼻祖。一次世界大战前第二国际各党对他的修正主义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伯恩施坦的思想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政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二战后社会党国际及其所属一些党宣布信奉多元的民主社会主义其思想来源之一就是伯恩施坦。鉴于此,从事于国际共运史研究的读者完全应该看看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这本论文集。全书分三编。伯恩施坦一开始就将他的理论贴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他说:“凡是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的观点为主要内容的文章,都归为第一组。……”而事实呢?看看这本书,看看这时期的国际共运史,再看看目前共运现状,就清楚了。
战后,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效益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趋势,对这种现象和趋势的分析可以揭示出劳动生产效益领域里导致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不仅可以用来分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趋势,还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参考。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写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和效益》(王永嘉、郭萍、韩忠本译,5.40元)一书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效益的变化进行了分析。这是苏联科学院准备出版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劳动生产率丛书的第一本。
《林子力著 经济学的最新探讨》(江苏人民出版社,张占钢选注,〔平〕4.80元;〔精〕7.80元)是张志钢同志企图在我国倡导经济学派的一个尝试。他认为,商品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方式日益融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而这一事实是传统的经济理论所不及的。为此,应该有试图“解释”这一新的事实的理论学派。因为,对一种新的理论来说,零碎、散见的观点或命题无论多么正确,只要不系统化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理论体系,就既不足以全面的解释新事实,也无法具备成为行动指南的理论威力。创新理论需要有着系统化理论的学派。这本书里,作者试图把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子力的经济学理论予以系统化。为此作者对林子力的理论观点进行了精心的编选和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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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