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通货膨胀成了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因此从那时起西方经济学中有关通货膨胀的论文和专著大量面世,以至电脑检索的屏幕上,闪过的一页页目录使人眼花<SPS=1256>乱。但是,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眼里,通货膨胀同社会主义经济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它的偶然出现,也仅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例外。然而七十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长期存在于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中的抑制型和隐蔽性通货膨胀魔幻般地显露出它的真实面貌,严重地影响和威胁着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如何对待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通货膨胀,成了本世纪最后二十年摆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家面前的最重大的课题之一。几乎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谁无视通货膨胀,谁在改革中就失去了发言权。正是在这一现实背景下,上海三联书店最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通货膨胀问题专著——史晋川著《社会主义经济通货膨胀导论》。
这部著作旨在借鉴东西方经济学家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和经济分析方法,对改革前后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通货膨胀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全书从讨论通货膨胀的定义、类型和测度问题入手,着重论述了与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有关的通货膨胀的类型、表现形式和测量指标,揭示了通货膨胀现象的本质;然后从国民经济结构失衡、需求推动和成本推进等方面描述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通货膨胀的发生机制,并且对社会主义经济中通货膨胀的发生机制和表现形式的国别特征进行了比较分析;接着系统地考察了通货膨胀的经济效应和控制,主要探讨了在不同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条件下通货膨胀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研究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了反通货膨胀政策的目标、方法和各种反通货膨胀的政策手段;最后论述了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减轻通货膨胀压力、消除通货膨胀影响和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产生的途径。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在下列一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创性的观点:
一 在各种研究通货膨胀的经济文献中,有关通货膨胀的定义和本质的论述,可以用“汗牛充栋”一词来形容。但是至今为止,这些定义大都局限于从通货膨胀的各种原因、表现形式和特征等方面去揭示通货膨胀的本质——或是偏面地抽象,或是为求全面而流于繁琐的描述,从而使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本身应有的利学抽象性。而本书作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通货膨胀定义:“通货膨胀是指在既定的商品(包括各种劳务和资产)数量及其价格水平条件下的货币过量发行,或是在既定的商品(包括各种劳务和资产)数量及其增长速度的条件下,由各种实际因素(例如需求、成本、经济结构等)的变化所引起的货币过量发行。”这一定义表明,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但并非是一种单纯的货币现象,而是一种由货币数量与商品(包括各种劳务和资产)数量的相互关系所构成的货币现象。在这种相互关系中,货币数量与各种有关通货膨胀现象的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即在通货膨胀过程中,货币数量可以是初始原因,也可以是中间原因和最终结果。例如,当经济部门、企业和居民为实现其超过社会总供给的“计划总需求”而迫使银行增加货币发行量时,货币数量只是“计划总需求”转化为“有效总需求”的中介,是物价上涨及各种其他通货膨胀表现形式发生过程中的中间原因。而在成本上升引起物价水平普遍上涨后的条件下,为维持新的价格水平条件下的社会再生产,银行不得已而增加的货币发行量,则只是物价上涨过程中的最终结果,是支持已经上涨的物价水平的通货条件。显然,作者运用科学抽象的方法对通货膨胀所作的新定义,抓住了通货膨胀的本质及其最重要的特征。
二 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搞清楚通货膨胀的各种类型及其相互关系,对于把握住通货膨胀的性质,分析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和发生机制,都是至关重要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分析通货膨胀的出发点。在最近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随着经济生活中通货膨胀现象的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经济学家们对通货膨胀不断地作了各种分类。萨缪尔森和素罗提出了对不同类型通货膨胀分类的检验,希克斯和托宾作了结构型通货膨胀的假设的论证,汉森的双缺口模型则对综合型通货膨胀作了说明。据汉森估计,在经济学文献中曾经出现的通货膨胀类型达六十种之多,其中经常为经济学家使用的通货膨胀类型就有十二种。本书作者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在此基础上从以下四个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具体分类:(一)根据通货膨胀发生后所表现出来的程度上的差异和通货膨胀可能造成的各种后果,把通货膨胀划分为潜行的通货膨胀、温和的通货膨胀、飞奔的通货膨胀和恶性的通货膨胀四种类型;(二)从经济活动的需求和供给方面来分析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和发生机制,将通货膨胀划分为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和供求混合型通货膨胀;(三)把由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的因素而引起的物价水平在一定时期内的持续上涨称为结构性通货膨胀;(四)按照通货膨胀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不同表现形式,根据通货膨胀反映在物价水平上的不同程度和范围,将通货膨胀划分为公开性通货膨胀、隐蔽性通货膨胀和抑制型通货膨胀。需要指出的是,国内有不少学者在对通货膨胀进行分类时,往往把隐蔽性通货膨胀和抑制型通货膨胀混为一谈,而本书作者则对社会主义经济中这两种相似的通货膨胀作了明确的区分。此外,在通货膨胀测度问题的研究中,作者严密地论证了各种抑制型通货膨胀与公开性通货膨胀在表现程度方面所具有的某种此长彼消的替代关系,并在借鉴序数效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无差异通货膨胀率曲线”这一概念,用以阐明这种替代关系。这对全面准确地把握住通货膨胀的真实程度,分析通货膨胀的各种发生机制以及制定相应的反通货膨胀政策,都是至关重要的。
三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中通货膨胀的成因和发生机制,我国理论界近年来先后偏重于需求拉上、成本推动、结构等因素。实际上,偏重某一种因素都不能完全概括社会主义经济中通货膨胀的成因和发生机制,因此,目前理论界正逐步由单因素的成因论转为综合成因论。本书也是倾向于综合成因论的,并试图从宏观经济结构、社会总需求和生产成本三个方面来把握这一问题。
(一)作者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宏观经济失衡”与“宏观经济失控”是两个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概念。前者是指偏离宏观经济均衡(瓦尔拉均衡)的状态,后者是指偏离政府宏观经济控制目标所要求的宏观经济运行轨道的状态;当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的宏观经济控制目标并非严格的宏观经济均衡状态时,两者之间的差异由宏观经济控制目标所要求的宏观经济状态与宏观经济均衡状态之间的偏差(所谓“政策允许偏差值”)构成。社会主义经济中,宏观经济的总量失衡与结构失衡往往是互相诱发的,而突发性的结构失衡则是导致双重失衡和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
(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社会总需求可以分为事先的“计划总需求”和事后的“有效总需求”。前者是以各个经济主体考虑到其自身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应有的相对份额为基础的,后者则是以各经济主体在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实际得到的货币收入为基础的。作者认为,由于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利益约束机制,在收入攀比机制的作用下,“计划总需求”往往是导致国民收入“超分配”的主要原因,由此形成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发生机制是:“计划总需求膨胀→货币发行量增加→‘有效总需求’膨胀→通货膨胀压力或(和)物价水平上涨”。
(三)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由工资一利润上升而引起的物价水平上涨。经济学家们在这方面已作了大量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存在两点不能令人满意之处:一是比较忽视利润上升导致的成本推进,或是将工资成本推进与利润上升引起的成本推进分别加以考察,忽视了其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二是在直接分析成本与物价水平的因果联系时,忽视了成本上升在推进物价水平上涨过程中的中介机制——各种商品价格的变化以及在同一价格变化过程中发生的相对价格体系的变化。有鉴于此,本书作者建立了“工资—利润推进模型,证明工资和利润对生产成本的影响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且由于各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在这一过程中会发生相对价格的变动,这种变动势必改变各生产部门的原有利益份额,极容易引起“比价复归”现象,导致“价格一价格螺旋上涨”。这是颇有见地的。此外,作者还论述了在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过程中,经济周期性波动或不规则波动对社会总成本变化的影响:在经济扩张阶段的生产成本递增倾向,通过经济增长率与国民收入平减指数之间的关系比较明显地反映出来。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各国尤其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告诉我们,通货膨胀的产生既与宏观经济失衡有关,也与大量的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不规范有关,后者已经逐渐成为持续性通货膨胀的微观基础。本书作者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在论述通货膨胀的发生机制时,非常重视分析通货膨胀的微观基础。
四 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五十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界长期争而未决的问题,主要存在“促进论”、“促退论”和“中性论”这样三种观点。在中国,伴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通货膨胀问题越来越突出,以至到了改革的第十个年头——一九八八年,中国经济学家明确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已关系到改革的成败,成了最为紧迫的重大课题。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场合,表述过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集中起来可以划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是强调改革的非均衡环境特征与增长的非均衡配合,主张搞适度的通货膨胀,以刺激经济增长;另一种倾向是强调改革的非均衡环境必须与增长的均衡配合,否定在中国可以通过货币扩张和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增长,主张抑制“经济过热”,创造一个接近于买方市场的宽松环境,保持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综合平衡,相机实行配套的改革。
对此,本书作者认为,我们不应该否认通货膨胀在某些场合确实可以对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等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不能因此就被这些现象所迷惑,人为地夸大了这种作用。因为,通货膨胀有利于经济增长是有条件的,而且这种条件非常严格。况且,即使在通货膨胀起到某种积极作用的时候,也会在其他方面带来副作用,或者恶化了经济增长的长期环境。更重要的是,这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不是非得要靠通货膨胀手段才能产生的,其他经济政策完全可以起到相同的作用,同时又可以避免或减轻通货膨胀的副作用。我认为,作者在研究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始终注意到我国的国情和改革的条件,这是十分明智的,也有利于得出正确的结论。
五 无论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持何种看法,经济学家们对通货膨胀必须加以控制这一问题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本书作者在确定反通货膨胀政策目标的基础上,探讨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外贸政策和国际收支政策在控制通货膨胀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作者下述一些看法是值得注意的。
(一)社会主义国家在控制通货膨胀的过程中,特别应当注意避免将抑制物价水平上涨作为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唯一重要目标。一味抑制物价水平上涨的做法,有可能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或能导致经济生活中产生大范围的抑制型通货膨胀。
(二)在反通货膨胀过程中实行“收入指数化”政策的直接目的并不是控制已发生的通货膨胀现象本身,而主要是使通货膨胀由“非均衡膨胀”逐步转变为“均衡性膨胀”,克服“非均衡膨胀”所造成的各种价格和经济关系的扭曲。只要“指数化”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确实起到了上述作用,即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工资—物价轮番推进,也并不可怕。
(三)供给管理政策是实现长期反通货膨胀目标的一项根本性措施。但是,与“投资两重性”一样,供给管理政策同样具有增加有效供给和刺激总需求的两重性,在实行供给管理政策时,必须努力使得政策的供给效应大于需求效应,使政策产生供给效应的时滞尽量短于产生需求效应的时滞,从而在实施各种反通货膨胀政策的过程中逐步改善政策实施的环境。为此,调整产业结构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六 波兰著名经济学家明兹在总结社会主义各国经济改革的历程时指出:“近年来,所有进行经济改革的国家,且不说南斯拉夫,例如匈牙利、波兰以及中国,所实行的管理体制,都是产生通货膨胀机制的体制。”明兹的话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尤其是在新旧经济体制开始转轨的过渡时期,通货膨胀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经济现象,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二是遏制通货膨胀的力量除了产生于政府制定出各种正确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外,更为重要而基本的力量在于深化改革,造成消除通货膨胀的内在机制和体制基础。
令人高兴的是,本书作者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全书的结尾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谈论这个问题。指出,我们必须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各种诱发通货膨胀的体制和经济因素不断减少,使得改革过程中已经发生的通货膨胀在今后的改革进程中“收敛”,防止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发散”,同时避免在反通货膨胀过程中大量出现“体制复归”的现象。令人遗憾的是,书中尽管提出了进行企业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积极、稳妥地进行价格改革,健全以间接控制为主的新的宏观经济控制体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但并没有能深入地联系通货膨胀问题来加以论述,从而没能建立起一套遏制社会主义经济中通货膨胀的内稳机制理论。然而,本书毕竟是中国第一部论述社会主义经济中通货膨胀问题的著作,而且出自一位年轻的经济学者之手,因此,不必过于苛求作者。提出这个问题,只是想指明今后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通货膨胀问题的重点所在。据我所知,一些青年经济学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晓西博士、国家经济信息中心的李拉亚博士等,正在作这方面的努力。我们期待着他们的新成果。
(《社会主义经济通货膨胀导论》,史晋川著,上海三联书店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版,7.00元)
陈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