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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识日本人
现在，我逼近了日本。它已经就在我的下边……我的意思当然是──它已经就在我的视线下边。
从飞机上俯瞰日本，更准确他说──俯瞰东京，与从高空俯瞰任何一座城市没什么两样。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块“溃疡”罢了。白天乘飞机抵达任何一座城市，无论国内的也罢，国外的也罢，如果你有兴致凑向小小的弦窗俯瞰，你除了能想像它们是地球上的一块“溃疡”，还会想像它们是别的什么吗？夜晚，肯定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去年我出访马来西亚，飞机抵达首都吉隆坡。最先看到的是一条灯光的“河流”。那显然是一条在夜晚也车流量稠密的公路。车灯仿佛一对对灯笼。等距离排列，一对连接一对。等速流动，似乎缓缓地引导着飞机的航向。夜间，一片灯光烂漫！什么别的轮廓和幢影都不存在，唯有一片灯光烂漫。如同你根本不是在接近一座城市，而是在接近一场规模无比盛大的秉烛狂欢。尽管听不到狂欢之声，但那时无声胜有声……东京是地球上屈指可数的大都市之，其大其繁华当然非吉隆坡可比。但遗憾的是我所乘的是下午三点多抵达的班次。在阳光的照耀下，丛丛密布的建筑群，像是上帝在地球上摆过的一片多米诺骨牌。一片高矮不一的多米诺骨牌。一片没涂上鲜艳色彩的多米诺骨牌。一片骨质风化了的多米诺骨牌，我当然知道多米诺骨牌其实一般都是用木块制做的。我的意思是，从高空俯瞰，在阳光的照耀下，我们人类都市的那些水泥建筑，尤其是那些未被反光物装饰过的“裸体”水泥建筑，使人感到是用被风化过了的骨头打磨成的……尽管我觉得自己正从高空向一片地球的“溃疡”降落，但我还是希望立刻就降落在那一片“溃疡”上。人非鸟，没翅膀。在空中运行久了，心理总不那么踏实，哪怕是一片沙漠我也愿先降落一下，定定心。何况我知道，真正迎接我的，将是一部份人类创造的大都市的繁华与文明……早在七月我面临一种选择──或者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香港进行文学交流活动，或者随中国电影家代表团出访日本。日期都确定在九月份。香港和日本，都是我未曾去过的。都想去。由于时间的冲突，我最后决定放弃去香港的机会。我心中竟产生一种强烈而又明确的意识──了解日本。了解这个曾经在半世纪前侵略并占领了几乎整个中国的民族。它在我心中一直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凶悍得难以彻底制服的，在“二战”结束以后不得不变得温良，委曲求全，却又时时刻刻企图一纵而起，重新跃上世界舞台中心的国家。我将它比作红狼──那一种狼的异种，攻击性极强，有时居然胆敢围猎狮子，不将狮子咬死吃掉誓不罢休……然而我去日本之前接触过的日本人，却又是一些绝顶“温良恭俭让”的男人和女人。起码是一些彬彬有礼的男人和女人。有的甚至是堪称情感深长的男人和女人。我下面将我和他们的接触，一一介绍给读者：池田寿龟先生我和他相识于八六或八七年。当年他是中国外文局聘请的日文翻译专家。
我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当年他大约六十六七岁，那么现在应该是七十四五岁的人了。
对我而言，的确是位日本老先生了。
我和他的相识，得感谢我们的“一位”中国同胞。却至今无缘与那“一位”中国同胞相识。而且以后也肯定无缘的了……十月里的某一天，我接到一次电话。对方女性。
“你是梁晓声？”我说正是。
“我怎么听着不像你的声音啊？”我问那么你又是谁呢？她说我装听不出她是谁。
我说我真的听不出她是谁。
她便说出了一个女人的爱称。当然便是专供男人们叫的，她自己的爱称。
我想了想，终究还是想不起她是谁。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我懵懂地问我怎么了？她说：“你怎么可以不理我了呢？你打算从我的生活中如此消失么？”我说我根本不认识你啊！觉得无聊，将电话挂断了。
当年我住在北影院内十九号楼。那是最肮脏不堪的一幢筒子楼。只二楼有一部公用电话。谁感到电话铃吵耳，接了，便充当义务传呼员。一旦充当了，只有扯着嗓门儿喊。我放下电话还没走到家，电话铃又响了，又被义务传呼员扯着嗓门儿喊住……“你真是梁晓声么？”还是那位女性。
我说我真是。她认识的那梁晓声，肯定不是我。
她说没错儿，就是你。作家粱晓声不是全北京乃至全中国只有一个么？她说粱晓声你休想抵赖！伪装声音是没有用的，否认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办不到的！……她已经开始对我进行威胁了。
我第二次挂断电话，并嘱咐那充当义务传呼员的邻居，倘电话铃再响，接了还是个女的找我。放下不予理睬便是……翌日，我们北影文学部主任遇见我。唤住问我：“晓声，你是在友谊宾馆交上了一位女友么？”我说胡扯！那是冒名的我。
她就笑了。又说：“听来那是个难缠的女人。我一猜就是冒名的。你自己妥善处理好。
她还给厂办打了电话，别让她继续滋扰下去就行……“文学部主任替我向厂办解释了，厂办也就没将这件事当成一件事儿。
下午我在家中写作时，一个陌生的女人来访了，三十多岁，高挑的身材，衣着颇时髦，形像也还看得过去的那一类女人。端正的高鼻梁上架一副银边眼镜，斯文又矜持的模样。
她不待坐下，就急迫且怀疑地问：“你真是作家梁晓声？”我反问：“那么您就是和另一位作家梁晓声交上朋友的女士「口罗」？”她不回答我的话，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看，连说：“不像！不像！他高高的个子，挺英俊的。”环视着我那不足十二平米的唯一的房间，又说：“他住在兆龙饭店！他怎么会住这种地方呢？”听她那口吻，倒好像我是冒牌儿货。
我不再说什么，低了头默默写我的。巴望她识趣儿些，不要继续侵占我的时间。
“那么你不是上将的儿子？”我说：“我是建筑工人的儿子。”“那么你家里也没给你留下值三十万美金的房产和值四五十万美金的名人字画？”我说：“对。”“你也没有日本护照？没有可以在日本长期居住的资格？”我说：“没有。”──仍不抬头看她，不过一边写一边简短地回答而已。
“可他说，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任正教授，介绍中国近当代文学。他此次回国，是因为有美国人要买他家的房产和字画……已经成交了，住在兆龙饭店专等着收到从美国寄来的支票……”我说：“女士，你起码应该相信你自己的眼睛。我不是那位作家梁晓声，这已经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而且我对那位作家梁晓声也不感兴趣。请不要再跟我说他了吧！”──我还是不抬头看她。懒得抬头看她。
“他对女人说话也比你温柔。语调很多情。目光更那样儿。我在友谊商店买衣服，他一直从旁打量我。后来就走到我身边，建议我应该买另一件。说另一件的色彩和款式更适合我。我本来只不过看看，并不想买的，经他一说，倒不好意思不买了，钱不够，他还替我垫了二十多元，后来就请我吃饭……难道……”我终于抬起头，望着她冷冷他说：“毫无疑问，女士，您遇到了骗子。”“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好好儿的一件事儿，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她失落极了！意思分明的是──我也并非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女人啊！可我却想到了样板戏《林海雪原》那句流传广泛的台词──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我并不将她视为狡猾的狐狸那一类女人。恰恰相反，我觉得她整个儿一个傻大姐！不可思议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傻大姐！骗她这样的女人，那冒名的作家梁晓声甚至在“战略战术”上未免太“正规化”了。也许玩儿闹着似的，就足以将她骗了。
“梁晓声还借了我六千元钱……”我一听，心里可就幸灾乐祸。我半点儿也不同情她。半点儿也同情不起来。正如没法儿不幸灾乐祸起来。分明的，她的损失不仅在金钱方面。
“那可是我好不容易攒的六千元钱……”一个女人，如果能将自己“好不容易攒的六千元钱”，给予一个才认识了没几天，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了解的男人，那么他进而把她弄到床上去，也就是既顺理成章又顺便儿的事了。
我心想──活该！你又不是不诣世事，天真无邪的少女，那么简单那么“程式化”的伎俩就把你从钱和性两方面都骗了，只能怪你自己。我心中还是半点儿也同情不起她来。只觉得她令我鄙视和厌恶。
我问：“那个梁晓声答应带你去日本吧？”她微微点了一下头。
“还答应和你结婚？”她又微微点了一下头。
我站起身，冷冷地说：“那么你就别在我这儿耽误时间了呀！快满北京寻找他去呀！正如你自己说的──好好儿的一件事儿。找不到他，不就是美梦一场了么？”我一边说一边走出家，站在家门外，一手拉住门不使门关上，一手做向外恭请她的手势……她当然明白了我是在向她下逐客令。
她一边低了头往外走，一边嘟哝：“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好好儿的一件事儿……。
我见她已泪眼汪汪。
她走后，我静下心一想，我这作家梁晓声，明知另有“一位”很帅的，善于奉迎女人心理的，是上将独生子的，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任正教授的，马上就有一张近百万美元的支票到手的“梁晓声”，兴许正在别的什么地方又以同样的伎俩对别的女人行骗，我这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似乎也太没起码的社会责任了……于是我简单地将这件事写成七八百字，郑重地征得文学部主任同意，盖上了文学部的公章，寄往了《北京晚报》。
这就是当年《北京晚报》上登的“梁晓声告诫‘警惕梁晓声’！”标题不是我拟的。是报社加的。当年一些文学界朋友还议论纷纷，以为我不甘寂寞，哗众取宠，自己想出一个“点子”，意在替自己制造“社会新闻”，抬高知名度……其实我当时哪儿有这么复杂的动机呢。而且这么一桩事儿，又算的什么“社会新闻”呢？我倒是生平第一次体验到了自己的名字和“花边文字”连在一起带来的心理滋扰。
但是我当年也并未责怪报社编辑何必加那么一个怪里怪气的标题。试想编辑也必是和我一样很有社会责任感的啊！反正以后再没有被那另一位“梁晓声”骗了的女人来找过我，于是，于报社编辑，目的也就算达到了。
“梁晓声告诫‘警惕梁晓声’”这一“花边文字”，却使池田寿龟老先生非要“拜访”我不可了。
他先打电话与我联系，说他接受了外文出版社交给他的任务，正在翻译我的《从复旦到北影》和《京华见闻录》两篇自述体文章。本打算初步翻译完了再“拜访我”。见了晚报上那篇文章，禁不住希望立刻见到我了……几天后我在家里接待了他。很矮，肤色很黑，头发花白的一位日本老先生。脸上皱纹多而且深。看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记得他当时穿了一件旧风衣。一条很普通的线围脖差不多是胡乱地缠在脖子上。一副不修边幅甚至有几分邋遢的样子。那一天外边刮大风。他在北影门口就下了出租车。北影院内到处正在营建。他走走问问，走了十五六分钟才走到我住的十九号楼。待我见到他，他已浑身灰土。灰土藏进他脸上多而且探的皱纹里，看去蓬头垢面的。
他进了门不停地搓着双手说：“好冷，好冷，冷的‘斜乎’！……”一口中国话说得挺流利。
那一天的确很冷。他穿的也太单薄。
我先请他站到走廊里，替他前前后后上上下下一通扫。扫尽他身上的灰土，又兑了盆热水，带着毛巾香皂，请他到筒子楼的公共洗脸池那儿洗把热水脸。他脸上灰土太多。几把脸洗过，水已浑了。他的目光便望向我拎在手中的暖水瓶。心中有请求又不便开口。我看出了他的意思，又替他兑了一大盆热水。他这才得以将他的脸洗得干乾净净，一边从内衣兜里掏出柄小梳子梳他那被风刮得乱蓬蓬的花白的头发，一边环视着公共洗脸池四周。不消说，那是我们那幢筒子楼最有碍观瞻的地方。垃圾触目皆是。水池子里沉淀了一层油腻腻粘乎乎的污浊。
他问：“你们全楼的人每天都在这儿洗脸？”我说：“只是住二层的人在这儿洗脸。也不只在这儿洗脸啊！刷牙漱口，洗衣服洗菜淘米。总之一切用水的方面，都得在这儿进行……”他说：“那……”沉吟之际，将“那”字拖得老长。
我看出他想说的是一一“那为什么不将这儿搞得干净点儿，卫生点儿？”但他在拖得老长的“那”字之后，说出的却是“这儿挺冷的，到你家去吧！”那儿的确并不比外边暖和。外面的大风扬着灰土，正从没了玻璃的窗口一阵阵扑入……我赶紧挽着他回家。他一手拿盆，我一手拎暖水瓶。不挽着他，怕他磕了绊了摔一跤。
我家也不比外边暖和多少。我住阴面儿。还没来暖气，窗户也透风。
我见他仍紧缩着身子，知道他还是觉得冷，便打开衣橱，取出我的呢大衣请他披在身上。接着为他沏上杯热茶。并插上电取暖气摆在他近前……于是我们的交谈渐渐开始。
池田老先生就我原著中的一些字、词、句和时代背景提了一些翻译方面的技术性问题，我也一一作了回答之后，他合上他的记录本儿，满意地笑了笑，试探地问：“我能不能再就晚报上那篇文章提几个问题？”我愣了愣，一时不明白他何以对那一篇“花边文字”感兴趣。
我也笑了笑……不待我开口，他又补充说：“我是不是有点儿太冒昧了？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讲，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若不愿回答，可以不回答的。已经超出了咱们谈话的正题嘛！我不会因为你不愿回答就不高兴的。”我说：“请问吧池田先生。您提出的什么问题我都乐于回答。”我觉得他是一位既和善可亲又平易近人的日本老人。就像一位我早已熟悉的，既和善可亲又平易近人的中国老人。我内心里已经开始喜欢他了。
“那我就问了，好么？”“好的，您请问吧。”。
“你认为，对那个受骗的女人而言，上将的独生子，中国作家的身份，和可以到日本去定居生活，嫁给一位早稻田大学的正教授，哪一方面的诱惑力更大些？”他问得我不禁一怔。但那仅是片刻之间的事儿。我随即回答：“也许后一方面的诱惑力更大些吧！”“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位上将的独生子，身份又是作家，仅仅这两点，在中国已经不太能使那些爱虚荣的女人们上当受骗了么？我曾听一些中国人说，前几年，只要一个骗子自称是高干子弟，而且骗术高明，那么几乎就可以骗遍大半个中国的啊！”他问得很恳切，我看出他的困惑是真的困惑。
我不加思索地说：“对于某些中国的骗子，前几年行骗的‘大好形势’，已经过去了。
如果一个男子，仅仅是什么上将的独生子，对某些虚荣的女子并不够。关键还在于他的父亲是否仍活着，是否仍掌握实权。如果已经死了，或者已经无实权在握，上将的儿子就远不如能将一个女子带出国的男子了。比如您吧池田先生，在某些中国女子眼里，就远比一个并不能将她们带出国的上将的独生子更有魅力。你可以将某些中国女子带出国是不是？“池田老先生不好意思地笑了：”是的是的。但是我没那种念头儿，我十分警惕中国的爱虚荣的女子。你告诫她们不要上当受骗，同时也告诫了我不要上她们的当受她们的骗。用你们毛主席的话说──我要谨防‘糖衣炮弹’呢！“我也笑了。
我说：“对。您是得谨防着她们点儿。那个骗子行骗的伎俩，虽然并不高明，可却是‘全方位’的。上将的独生子这是一种高贵的出身。作家是一种在中国仍较受尊敬的职业。
近百万美元是一种优越物质生活的保障。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正教授是许多中国男子可望而不可及的。出国定居是一种时髦。是摇身一变仿佛成为高等华人的途径。这几方面综合起来，对某些虚荣的女子，男子行骗的实力就相当强大了。不是什么‘糖衣炮弹’，简直是‘糖衣原子弹’了！而某些中国女子是很爱吃甜食的。“池田老先生又笑了。他微饮一口茶后，再问：”但是你能否向我解释清楚，究竟为什么，那个骗子非要说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正教授，美国人要来买他家的房产和字画，而不反过来，说他是美国某名牌大学的正教授，日本人要来买他家的房产和字画？这两种说法，对于一个爱虚荣的中国女子，有什么不同的意义么？“我凝视看他的脸，咀嚼着他的话，忽然明白了──明白这日本老人，何以冒着大风来见我，何以对一篇比豆腐块儿大不了多少的”花边文章“感兴趣……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的心目中，美国和日本，究竟那一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更举足轻重？美国人和日本人，究竟哪一国人对中国人更具有心理亲和性？他要由我获得到的，是最后这个”题中之题“的答案吧？而我没思考过他的疑问。
我只好说：“也许由于美元一向比日元更坚挺啊！”……后来池田老先生又到我家来过一次。我原本想请他吃甲鱼。甲鱼当年四十多元一斤。我打算将炖甲鱼做为我请他的家宴的“压轴菜”。他一听，连连摆手说：“免了免了。”我说：“一只几斤重的甲鱼，中国作家诚心请客还是完全买得起的。”他说：“可是你别忘了我的名字叫寿龟啊！我怎么能自己吃自己呢？用你们中国话讲，这犯忌对吧？”于是我向他解释：“甲鱼是甲鱼。龟是龟。中国人只吃甲鱼，很少吃龟。但是您既然觉得犯忌，那么‘压轴菜’就只好请您吃鸡「口罗」？想当年，你们大日本的皇军，每到我们的一个村子就抢村民的鸡。你们日本人那么爱吃鸡？”说者无意，闻者顿窘。
他一时竟默默无言起来，目光盯着电视看他未必就多么喜欢看的中国歌舞节目，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再不开口。
直至吃饭时，他才没头没脑他说了一句：“要是不曾发生过多好。”我问：“什么事啊？”──以为他又提那一篇“花边文字”呢。
他低下头说：“日本侵华战争。”许久未抬头。……池田寿龟老先生，是我结识的第一位日本人。我经由他而感到，某些日本人，对于日本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关系，是比普遍的中国人更在乎的。某些日本人非常明白，日本若想在西方世界的国际关系中获得好感，树立优良的国家形像，目前仍是相当难的。日本若想在亚洲的国际关系中获得好感，那么首先必须获得中国的好感。而这又必须从日本人能获得中国人的好感开始。舍此，日本不能在亚洲树立起优良的国家形像。那么也就意味着它不能在全世界树立这一形象。我不清楚明白这一点的日本人究竟有多少。但池田寿龟老先生肯定是其中的一位。他和他们，无疑是些日本的“忧国之士”。起码是他们这一代人中的“忧国之士”。我并未和他就这些话题展开来坦率交谈过。我仅仅是凭着我的敏锐的理解力感觉到，以上那些对中日关系的关注，进一步说是日本人出于本能而对日本的忧患，肯定存在于他的头脑中……我到他住的友谊宾馆外国专家公寓去看望过他一次──因为受到他两次真挚又热情的邀请。他的老伴儿亲自做了日本小点心款待我。是些好看又好吃的小点心……春节前，他留下译稿，携老伴儿回日本去了。他谢绝了外文出版社的送行，却在电话里希望“麻烦”我一次。
我也就“当仁不让”了。
毕竟是两位异国老人，对北京机场不熟，带的东西又多，整个儿全懵。在出境口还受到了开箱检查，虽然并没检查出任何违禁的东西，但老伴儿俩已汗滚滚下了。因为已经开始登机了，我们这儿还要重新收拾皮箱。
临别之际他从风衣兜里掏出一个卷着的信封，往我手里塞。我以为是钱，坚拒不受。他急得直跺脚，连说：“一点儿心意，一点儿心意……”他老伴儿也在一旁不停地鞠着躬说：“谢谢！谢谢！……”我只得违心收了。众目睽睽之下，觉得极不好意思。觉得四面八方投注过来的目光，都是那么意味深长那么怪怪的。大概人们都以为那信封内装的是美元或日元。当时我自己也这么以为。仿佛当众接受小费。心里别别扭扭的。暗想我是送客，又不是杂役啊！坐在回家的出租车上，我撕开了那封口的信封──却并非美元或日元。而是一双灰色的男袜。
我不禁徒自的失笑……至今，一到秋季，我仍常穿它。
日本袜子就是经穿。这一点不承认是不行的。
池田老先生回到日本不久，便给我写来情深谊长的信。他的汉字写的很有特点，方方正正的，隶书笔体。以后，每至新年前几天，我都会收到池田老先生寄来的贺卡。贺卡上总是写满了他那方方正正的的隶书笔体的字。他们记得我儿子和妻子的名。贺卡上总不会忘记对我儿子和妻子的祝福，又总是少不了这样一句话──“我虽然又老了一岁，但还在为增强日中友好做着力所能及的事。”可是我一次也没给他回过信，一次也没给他寄过贺卡，第一年第二年收到他的贺卡。以为不过是日本人的礼节。但是第三年第四年直至去年，年年都收到。已有七八份。它们在我心中就渐渐沉甸甸的了。哪怕完全是一种礼节，对这种礼节的顾全态度，在我们中国人之间也是不多见的。何况我已经不将那些贺卡仅仅当成礼节，而开始视为真挚的友情了。真挚的反意词是虚伪。人不太可能将一种虚伪延长七八年之久。我足中国的普通公民，他是日本的普通公民，正如我对他无所求一样，他对我也是无所求的。生活在两个国家里的互无所求的男人，这一种友情是值得珍视的。池田老先生是很珍视了，我也要像他一样珍视起来。今年我一定要买最美的贺卡寄给他。并写上对他和对他夫人的衷心祝福……彬本达夫先生我结识的第二位日本人，是早稻田大学的彬本达夫教授，名副其实的正教授，不是那个冒牌的“梁晓声”所自我吹嘘的什么正教授。彬本达夫先生还是早稻田大学近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他译过我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母亲》、《黑钮扣》，皆发表在《当代中国文学季刊》上。我们的交往当然是从他译我的小说开始的。而我见到他是在一九九二年或九三年。他来北京参加“老舍作品国际研讨会”。“我是中国方面正式邀请的唯一的日本代表”──他在电话里这么对我说，语调中充满着自豪感。
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他愉快地答应了。
他来那一天我在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门口迎候他，却没想到他是乘公共汽车来的。那一天极热，太阳很毒。这他可就自找苦吃了。又提前一站下车，在太阳的暴晒之下走了二十多分钟。
我见到的是一位斯文懦雅的日本男人。看去完全不像五十五六岁，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五六岁，四十八九岁的样子。穿一件白色的绸质的拉链衫。襟怀敞开着，内里是圆领背心，肩挎一个旅行兜。就是被我们中国人叫作“马粪兜”的那一种。手里攥着手绢儿，一边匆匆走一边不停擦汗。他使我联想到一位从外地，从南方某地到北京开会的语文教师，他的衣着也随便得不能再随便。
完全是凭着一种直觉，我认定了从远处匆匆走来的他便是彬本达夫先生，于是迎上去……“你怎么会一眼就看出是我？你也没见过我的照片啊？难道我这样子还不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男人么？”他“友邦惊诧”了。
我笑了，说：“别人告诉我，日本人走路，都像在赶时间一样急急忙忙的。”他也笑了，连说：“对对。”──低头看了一眼手表：“还好，比我们约定的时间提前三分钟。”听他那口吻，仿佛如果迟了三分钟，就必促成什么大错似的。
我奇怪地问他为什么不乘出租车？他说：“在中国，我当然更喜欢像普通的中国人似的挤公共汽车。那种感觉对我很重要，机不可失。”和我一起走着，他也走得很快。快得我有点儿跟不上他的步子。
我说：“我家不远。”他歉意地说：“那么我是应该走得慢一点儿。”然而我发现他似乎不会慢走。或者太不习惯于慢走。上身微微向后倾，仿佛企图牵制住一条我所看不见的大狗，而它带着股蛮劲儿企图挣脱了往前冲。
当时谌容大姐正坐在我家里。她那一日为了什么事儿到北影，顺便来我家坐坐。
走进我们童影宿舍楼的院子，我才告诉彬本先生家中还有另一位客人。
“是么？”──他的脚步停住了，沉吟片刻，断然地说：“如果你觉得同时接待两位客人不太方便的话，找可以先回避的。街对面的土岗就是元大都的城墙遗址吧？那么我先去吊古。体会体会中国古诗中‘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的襟怀也不虚此行……”我说：“没什么不方便的。我的另一位客人是中国著名的女作家，以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熟悉，最多猜三次，准能猜得到。”果然，他只猜三次，便猜到了是谌容大姐。
“能见到她我太高兴了！我读过她许多作品！”我说：“她也很高兴见到你啊，否则早就走了，不等在我家里了。”我和彬本先生和谌容大姐互谈了一个多小时。彬本先生频频为我们拍照，我也频频为他和谌容大姐拍照。
他因还有事先告辞了。我陪谌容大姐又聊了半个多小时。送她走至路口，却又迎头碰见了彬本先生。我以为他将相机忘在我家了。不料他有些窘地对谌容大姐说：“真对不起，我竟将您的扇子带走了。坐上了出租汽车才发现手中的扇子……”谌客大姐愣了愣说：“不是我的扇子，是晓声家的……”那是一把旧纸扇。已破了多处。飞机上赠给乘客的。我望着他满头大汗的样子，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嗨，为这么一把破扇子，扔道上都没人捡！……”谌容大姐几步快走到路边，招手替彬木先生拦住了一辆出租车。
望着出租车载彬本先生驶远，谌容大姐自言自语：“这就叫‘生活细节’啊！彬本达夫，我以后会记住这位日本文人的名字的。”──沉思地望着我又说，“咱们都可以和这个日本人交朋友。他再来北京你一定通知我，我要请他到我家做客！”我知道谌容大姐的交往原则一向太过严谨。彬本先生显然给她留下了极良好的印象。
于是我说：“我交往的人嘛，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质量是肯定没问题的。”彬本先生再没来过中国。
但是像池田老先生一样，年年寄贺卡绘我。今年五月，他在执教之余，译毕我的小说《黑钮扣》，依然发表在《中国当代小说季刊》。它是他和几位热爱中国文学的同仁们自费创办的，谈不上什么经济效益。他们没稿酬可言。有时还要自己掏腰包补贴印刷费。所以，尽管他已经译了我十余万字的作品，我却从未向他讨过原著费。至今我仅收到过十五美元，还是他主动寄来的……日本穷人家的女儿我见过的第三位日本人是年轻女性。当年外语学院的留学生。名字我已经忘记了。她也没有名片留给我。彼此没什么友情基础，故只能算是见过。
但她印在我记忆中的印象却是较深的。
她属于不漂亮的那一类女性。实事求是地说，是那类其貌不扬的女性。不高的个子，短腿，稀疏的长发，我见到她是在一月里的一个日子。一个乾冷的天光阴郁的日子。在我的办公室里。
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我放下笔，起身去开了门，以为她是一个来自中国偏远山区的姑娘。她的脸冻得红红的，双唇乾裂，鼻子还有些肿似的。使我联想到了某些在春季里对花粉过敏的女人的脸。当年北京还没“劳务市场”。不少来自外省农村或山区的穷家女，常到北影来碰运气。倘运气不错，就会被谁家雇佣了去做“小阿姨”，我不止三五次地接待过她们。尽管我家当年并不打算雇佣“小阿姨”，我暗想──得，又须陪着聊聊，起码得让人家进门喝杯热水，暖暖身子吧！她有几分「忄西」惶地掏出了证件，双手呈递给我看，一边怯怯地说：“我是日本留学生中……这是，我的学生证……”日本留学生？她穿一件旧的，褐色的，很瘦的呢大衣，分明是那种秋季穿的而非冬季御寒的呢大衣。
而呢大衣内穿的却是一件中式棉袄。所以那呢大衣仅能扣最上边的两颗扣子。腰际的一颗扣不上，衣摆燕尾服似的分开在身体两边，裤子长，在足腕那儿堆了几层褶儿。脚上是一双显然比她的脚大许多的布棉鞋。
我犹豫了一下，不禁接过学生证看，当然没看出什么破绽。
“打扰了，对不起！请多关照。请多关照……”她在门外不停地向我鞠躬。
我还给她学生证，立刻往房间里让她。暖气供暖不足，我的办公室一点儿也不温暖。我将一只沙发挪近暖气，又将电炉子摆在她跟前插上，接着为她沏了一杯咖啡。然后归坐在椅子上，望着她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她焐着双手，垂下目光瞧自已的鞋尖儿，局促不安地说──她在外语学院读过我的几篇小说。现在学校放假了，宿舍里就剩她自已了。她感到很寂寞。她想找点儿“中译日”的文字翻译工作。既可以打发寒假漫长的日子，又可以实践实践。说她的中国同学建议她来找我。说她们告诉她，我是个很热心又很乐于帮助别人的人，几乎有求必应……我见她局促得快哭了。我暗恨她那几个怂恿她来找我的中国同学。而她那种局促不安的模样，又顿时使我心慈意善到了极点。我将椅子搬近她，和她面对面坐着，促她先喝完那杯咖啡。咖啡已经不太热了。她喝完后，我又为她沏了一杯。
我问她为什么放了寒假也不回日本去？她说舍不得来回那一笔路费。说她到中国留学，完全是靠自己几年打工挣的钱。
我问她家里难道在经济方面就一点儿也帮不上她？她摇摇头说帮不上。沉默了一会儿，似乎觉得这么回答了我还不能理解，又低声说：“我家是日本的穷人之家。”我第一次听一个日本人当着我，一个中国人的面承认自己在日本是“穷人之家”。池田老先生当然不是日本的穷人。他给我看过在横滨他家的照片。一幢美观的小二楼。有院子。
院子里有红花和绿树。院门口停着小汽车。他的子女们都已成家立业了。他和老伴儿过着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他是个再没什么心可操的较幸福的日本老人。彬本先生当然也非穷人。
早稻田大学的正教授，“中国近当代文学研究所”所长，这两点保障他即使在退休以后，也能过着体面的日本水准的中产阶级生活。
“那么你父亲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呢？”“我父亲从小腿不好。患小儿麻痹留下了后遗症。没念过几年书，所以一生都在做杂役。现在快老了，说不定哪一天就做不了杂役了。那时，他的抚恤金将够维持他自己的温饱了……”她的声音依然很低。但是不再那么局促了。也许由于身上暖了些。屋里也暖了些，她捧着杯子的手臂不发抖了。
“你母亲呢？她是不是也有份儿工作呢？”“我母亲年轻时也做过杂役。生了我以后，就不再工作，一心一意抚养我。日本儿童的入托费很高。这是许多妇女一有了小孩儿就不再工作的原因之一。极少数的妇女小孩儿大了之后仍能重新找到一份工作。而我的母亲很难。”“为什么？”“她也只念了几年书。没有长技，人也长得不漂亮……”于是轮到我同情地望着她，久久沉默了。
“我的父母都是北海道农村的人。后来到小市去的。我生在那个小市，长大在那个小市，我说了你也许不太相信，我因为到中国来留学，得在东京乘国际飞机，才去过东京。我们北海道人常常觉得，仿佛被日本遗忘了。而我觉得东京一定是排斥我这样的女孩儿的，尽管它实际上不是我想的那样。可我还是免不了总那么想……”我说：“我家也是中国的穷人之家。靠写小说并不能使一个中国人由穷变富。起码，从我身上看，目前仍证明着这点（当年乃八六或八七年，国家规定最高稿酬每千字二十余元）。你瞧，这虽是我的办公室，可是却不得不摆两张床。晚上我和我的老父睡在这儿。这儿晚上很冷。我是北方人。我们中国北方人，也常有种仿佛被中国遗忘了的感觉。尽管事实上也不是那样。中国太大，只不过‘改革开放’，使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发展，显出很大的差距了。而且我敢断言，差距还将扩大下去……”她终于缓缓抬起头望着我了。
见她眼中已没了闪耀的泪水，我微笑了。我希望她能明白，我是多么同情她又是多么理解她。我想她是明白了。一个人，尤其一个年轻姑娘，倘在我面前感到局促，也会使我变得局促起来，内心里非常别扭。不仅是那两杯咖啡打消了她的局促，显然也还是由于我的话，而我正是因此才那么说的……我陪她聊了一个多小时。
她走时，我将所有能找到的，我自己的书一一找出，签了名，盖了印章，送给她。还送给她一只漂亮的景泰蓝花瓶。我的一篇获奖小说的奖品。
并且，我给当年的“日本文学研究所”的朋友写了一封信，鼓励她去推荐自已。一半诚心诚意的，一半是虚与委蛇。但我想，哪怕使她在中国感受到儿分人对人的热情也好啊！大约半年后，我收到了她一封信。寄自日本。信中说了不少感激的话。说她自忖希望不大，并没带着我那封信去找我的朋友。说她已没有经济条件继续在中国留学了。说她认真想了想，就算自己把中国话学得顶呱呱的，又能对谋到一份理想的职业起几分作用呢？也许恰恰相反，反而使自己的谋职范围变得狭小了。说她又回到了北海道，在一家小餐馆挣钱。不过不是在前堂当招待，而是在后厨当杂役……字里行间。几处出现“像我这样的日本姑娘”一语──自怜而又无奈之衷，甚于对面忧忧言表。
她写下了住址。写下了电话号码。寄了一份北海道交通图。用红笔在图上圈出了她那个小市镇。并在半张白纸上。标出她的住处，她打工的那小餐馆，在那小市镇的方位……然而，我没回信。
她也没寄过贺卡来。
但我对她的记忆之深，甚至可以说超过了我对池田老先生和彬本达夫先生的记忆。
掘江先生和荒井先生我接触过的最后两位日本人，都是中年男人了。一位是《朝日新闻》北京支局长掘江义人，一位是《读卖新闻》北京支局长荒井利明。他们都是通过全国“记协”与我联系并要求采访的，所以我和他们的关系也只能说是“接触”过。而且仅仅是被采访过那一次。而且主要是他们希望通过我了解北京，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当代文学、电影、电视艺术和“改革开放”；尽管我也希望通过被采访经由他们了解我所没去过的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但在有限的时间内，回答了十句之后才有机会反问一句，当然是他们的收获比我的收获多。他们的收获“大大的”，我的收获“小小的”。我不知他们究竟会不会说中国话，反正他们都带着翻译。而且是中国方面的翻译，如果我们认为“读卖”与“朝日”两家日本大报驻北京的支局长，也可以算作是日本的“新闻官员”的话，那么我觉得，他们是特别“遵纪守法”的，尊中国之“纪”。守中国之“法”。这从他们并不擅自与我本人联系，而要经过“记协”与“作协”与我联系，是足以证明的。我强调陪同他们的翻译是“中国方面”的，意思绝非仅仅是说翻译是中国人。而是说翻译是专职的。直接隶属于某些中国新闻机构的。这又足以证明，他们是很重视中国“国情”，很在意他们的采访的“合法性”的。与香港、台湾、西方其他国家，尤其美国的某些记者们是大不一样的。后者们似乎更热衷于“民间私访”，更强调记者们“自由”。全不顾在中国，我们的政府对“自由”二字的理解比如新闻自由啦、出版自由啦、言论自由啦，与他们的理解和诠释是有很大歧义的。
掘江先生和荒井先生对我的采访，都不免显得有些拘谨。他们都首先彬彬有礼地声明──如果他们问了什么我觉得不便回答的问题，那绝非他们存心使我为难，而是他们不慎超越了“采访禁区”，希望预先得到最大程度的谅解。
我一开始都对他们说过这样的话：“我对我的国家不怀有任何恶意。热爱我们的人民。
无论我的国家贫穷还是落后，我都爱她。因而，不管面对哪一国家的记者，我都不会认为，我对抗我的国家的言论是必须谨小慎微地打什么折扣的。他们想了解什么尽可以开诚布公地问。我也将开诚布公地回答。我不知道任何国家机密。我没有泄密的可能。所以他们对我的采访应该是没有所谓‘禁区’的。我的回答也将没有所谓‘禁区’。如果我批评我的国家的某一方面，那只能证明那些方面太糟糕，早已引起广大中国民众普遍的不满！先生，请开口问吧！“我的话当时都使他们感到出乎预料。
而实际上，他们所问，从始到终，都半点儿没有使我觉得不便回答，感到为难过。
他们很关心中国会否“长治久安”。
而我觉得，他们更其关心的是，中国的“安”与“不安”，对日中关系，主要是日中经济关系，究竟会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其影响又会导致日本的经济前景发生怎样的，多大程度的变化。
无庸置疑，掘江先生和荒井先生，也是两位极爱国的日本先生。也是两位可敬的日本的“忧国之士”。他们的心中似乎充满了对他们的国的远忧和近虑。
我以为，“中日关系”，对许多中年以上的日本人而言，实际上是“中日经济关系”。
进而是足以深刻影响日本在亚洲，乃至在世界的经济地位的一种“国际关系”。
而“中美关系”，对许多中年以上的美国人而言，则很可能更主要地是“中美的政治关系”了。进而是足以深刻影响美国在亚洲，乃至在全世界的政治地位的一种“国际关系”。
美国佬是靠了在全世界的国际政治实力，而证明自己是世界强国的。它的国际政治的一翼和国家经济的一翼，都是羽毛丰满，齐飞共翔的。
日本则是靠了在全世界的经济实力，而证明自己是世界强国的。它的国家经济的一翼，虽足以与美国匹比，但国际政治的一翼，却退化得极其短小。这只怪鸟是靠了单翼的不停的扇动，才得以腾旋在世界的天空之上的。
日本是那么在乎它在对中国这个巨大的潜力无穷的“市场”的占有率。
而美国佬似乎相当不在乎。即使内心里挺看重，表面上也要装出不屑于的样子。
我接受过美国记者的采访。他们总是围绕着“民主和人权”与你谈。他们毫不掩饰地表示他们对其他问题的索然。
而日本记者们几乎从不与中国的被采访者谈什么“民主和人权”。
日本人差不多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竭诚的拥护者吧？──我常这么想。
“如果中国乱了，将会怎样？”掘江和荒井两位先生都这么问过我。
而我都这么反问过：“我没理解错的话，先生是不是在问──如果中国乱了，日货在中国市场上的命运将会怎样？”“中国千万不要乱起来！”掘江先生这么说过。
荒井先生也这么说过。
他们说此话时，都表现出由衷的忧患意识，一如我自己在这方面常常表现出的忧患意识，区别也许仅仅在于，我并不同时替日本优患什么。而他们的忧患的出发之点，首先是他们的国的得失。其次才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其次”。
美国佬对这个问题的提问方式是特别耐人寻味的。
他们不像日本人那么问。
他们这样问：“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觉得中国目前的稳定状态还能维持多久？”仿佛他们早已替中国预测过──目前的稳定不过是暂时的。
你从他们的话中，多少总能咀嚼出点儿类乎率灾乐祸的意味儿。也许他们并不真的幸灾乐祸，只不过对他们的估计和判断太自信，觉得他们是在以更坦率更接近“事实”的方式提出问题。美国人环顾全世界，仿佛总在寻思──现在哪一个国家还是美国最主要的敌人？日本人环顾全世界，仿佛总在考虑──现在哪一个国家还可开辟为日本的经济市场？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却常在想──他妈的美国佬也罢，日本人也罢，中国将来会怎样，全在于十二亿中国人对中国的感觉如何！忽视了这一种感觉，就等于忽视了季节谈天气！……飞机载着我，和我这一种纯粹中国人的想法，平稳地着落在东京机场……
2.日本的乳胶──女人
建筑是一座城市的“固定艺术”；女人是它的“移动艺术”。巴黎之所以著名于世，也是由于它的女人们的风采。从她们的风采，可以透视出一座城市，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品质。
这地球上的每一座城市，无论其大其小，只要男人留心，总会发现几个漂亮的女人。到处的城市都是这样的，几个漂亮的女人，其实证明不了一座城市的品质如何如何。有意义的，倒是普遍的女人们的风景。那一种寻常自然的，与普遍公众的生活形态熨贴在一起的女人们的风景。恰如巴黎也并非真的满目佳丽，美女如云。
我们代表团住在日中友好宾馆。一座在东京绝对不起眼的楼。地处僻静的小街。每天要早早离开宾馆，步行十五分钟左右，乘地铁赶往日本剧作家协会去观摩影片，举行座谈。路上和地铁上，便是我观察东京的女人们的时机。
早晨八点多钟后，东京的路上便行人很少了。南来北往的车辆也不多了。地铁过了“高峰”。
人行道上偶有女人匆匆而行。乘地铁的女人大约是男人的十分之一，年龄都在二十岁至三十五岁间。我知道她们便是日本女人中的“上班族”。
她们与我以前想象的日本女人有很大区别。不知受了什么文化和传媒的影响，按我以前的想象，日本女人普遍尽是矮矮的个子，短而粗的小腿。十之之四五还是“O型腿”。像鲜族女人一样扁平的，普遍宽圆的脸。鼻粱不明显。五官较分散。细眉眯眼者居多。
不。她们完全不是这样的。起码我在十天内所见到的，二十岁至三十岁间的日本女人完全不是这样的。
她们的个子一点儿也不矮。普遍的她们，绝不比普遍的北京的女人矮。她们的腿既不短也不粗。十天内我没见过一个哪怕略微有点儿“O型腿”的日本女人。恰恰相反，她们的身材都比较苗条。普遍的她们都趋于窈瘦。便显得腿细且长了。十天内我竟没见到一个算得上“胖子”的日本女人。我想这大概是由于以下的原因：第一，一半以上的日本女人，婚后便留守家中，相夫教子，做贤妻良母了。这一半以上的女人中，当然注定了会派生出较胖的一些。她们既不必上班，也就等于自行地从女人这道城市风景线隐退了。我不太能看到她们。
第二，日本人的饮食结构搭配合理，喜清淡，几乎不吃油腻的东西。一日三餐，蛋白质充足，脂肪摄取量有限。第三，日本女人谋职不易。在日本这个处处体现“男人主权”的国家，男人录用女人时，“形像”肯定是很主要也很重要的一条。那么一半儿的日本女人的一半，等于被男人们的挑剔的筛选原则，既排除在“上班族”的行列之外，也排除在城市风景线之外了。第四，“地铁运动”，对于有幸成为“上班族”的女人，无疑是日日、月月、年年都进行着的健美运动。在人行道，在地铁通道，她们的步子永远那么急匆匆地朝前迈。绝不左顾右盼。似乎也无暇左顾右盼。东京，有车的日本家庭当然不少。但除了节假日，将车开到马路上去的日本人并不多。所以东京的交通秩序良好，几乎没有堵车现象。地铁为日本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教授、公司高级职员、大多数演艺者，都宁愿乘地铁。更不消说那些“上班族”的日本女人。对女人而言，日日、月月、年年的匆匆步行之于体形健美，我想也许是比日日、月月、年年的骑自行车更奏效的。
她们的衣着也是寻常的。寻常得使我有些讶然。正是十月初季节。东京每天气温在二十五六度左右。有时还要高些。女人们若想穿得瘦一点儿、透一点儿、露一点儿，总而言之性感一点儿，季节还是允许的。但我没见过一个穿得那样的女人。也许她们的“单位”有严格的限制吧？也没见过一个穿得怎么时髦的女人。寻常得不说也罢。我们的团中，有一位是长影的女编剧王浙滨。浙滨每隔两日必是要换一套服装的。每一套都堪称时装。大家常调侃她，说她到日本搞个人时装展来了。的确，十天内，我没发现过一个比浙滨穿得讲究的日本女人。也许，相对于她们，时装还是太贵吧？她们也基本上不施脂粉。尤其二十多岁的她们，素面清洁，甚至连唇膏也不拭。没见过纹眉的，描眼线的，涂眼影的。没见过将头发烫成很新潮的发型的。戴戒指、耳环，项链儿的也少而又少。
三十多岁的她们，偶见过化淡妆的。
年轻的日本女人喜欢听音乐。每次乘地铁，都可发现车厢里有戴耳塞子的她们。
最使我感到讶然的，最年轻的日本女人脸上那一种“宁静”和“澄净”。那一种“宁静”，仿佛内心里毫无值得烦恼的心事，也没什么需要琢磨来琢磨去的心思；那一种“澄净”，仿佛欲念世界里“一片晴空”，“万里无云”似的。仿佛外界根本没有什么事会搅动她们的思想激起她们的不平似的。
我问翻译，日本女人的脸，怎么会“修炼”出那么一种神态？翻译是上海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小伙子。已定居日本多年，受聘于某大公司，是临时翻译。我的问题使他一怔。沉吟良久，才顺水推舟地说：“日本女人是和我们大多数中国女人不一样，脸上没那么多生活污染，没那么多复杂。我刚到日本时也感觉到了这点。”还是我自己有一天找到了答案。在日中友好宾馆我的房间。在夜晚十一点以后。在看电视的时候……我认为自己起码找到了答案之一方面……
3.性羞耻感在消弥着的日本女人
我们每个人都很少有时间看电视。我们每天回到宾馆都很晚了。大概团中顶数我看电视多一些。常年患有失眠症，又忘了带安眠药。随身带的杂志一本本都看过了。《红樱桃》的导演叶大鹰还替我买了一册中文杂志，一个夜晚也看遍了，只有两眼瞪着电视挨到眼皮沉重。从日中友好宾馆的电视里能收看到的频道极有限。那些频道的节目极枯燥。无非是些“黄金乐园”式的节目，且时时被广告切断。
我竟看到了这样一台“女性专题节目”──先是一位谈不上漂亮，但容貌还算端庄的女节目主持人，三十多岁的样子，娓娓地，一本正经得近乎严肃地说教着什么，于是渐渐地推至特写，推至讲桌的下面，原来她穿的是短裙，正将两膝很开地劈叉着，当然荧屏上就出现了她的三角裤，又小又薄又透的三角裤。透到半透明的程度。于是在她的三角裤上就出现了一片光点闪烁，意在引起注意。而荧屏的上方，同时出现一个“×”……我虽然听不懂她讲些什么，但是看懂了。显然的，她在教诲女性，什么样的坐法是体面的，文明的，什么样的坐法是不体面的，不文明的。镜头又回到她的脸，一本正经得近乎严肃，娓娓地还在说……接着她又坐在沙发上，将一条腿搁在沙发扶手上……又是特写，又是一片光点闪烁……她却那么一本正经，那么严肃……我暗想她不一定就是电视节目主持人，或者是什么女子礼仪学校的教员。但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她可真够“舍得”自己的。又想这套节目其实本不需要她示范，出现笔划简略的画图，也可以达到“教诲”之目的。何必多此一举呢？八成便是日本人的“敬业”精神之具体体现吧？人家既然如此“敬业”，我之“友邦惊诧”就未免太不厚道了……这个节目后换了一男一女两位主持人，男的四十多岁，女的三十多岁，指着两个竖立着的裸体的木板女人形分别说。因为有字幕，我明白一个木板女人形代表十年前的日本女人，另一个代表现在的日本女人，又明白他们指指点点的意思是──现在日本女人，身材普遍比十年前高了，“三围”比十年前又标准了。
谓予不信……于是他们各自从现场观众席上点起了五名年轻女人。总共十名，一一隐到屏风后去了。
再出现，已各个都是“三点式”了。于是那男主持人，则拿了卡尺、卷尺，依次量她们的身高、腿长、“三围”、乳房的“直径”。不时在她们身上拍拍，摸摸，按按，捏捏。不时挑起大姆指，冲现场观众席上逗句什么。或勾起小指，对现场观众席上耸肩、摇头、叹气，做鬼脸儿。于是在笑声中或羡叹声中，被摆弄过来摆弄过去的小姐们，则就得意忘形或失意寡欢了……然后主待人又到了街上某一处地铁出站口，拦住一些年轻的女人。三句话后，眼见女人们便在摄像机镜头前脱衣服，脱裤子或裙子。脱到只剩下“三点”遮羞的程度，于是又一番番被那男主持人量来量去。没一个拒绝的，非但没一个拒绝的。而且都很乐意都很高兴的模样。也丝毫没有扭捏和害羞的表现。真是脱就脱，量就量，拍就拍。摸就摸，悉听尊便。
主持人又展示了一套“奇装”。类似马甲的一件上衣和一条极短的短裤。大约是说只有能穿上那套“奇装”的，才够得上当代日本女性的“样板”身材。于是年轻的女人们便排起队来试穿。男主持人做着手势声明，要脱得一丝不挂。女人们一个个点头都表示愿意。于是在摄像饥和她们之间，扯起一块白布。于是照明灯光投在白布上。于是白布上清清楚楚地映出她们正在将自已脱得一丝不挂的剪影……主持人从旁插科逗诨，还做着鬼脸儿将头伸过白布，公然地“偷”看一次再“偷”看一次……终于是有位小姐将那套“奇装”不肥不瘦地穿在身上了。于是主持人鼓掌，拍拍她的屁股算是由衷祝贺。接着又将话筒伸向她进行采访，大意是问她芳龄几何？婚否？已有多少次性经验。而她大大方方地回答22岁，未婚，已有三百次左右的性经验……回答得丝毫也不扭捏丝毫也不害羞。
这个节目片断终于过去，最后的“压轴”节目又换了主持人。一位年轻的女主持人。看模样不会超过二十二三岁。有着一张活泼可爱的靓丽的脸。脸上笑口常开。头戴一顶有两只长耳朵的兔儿帽，上身只有乳罩。下身是短得不能再短的短裤。都是银色的。似乎都是金属片儿做的。她一边笑得天真烂熳，一边朝摄像机招招手儿，于是摄影的，打灯光的，便一起跟着她走……来到了一处单身青年的宿舍。看不出那些青年的身份。只看出她挺受欢迎。
“白兔”小姐先对他们说了几句什么，于是他们围着她一个一个回答。大约是智力问答或谜语什么的。终于有一个回答对了，于是从她身上发出鸟叫声。类似我们的《东芝动物乐园》那一种鸟叫声。于是，她的乳罩，如同两扇小窗子，朝两边敞了开来，暴露出雪白雪白的两只丰满的乳房……他们快活地笑。
她也笑。也笑得极其快活。又快活又天真烂漫。
又问。又回答。又答对了。又响起鸟叫声。于是她一转身，背对镜头。弯下腰，撅起了她的屁股。撅得不能再高，于是，她的短裤的左右两边，也如同两扇小窗子朝两边敞了开来。暴露出左右两部份屁股蛋儿……她同时扭回头，可爱地笑。笑得那么天真那么烂漫又那么纯洁无邪似的。
我不禁地想，倘这也属于日本人的“敬业精神”之一例，则我就大不敢恭维了。尽管，此前我对日本人的“敬业精神”一向由衷地心悦诚眼。……第二天我通过翻译就这一台“女性专题节目”与一位日本编剧家交谈。
他说他知道这一台节目。他说是专给男人们看的。
我说我当然明白是专给男人们看的。我说难道没有女人们提出过抗议？他奇怪地反问为什么？我再问难道没有女人觉得是在侮辱女性？他说难道你不知道在日本有“红灯区”，有“同性恋街”有“性表演”，电影院里几乎天天在放映色情电影，书店里有比比皆是的色情书籍、画刊，有许多作家在一部接一部地写性方面的“官能小说”？这些我们日本女人早都司空见惯了，怎么会为一台远远够不上“色情”二字，只不过是开开心心的娱乐性质的电视节目就抗议？那不是太小题大作了么？那不是很容易被视为“精神病”么？我说我不理解的是，你们的女孩子，为什么看去那么乐于参予那类电视节目？他说是啊是啊，我们这些“老脑筋”有时也不太理解。她们是“新生代”嘛！对于半精不傻的人，你们中国有句话怎么说的？……我说：“二百五”。
他说：“对对。是这句话。同样意思的话，你们上海人还另有一种说法……”我说：“十三点。”他说：“对对。‘二百五’，‘十三点’，在性和女性尊严方面，我们‘新生代’中的相当一批女孩子的确正是如此……”隔了两日，电视里又播那套节目──这一次主持人要证明，女人的乳房，左大右小。证明的方式，既“科学”又荒唐可笑──用胶泥扣取下女人两只乳房的模子，注入水，再分别倒进两个量杯里……于是有自认为乳房够大的小姐自告奋勇，当众利索地将上身脱光，配合完成这一“科学验证”过程……于是我想到了我那日本同行回答我的话──“二百五”、“十三点”……
4.传统和现代双重塑造的夏娃
日本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最典型的“男权中心”主宰国家之一。当然，迄今为止，地球上还没有一个什么“女权中心”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无一不是“男性中心”主宰国家。
我说日本“最典型”，乃是想指出，从传统上看，日本妇女在“男权中心”主宰的悠久历史阴影下，几乎处于一种类乎婢女的地位。从家庭到社会，从劳役义务到性义务，都类乎婢女。或者进一步地，更准确地说，在漫长的日本社会的历史过程中，日本男人渐渐将他们的女人“调教”得类乎他们的婢女了。而她们并不，也许从来不觉得，从家庭到社会对她们的要求和定位，有什么不妥有什么不好。甚至早已一代代地习惯了，反而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了。
拜伦对于女人曾说过这样的“名言”──“唤她们进来！于是她们出现为我服务（当然包括性服务）；让她们出去！于是她们悄悄从我面前消失……”我想，拜伦也许说了绝大多数男人想说而不好意思坦率说出口的话。绝大多数日本男人未见得知道拜伦曾说过那样的话。但他们是凭着男人潜意识里的本能，那样“调教”他们的女人的，而且可以说达到了目的。
中国的男人们何尝不像日本男人们一样希望着呢？但中国历史中出现过许许多多抵抗型的女人，她们的抵抗有时顽强刚烈到誓死如归的地步。在男人强迫女人缠足的历史年代，不少女人仅仅为了抵抗这一种强迫而不惜生命。有许多女人正是因此参加“太平军”甘当女兵的。只有当了“太平军”的女兵才无须缠足。“太平军”的“造反”纲领中，有一条就是号召女人们拒绝缠足。历史资料证明这一条不是“太平军”的男首领们大发慈悲替女人们加进“纲领”的，而是女首领们自已提出，要求男首领们必须加进“纲领”的。还有一条就是“男女平等”了。具有“女权运动”的意味儿。
你从中国的文学和戏剧中，不难看到一个又一个对“男权中心”进行抵抗，奋起挑战，发动猛攻的中国女人的形像。尽管那常常是以卵击石，飞蛾扑火。
但是日本似乎就不产生这样的女人。
日本“武士道”精神之一是“忍”。
日本女人似乎比她们的男人更能理解“忍”的真谛。
日本几乎就没发生过形成“运动”规模的什么“女权运动”。
日本女人对日本这个“男权中心”国家奉行的似乎是“和平演变”的策略。“演变”的结果是──随着社会的文明，“男权中心”的霸悍少了，从家庭到社会，温和色彩多了。女人们则适可而止，相应礼让。达成社会默契的条件，是她们依然需要部份地保持从前那种温而顺的“传统美德”。所以，从家庭到社会，她们总还是仍有那么几分像婢女。家庭妇女只不过面对丈夫一个男人，“职业妇女”则要面对众多的男人，故后者们就更其学得温而顺一些。
如果说日本的历史传统早已将日本的女人基本定型了，那么现代日本则对日本女人进行着另一番雕磨，不见功夫的雕磨。
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日本的色情文化，日本的色情业，正在潜移默化地消弥着日本女人的羞耻感。正在使她们习惯于接受一种观念──性是微不足道的，性是有利可图的。对于一心想赚钱的男人们是这样的。对于一心想赚钱的女人们也是这样。对于日本更是这样。
性还是可以被策划为娱乐的方式的。男人们需要这一种娱乐，女人们未尝也不需要。起码参予了同时可自娱其身。日本更需要类似的娱乐方式，以减轻男人们的心理浮躁和工作压力，以安定日本社会。它的“可取之处”似乎是──参予了的女人们只不过是在参予“公众娱乐节目”，本质上似乎有别于娼妓卖淫。对于男人们是低消费，花最少的钱，比看一场“色情电影”便宜得多。而且坐在家里就可以看，免除了被发现去电影院看“色情电影”的那一份儿不太好意思。
有一天我们走在路上，翻译忽然回头盯望一个匆匆与我们擦身而过的男人的背影。我问：“熟人？”他说：“不是。是个最近很出名的人！”又问：“明星？”答日：“可以这么认为吧。电视节目主持人。专召集女人，向她们提问──答对了的女人，可以得一万日元。”“也就是八百元人民币。答错了呢？”“他扇那女人一耳光。”“用力么？”“那还用问！否则还够刺激么？狠狠的一耳光。有的女人当场身子一晃被扇倒了，咧嘴哭了。”“这个节目一定‘很火’「口罗」？”“对，很火。”“女人们参加的也很踊跃「口罗」！”“相当踊跃！不过都是年轻女人……”某些年轻的日本女人，亦即我的日本同行所言“新生代”中的一部份，据我想来，她们的做女人的原则可能是这样的──偷窃是羞耻的事，说谎是羞耻的事，由于缺乏敬业精神而屡屡遭到解雇，也是羞耻的事，借了别人的东西一定不能忘了归还，伤害了别人，一定要寻找个适当的时机赔礼道歉……但是发生性的关系，参予性的“娱乐”，则就谈不上什么羞耻不羞耻，仅仅取决于自己乐意不乐意了。前一方面是隐私，是受到尊重的。后一方面是集体游戏。是受到男人们内心里支持和怂恿的。
女人消弥着性羞耻感，要么接近天使，要么，的确的，接近“二百五”和“十三点”。
女人接近天使，脸上必是“宁静”的和“澄净”的。接近“二百五”和“十三点”，也往往会是那样子。
何况，经济地位决定人的，当然也决定女人的社会意识。日本“职业女性”，对于“职业男性”们的收入，肯定是时常矛盾的。是既眼羡又心甘的。日本有最低工资法，一名在餐馆刷盘子的女人。每月收入大约总得在十六七万至二十万之间。而一名从大学刚毕业又谋到了一份好职业的男人，一般工资最高也不过就在二十至二十五万之间。这是女人们和男人们一比，往往也就心甘了的前提。大学教授月薪高的在五十多万，低的甚至在三十多万，四十来万。但一个知识者男人，熬到月薪四十来万五十多万，并非很容易的事。须经激烈的竞争和多次的淘汰。
“职业女性”经济地位方面的心甘状态，“家庭妇女”相夫克子的闲适生活，“新生代”女性对性羞耻感的淡漠与麻木，日本妇女总体上从家庭到社会的传统的类乎婢女的角色意识──正是这诸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使我所见到的，那一张张陌生的，介乎于漂亮与不漂亮之间的，年龄从二十至三十五岁的日本女人们的脸，皆呈现那么一种使我“友邦惊诧”的“宁静”和“澄静”。而这一种“宁静”和“澄净”，也介乎于天使和“二百五”和“十三点”之间。
美国的知识女性不是发起什么“保卫你的处女膜”运动么？不是据说已有几十万处女当着家长们的面集体宣誓了么？我想日本不会有女人大声疾呼发起那样的运动。
我敢肯定不会。
台湾不是有女人发起什么“女人，要求你的性高潮权力”之运动么？不知道响应的参予的女人究竟多或少？我想日本不会有女人大声疾呼发起这样的运动。
我敢肯定不会。
日本女人是日本的温而顺的婢女。过去是。现在依然是。过去是劳苦的婢女。现在是“袭人”那种身份的婢女。过去她们无论怎样总难免受到男人们的轻蔑。现在男人们开始重视她们对他们对日本的不可取代的意义和作用。开始学着温爱她们了。像温爱温而顺的任劳任怨的婢女。她们因此而心怀满足。心怀感激。愈发爱她们的国。更加爱她们的男人了。像婢女一样地去爱。正是她们这一种特殊的爱，如同乳胶，牢牢地将日本男人们粘成整体，形成她们的国的骨骼。甘居男人之下的“职业女性”，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妇女”，性羞耻感淡漠的“新生代”年轻女人，色情娱乐业中的女人、妓女，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女人，共同织成一张散发着温馨和甜腻气息的大网，将日本罩在其中。日本男人们，在这佯一张网中，在甜腻腻的颓废之风的熏陶之下，拼命地为日本，为他们自己，也为他们的女人们创造和积累财富。他们明白，这是日本和他们的女人们寄托于他们责任与使命。他们得到的犒劳，是可以尽情地，光明正大地去享受那一种温馨的，常以性为佐料的，甜腻腻又醉沉沉的颓废……日本式的颓废。它的特徵不是刺激，而是甜腻腻。
日本男人必须有日本女人那样的女人。
日本女人必须有日本男人那样的男人。
日本必须有日本男人那样的男人和必须有日本女人那样的女人。
这乃是一个国的基因。
当然例外的情况也是有的。好比世界上发生过牛马吃人的事。不是伤人，而是吃人。巴勒斯坦的一个驴贩子，就被他的驴活牛生地吃掉了。因为他狠狠抽了它一顿，它的报复不是蹶子踢，而是趁他不备，一口咬断他的颈子。接着啃破他的肚腹。最后将他吃得只剩下几根白骨。这曾令动物学家们大费脑筋而不得其解……东京地铁散毒事件，使全日本人心惶惶。某天我们走在地铁内，通缉奥姆教要犯之布告一下子吸引住了我的目光──四男三女，其一女，猛可地，不知为什么，使我联想到了当年曾访过我的那一日本“穷人之家”的女儿！照片上的头像，和我记忆中的她，一刹那，似乎复合成一个人了。
我知是不可能的。是我的错觉和敏感。
但我还是扯住翻译，问他照片下的文字。
他奇怪，驻足读给我听了“二十三岁，无业，思想偏激，性格乖戾……”想当年那日本“穷人之家”的女儿，今年该三十余岁了。心里这才吞了片“安定”似的。通缉犯中的女性，一个比一个丑。这肯定使她们遭到日本社会分工的排斥。而这也许正是她们反社会报复社会的心理冲动之一吧？……当年访过我的那日本“穷人之家”的女儿呵，你现在命运怎样了呢？生活怎样了呢？愿上帝保佑你！我将经常为你祈祷！真的呵……
5.“抵抗”悄悄发生，就在日本
日本“新生代”中的女人当然并没全变成不会害羞的古怪动物。对性的羞耻感之消弥不等于作为人的羞耻感的彻底消弥。羞耻感的消弥也并不就意味着不会害羞了。如果说生育是女人的第一天职，那么害羞便是女人的第一本能。事实上日本的年轻女性都很容易害羞。甚至比其它国家的，尤其中国的女孩儿们更容易害羞。包括那些热衷于参予电视“女性专题节目”之娱乐的日本女孩儿。她们在电视摄像机前脱光自已的衣服不害羞，但是当她们恋人脉脉含情地注视着她们，她们依然不禁地会羞态有加。一天我们走在路上，路旁有两个女孩儿向人们奉送什么。免费奉送。我已经走过去了，但是她们追上我往我手中塞。李准（老作家李准）正巧走到她们跟前，向她们要，她们却摇头不给。我看时，方知是妓女自己替自已做的广告。一打装在塑料袋里的餐巾纸。夹着她们几乎全裸的玉照，印着电话号码和住址。
我反身走回去，先对李准说：“前辈，她们不给你，是看你太老了！”将她们给我的，塞还给她们，同时从兜里掏出一打餐巾纸，表示我并不缺餐巾纸。
我见她们都刷地红了脸。
我的动机很恶劣──是想以那一种方式试探一下，看她们是否会害羞。
她们害羞了，我却整个下午都在谴责自己不应该……日本的男青年们也绝非都是些专善踏花折柳的“浪荡公子”。事实上，“新生代”们大多数远离色情业。他们似乎更喜欢聚会、旅游、带着“相好”在节假日去住便宜的“情人旅馆”。虽然，他们的情人可能是常换的。这符合那样一条规律──生活中不限量的东西，便不再是人们贪婪没够儿的东西了。我至少向五六个人了解过。他们中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
有中年人也有青年人。有男也有女。我了解时的态度是很郑重的。他们的回答也很郑重。我是以他们的回答为根据的。我相信他们的回答不但是郑重的，而且是诚实的。相信他们并未掩饰什么。
有天下午我接连逛了几家书店。每家书店都陈列着色情刊物及色情影带。有些明摆着。
有些封在黑色的塑料套里。而地下室售音碟音带。
我留意观察，见青年男女们在一进来，十之五六是径直就奔地下室的。我顿有所悟──为什么日本青年男女中“发烧友”多，“追星族”多。当色情文化裹携在大众文化之中，泛滥地包剿着他们和她们，而他们和她们又厌倦了，腻歪了，相比而言，做“发烧友”和“追星族”，倒意味着是心理“卫生”心理健康的选择了。否则，他们和她们又用什么去充填精神呢？希望他们和她们，大众文化的消费主体，都变成所谓“精英文化”和“学者文化”的追随者鉴赏家，不是有点儿过于浪漫了么？他们和她们感兴趣的书是各国的传记文学。历史人物，当代名流，各国政治家实业家影星歌星的传记，都是他们和她们会拿起来翻一翻的。日本青年，似乎对大厚本的，揭秘战争事件政治内幕的书，普遍的不太关注。关注的是中老年人。我没发现一本中国作家的日文书。一本也没有。没有当代的，也没有近代的。有《红楼梦》和《三国》，被冷落地陈列在那儿。不是陈列在角落，而是陈列在最显眼处。分明的，书店方面是巴望着尽快售出的。但在半个小时内，没人去碰一下。看来，并非像我们的某些媒介所宣传的──中国文学在日本怎样怎样，也许十年前怎样怎样过一阵子，现在早就不怎样怎样了。对于中国文学、中国影视在日本，包括在其他各国的发行境况，我们国内的宣传，往往是夸大其词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的。有时是作家、导演编剧的自夸，有时是媒介偏爱式的代夸。
最多的是言情小说，一小本一小本的。崭新，便宜。翻的人照样廖廖无几，买的人更少。
还有许多刚出版发行的“人体写真集”。其人自然是女人，其体自然是裸体，标价在二干五至三千日元之间。青年翻的不多。偶有中年人拿起翻看一阵，往往只翻看，并不买。在日本，那不属于“色情画刊”，冠以“写真艺术”。
毫无疑问的一个事实是──日本当代青年，尤其当代男青年，对色情文化所持的态度几乎是不屑的，色情文化在日本不再是有丰利可图的“文化商品”。即或色情描写细腻到“官能小说”的地步，也还是望青年而兴叹。
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判断，又一日下午，我请翻译陪我到一家电影院去，同一影院有四五个小放映厅。我请翻译在放映前五分钟，引我到放映最色情的一部电影的放映厅门旁。
票价二干五百日元。他以为我要看，不好意思他说他没带多少钱。我笑了。我说我不是没带，而是自己根本就没有日元。我说的是真话。导演谢铁骊借给了我一万日元，我当然不想花掉一半看一场色情电影，何况时间也不允许。我说我只想看看看电影的人──直至放映厅的门关上，我和翻译共同统计的结果是──大约一百五十人中，三十岁以下者十人。二十岁左右的六人，包括在十一人内。青年女性二人，包括在六人内。她们是结伴而来……我问翻译为什么中年以上的男人们反而要看色情电影？他说这很自然啊！他们都有了较稳定的职业、地位、家庭了，是些为人夫且为人父的男人了，去红灯区要消费太多的钱，带女人去住“情人旅馆”怕被老婆知晓。看场色情电影，无伤大雅嘛！年轻人在性方面较为自由，又何必看什么色情电影呢！另一个毫无争议的事实是──色情电影挽救不了正在坠入低谷的日本电影业。
这一点与我们中国的情形刚好相反──我们的某些导演、编剧，磨拳擦掌的，似乎正打算靠了“色情”二字加强一部电影的所谓“卖点”。
而我们的观众，似乎也正虎视眈耽地瞪大了双眼期望者，仿佛有点儿望穿秋水，很不耐烦了。
第二天我们观摩的日本电影，是一位青年男导演的处女作。一部纯情的，内容“乾净”得连拥抱和亲吻镜头都没有的青春片。通过两个同名的女青年的交叉回忆，刻画一个男中学生对女同学的隐藏得极深极深的单恋……这样的电影，据说还是日本当代男女青少年乐于一看的。
性的自由和解放，使情进而在现实的“爱”中，成为至可宝贵的元素了。故他们和她们。对“情”，尤其对“纯情”，倒似乎更“情有独钟”了。这又应了那样一条规律──缺什么，本能地补什么。
日本当代青年，正是靠了这种本能，“抵抗”日本色情文化和色情业的包剿。一种低姿态的默默的“抵抗”，一种“温软”方式的“心理革命”。总而言之，日本“新生代”中的男青年，并不纨绔，身上也绝无痞气。“嬉皮士”极少，“雅皮士”更少。或曾时髦过，但早已不时髦。他们只不过有点儿颓废，但并不糜烂。除了在工作中尚要表现得精神抖擞，必须振奋，此外他们不知还需为别的什么那样？似乎也只有颓废点儿，才能找到点儿与日本当代生活不至发生冲突的自在感觉，那是一种于自己无损，于社会无害的颓废……至于普遍的女青年，撇开由于性羞耻感的消弥，有时在我这样的中国男人看来，显得“二百五”，显得“十三点”不谈，其他方面，倒也不失可爱。
我在国内时。曾听到有同胞说：“一个中国男人，最好是拥有美国的绿卡和房产，拥有日本的汽车和老婆。拿这两个国家任何一国的工资，但是一定要在中国上班。”美国“绿卡”身价高，美国住房宽敞有花园，而且买房优惠条件多；日本汽车便宜实用，日本老婆温顺而对丈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往往采取无为而治的夫人政策；美元和日元都是坚挺的硬通货；而在中国上班最可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吊二郎当……我在日本的十天内，曾听有同胞说：“我们的一些好女孩儿，到日本后，反而变坏了，厚额无耻了，与在国内时判若两人了；我们的一些坏女孩儿，到日本后，反而变好了，出息了，争气了，也与在国内时判若两人了……”我不知同胞的话有多少根据。我想那话中一定有这样的意思──你若内心向往堕落，日本可使你堕落诱你堕落的方面太多太多；你若渴求自强和成功，只要你比周围的人付出的大，日本也会提供给你相应的机会。某些所谓“好女孩”，在国内放纵和堕落的机会与条件太少了；某些所谓“坏女孩”，在国内证明自已实现自己的机会与条件太少了。所以她们到了日本，就都会朝她们内心向往的方面一头扑去……这么一想，则觉得同胞的话未必毫无根据了……
6.是人性的“返朴归真”还是
人类的“文明后”预兆？离开日本前一天晚上，几名中国男女留学生来看我，在我的房间里侃侃而谈，此前我并不认识他们。他们说的多，我说的少。不管他们谁说，也不管发表对日本的哪方面的见解，我一概洗耳恭听。
一位脸庞白白净净，戴精美眼镜的女留学生说──日本当代青年的活法，是一种“返朴归真”的活法。只有一件事是值得认真的，那就是挣钱。有钱花了，其他一切方面，包括性，自自由由，随随意意，跟着感觉走，由着情绪来，挺棒的活法儿！不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喋喋不休的“返朴归真”么？我听出“返朴归真”四字，她其实是专指性事而言的。
我当然与她的观点有歧义，但也并没反驳，姑妄听之而已。何况当时我很困，靠吸烟撑着，奉陪着。
其中一人学位最高，正攻读“博士后”。
我忽而由“博士后”想到了“文明后”──物质相对丰富了，社会严密地秩序化了，社会矛盾大面积地消解了，性也最大限度地公开化了，自由化了，构成“人格”的含意大部份嬗变了，人的精神冲动整体上减弱了……人在这一种“文明后”的阶段会如何呢？日本似乎向我提供了种种预兆。
但是我没想得太深，也就没将自己“文明后”的看法说出，唯恐引起讨论，客人们迟迟不走，我迟迟睡不成觉……
7.欲言还休的日本人
同是“二战”的祸首国，日本的结局与德国有所区别。与意大利尤其有所区别。意大利的法西斯头目，是被他的本国人民吊死的。墨索里尼成为希特勒的“生死弟兄”，在最大程度上并不能代表他的国民们。他自己要上希特勒的法西斯战车，于是也将意大利人民拖在了法西斯战车后。他们吊死他，意味着是对他的惩处。一个国家的人民以最严厉的方式惩处了他们的元首，证明了他们与他“划清界线”的态度是极为鲜明的。
希特勒死不投降。某些将军预见到了德国必败，企图暗中与盟军议和，但是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另一些人企图暗杀他，为德国争取到一个较体面的投降机会，但是却一次次都没成功。尽管希特勒对他的国民不断采取欺骗手段，德国必败的心里阴影，却早已在苏美两军攻克柏林之前，就扩散于军队和民众之间了。可以这样说──德国人对于德国必败是心理有所准备的。对于德国人，“保卫柏林”不过是“垂死挣扎”。军队明白这一点。民众也明白这一点。挣扎也败，不挣扎也败，总之注定了必败，也就只有由希特勒做最后的“谢幕人”。
而日本的战败，却是五十年前的普遍的日本人始料不及的。在中国的东北，他们还有几乎整整一百万精锐的关东军啊！这一尚未受挫的军事实力，使日本只为自己保留了两种选择──或者较量到底，或者，以势均力敌的不屈不辱的姿态，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至于投降，天皇根本没想过。东条英机根本没想过。普遍的“大日本皇军”的将士们根本没想过。普遍的日本人也根本没想过……五十年前，在日本广岛和长崎遭到美国原子弹轰炸前，政客也罢，军中首脑也罢，普遍的日本民众也罢，有哪一个日本人的头脑中，暗暗产生过投降的主张么？由于深受军国主义宣传的影响，五十年前的普遍的日本人，他们的军队，即使有厌战情绪，也绝无反战心理。他们又怎么会反对他们的“子弟兵”所进行的“东亚圣战”呢？父母们当然会巴望他们的儿子回到身边。妻子们当然也会那样巴望。但是在他们的想象中，他们的儿子或丈夫。应该是“解甲荣归”。在政客和军中首脑们的想象中，如果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落笔之前，日本是要与苏美坚决地讨论日本在亚洲的“合法权力”的……广岛和长崎就在这些前提下升起了蘑菇云……原子弹的蘑菇云使日本懵了。天皇懵了。东条英机懵了。政客们和军中首脑们懵了。天皇的普遍子民们懵了。正如当年日军偷袭珍珠港使美国懵了一样。只不过后者的程度比前者巨大百倍以上。
日本似乎什么都考虑到了。
唯独没考虑投降。
更没想到在付出人类战争史上最为惨重的代价后，以最屈辱的姿态投降！即使在天皇宣布投降诏书之际，还有那么多政客和军人主张在日本本土“决一死战”，还有百余名军人剖腹于皇宫外，企图以死唤起全日本男女老幼的“战志”……然而日本已只有投降。此外别无选择。
“二战”的结束，对于意大利，有点儿“自己解放自己”的意味儿；对于德国，有点儿被从法西斯统治之下“解放”的意味儿；对于日本，却是彻底的无条件的投降，仅仅意味着是投降。再什么都不意味。
一方面，日本是“二战”的祸首国之一；另一方面，又是地球上唯一的原子受害国。二十余万口本人死于倾刻！侵略战争，使日本遭到的灾难，比它带给别国，首先是中国的灾难，似乎更具有恐怖性。
而且，半个世纪以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找不出一条哪怕是相对成立的理由对日本表示较由衷的同情。
日本只能长久以来暗暗怜悯自己。
日本这一种自我怜悯，只要稍微过份，则就不免意味着是对“二战国际战犯审判团”的公然挑衅。
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首先是中国，都有最正当的权力提醒日本：别忘了日本首先是祸首国！别忘了日本给他国带来的深重战争苦难！……日本对于“二战”，真真是有苦难言，欲说还休欲说还休……那么，便反省吧！但是，反省得越深刻，越意味着要承认──用中国人的话说，承认“自作自受”。
这是很大的勇气。
这是很高的反省境界。
对于一个人难能可贵。对于一个国更加难能可贵。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民族自尊心十分强的国，尤其难能可贵。
许多日本人已经这样难能可贵地做到了。包括一些当年的“皇军”。一些日本人目前还做不到。因为要做到这一点，还须对死于原子弹的日本人有个过得去的说法。他们基本上是平民百姓。他们无辜。他们死得惨。也死得冤。
他们的死──归根结底，是由日本造成的。即使将当年的日本说成是日本军国主义，以与今天的日本相区别，它也还是日本。一个国就是它的民众的国，怎么叫都仍是那个国。其它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妨持这种观点。这么想这么表明态度，都不至于有什么沉重的心理压力。但是一个日本人，设身处地理解，是会有心理压力的。原子弹是美国制造，美国人投下的，死于它的威力的是日本人，他们的死是日本造成的，是日本当年自作自受──这样的逻辑，符合“二战”的正统史观，但又是多么难以符合一个日本人的民族情感啊！何况死者中，也许就有某一个日本人的至爱亲朋。
如果日本在“二战”中并没有侵略罪恶，那么日本今天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申述自己的战争苦难，由一个“二战”祸首国变为一个“二战”受害国了……但是……但是日本当年对中国，对朝鲜，对整个亚洲，犯下了严重的侵略罪恶。铁证如山，案是翻不了的。
于是，一些日本人在日本当年的侵略罪恶和后来的原子苦难之间，尴尬地陷入了半个多世纪的沉默。对前者他们欲说还休，对后者他们也只能欲说还休。他们的尴尬，是人类最矛盾的尴尬之一种。他们的沉默，是人类最不心甘情愿的沉默之一种……我以为，他们是可以被理解的。
我这个中国人能理解他们，也愿理解他们。
第三类日本人相当恶劣。他们乾脆企图否认日本“二战”时期犯下的侵略罪恶。尤其企图否认日本的侵华罪恶。“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件”、“芦沟桥事件”、“南京大屠杀”、日本的一切侵华阴谋和罪恶，他们一概的乾脆企图否认。他们不顾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他们利用大多数西方人对日本侵华罪恶所知甚少，尤其利用西方某些缺乏国际正义感的政客对日本侵华罪恶态度暖味这一点，妄想将侵华战争说成是日本当年并不愿进行的一场战争。而且，似乎“谁打响的第一枪”，还是一件有待澄清的事。他们的动机是十分明显的，如果西方世界对日本当年的侵华罪恶保持心照不言，讳莫如深的沉默，则他们就敢更加公然地放大胆量地进行翻案。仿佛历史事实是可以篡改的，只不过篡改之前要争取到西方世界的默许。至于中国人民答不答应，他们似乎是不屑一顾的。山本五十六当年曾留给日本後人们一句话──“我们得到了一个珍珠港，却激怒了一头狮子”。他们的放肆，今天也等于是在激怒中国这一头狮子。他们似乎不明白，中国人民一旦以怒而对日本，日本在亚洲在世界上，也是没什么美好前途的。至少他们的美妙前途会投下巨大的国际关系的阴影。如果他们真的忘记了山本五十六的话，那么中国人民也可以忘记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人民对日本予以的宽恕。是的，中国虽有原子弹，但决不会往日本发射。中国人民首先会向日本重新索讨战争赔款。中国人民一旦真的开始索讨了，那么是绝不肯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脸色的。日本倘不给一个说法，中国人民是绝不肯罢休的……第三类相当恶劣的日本人，是日本的某些又愚蠢又自以为高明的政客，及一些民族主义、新军国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分子，他们形成日本的一股极右势力。他们在日本是极少数。所幸他们的表演，还不足以达到彻底激怒中国人民的地步。故“所幸”二字，实在仅只是对日本和日本人民而言，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其实倒是无所谓幸与不幸的。
我的日本同行们，更具体他说，此次接待我们，任劳任怨地对我们尽地主之谊，热忱坦率又认真地与我们进行研讨的日本电影编剧家们中，没有第三类日本人。一个也没有。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有的是中国人民的诚挚的好朋友、老朋友。
在会长铃木尚之先生家为我们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理事长山内久先生致词时，站起来情真意切地说：“最近，我的一位朋友的老父亲去世了。他的老父亲当年是侵华日军中的一名军曹。近半个世纪以来，他时常深为日军和他自己在侵华时期犯下的种种罪行而忏悔。他留下了遗嘱，将自己的全部遗产变卖掉，资金要全部用来做些促进日中友好的事。我的朋友，由衷地按照他老父亲的遗嘱做了。他组成了一个私人剧团，日夜赶排了一部揭露日军当年侵华罪恶的话剧。目前，他正率团在中国的东北各省市巡回演出。他们受到了中国观众的真诚欢迎。他在长途电话里告诉我，每到一地，他都会被中国人民的宽宏大量感动得哭一次。现在，我们在日本欢迎中国朋友，我的心情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我不想客气地称你们小姐们，先生们，请允许我代表日本电影剧作家们这样称呼你们──朋友们……”面对这样的日本人，我们又怎么能不将他视为我们的，视为中国人民的朋友呢？我们还观摩了山内久先生的编剧新作《沉默的海》。
它讲述了半个世纪前，日本和朝鲜之间的一次历史事件──日本在一些鲜族村虏捕了大量青壮年，为日军修筑工事。他们充牛做马，生死如草芥。日本投降后，他们乘船回国，其船不幸沉没于日朝海峡之间，所有男女老幼，全部遇难……一名当年同情过他们，帮助过他们，替他们受过鞭罚的日本“劳工长”，从此亦抛妻弃子，离家出走，沓无音汛。原来，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他一直隐姓埋名，当了一名灯塔管理工，每日遥望那一片沉默的海峡，为亡者的灵魂祈祷，替日本的罪恶忏侮……这是一位日本编剧家，在今天所能做的，最有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事啊！他已经是竭尽其能在做了。
但是我们和我们的日本同行中的某些人，在最后一天的讨论中，也几乎争论了起来。我想，最终没有形成争论，是由于时间的关系。也是由于语言障碍的关系。争论如果必须通过翻译，往往是不能真的唇枪舌剑起来的。翻译的“第三者插足”，客观上截断了争论，缓和了冲突。
争论是由中国电影《红樱桃》引起的。
我们的朋友们首先提出一个纯“艺术观”的质疑──《红樱桃》中的女主人，究竟是一个虚构的“艺术人物”，还是一个现实中的真实人物。他们觉得女主人公只不过是一个“艺术人物”。如果是“艺术人物”，又怎么可以借助纪实手法，打出字幕，告诉观众她于某年某月某日死于北京呢？这不是违反纪实原则的么？平心而论，日本朋友们的质疑，是不无道理的。
我们也当然知道，《红樱桃》中的女主人公，其虚构性远远超出了真实性，整部电影的故事，显而易见的，取材于一篇虚构的小说《人皮灯罩》。
我方的回答，便不免有些逻辑牵强。
于是话题引到了《南京大屠杀》。他们曾要求观摩这一部影片。但是我们没带去。据说，电影局的同志认为，友谊交流，还是以不带那样一部影片好。
八十三岁的德高望重的日本老导演新膝兼人先生缓缓开口道：“为什么不让我们看《南京大屠杀》呢？我不明白中国朋友究竟有什么顾虑。”中西隆三先生接着说：“原子弹，使广岛和长崎死了二十四万多日本平民百姓。这个数字准确到个位。是以户籍本为普查根据的。每一个死者，都以生前户籍本上的照片为证，注明当时的年纪，婚否，家庭情况，详细得无法怀疑。而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方的死亡人数，又是根据什么统计出来的呢？在日本，目前有四五个版本的揭露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书。都是中国人写的。每一个书上的数字都不一样，叫我们究竟该相信哪一个数字呢？……”我们中方成员中，除了我，没有谁较认真地研究过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
我作了这样的回答：“朋友们，我不得不承认，日本对原子弹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统计，毫无疑问比中国对南京大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的统计精确。但是中国的统计也是不无根据的。只不过以前忽略了精确统计的必要性，给五十年后的统计带来了困难。我更想告知朋友们的是──在日军侵华八年中，死于日本战争责任以及惨遭日军杀害的中国平民百姓，约在三四千万之众。相对于三四千万而言，南京大屠杀究竟有三十余万还是二十余万中国人遇难，真的对日本和日本人具有什么特殊的意味吗？”日方的朋友们沉默有顷后，还是德高望重的新膝兼人先生缓缓开口道：“我看我们不必再就这个问题讨论下去了。侵略就是侵略。在侵略战争中，在半个世纪前，怎么可能不屠杀被侵略国的人民？尤其是遭到抵抗的时候。屠杀了，便是罪恶。我们不可以对日本过去犯下的侵华罪恶持怀疑态度。任何怀疑态度，都有对日本的侵华罪恶进行开脱之嫌……”在共进晚餐时，中西隆三先生通过翻译主动与我交谈。他说他并不是替日本的侵华罪恶持怀疑态度，他只是替中国感到遗憾。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将证据和数字收集的更详实些呢？他说，在日本，持怀疑态度的人其实为数不少，有些中国人写的纪实书籍，数字彼此矛盾，反而使持怀疑态度的人更加怀疑了……我说，有的日本人，当年日军侵华时，到过中国南京，现在中国“开放”了，他又到了南京。时隔半个世纪，他到处走着，看着，竟得意洋洋他说──“南京，我又回来了！”我问，说这样的话，持这种得意心态的日本人，是对的么？中西先生立即回答：“这不对！这很可恶！”晚餐后，中西先生似乎还有许多话要与我交谈。我看出了这一点，就邀上翻译，请他们同到我房间去做客。
在房间里，我们面对面坐定，翻译坐我们之间。中西先生望着我那种凝重又恳切的目光，使我看出他内心里有许多重要的话，欲对我，一个中国作家和电影编剧倾诉。使我不禁地暗想，如果我们不需要翻译就能够直接交谈多好！我说：“中西先生，也许您非常想知道，一个我这种年纪的中国人，是否会对日本人怀有历史遗传给我们的仇恨感吧？”翻译将我的话译给他听后，他不禁一愕，表情更严肃了，目光更凝重了，连连点头，用发音不太准确的中国话说：“是的，是的……”我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手指夹住两端给他看，同时说：“烟不会越吸越长。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中日两国，五十年前是冤家，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因为许多中国人，和许多日本人，为中日友好做了大量的可贵的工作。我们中日电影剧作家之间的交流，其实也具有促进中日友好的意义。我们共同都要做的，不是影响我们的下一代记住仇恨，而是要告诫他们，永远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对不对？”翻译将我的话译给他听后，他连说：“对，对！这正是我们这一代日本人所要努力做到的！”我吸那支烟时，他又说：“我们这一代日本人，铃木先生、山内先生、胜目先生、马场先生等等，‘二战’时期，都是儿童和少年。日本所遭受的原子灾难，在我们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恐怖的记忆。当我们渐渐长大后，我们才明白日本为什么会遭到原子灾难，才明白我们日本，也曾给亚洲别国的一代人，主要是中国的一代人童年和少年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恐怖的记忆。所以我们既怜悯自己，也怜悯他人。我们是交替做着三种恶梦长大的一代日本人──原子灾难的恶梦、侵华罪恶的恶梦、中国向日本军事复仇的恶梦……不知不觉我们老了，年轻人已经厌烦了我们这一代的忏悔和教诲，我们却只有羡慕他们的生活。无忧无虑地活着，不再受战争恐怖和战争罪恶的影响多好！……”翻译将他的话译给我听时，他将他的笔拿在了手里……我将一页白纸推给他……他在纸上写下这样两行中文：人类爱和平，世界永和平！让我们共同反对战争，日中友好万岁！我猜，这两行中文字，一定是他常写常练的。
我很珍视地将那页纸夹在了一本书里，并带回国了……我们离开日本那一天，是雨天。日方预先并未安排中西先生送我们，但他冒雨赶来了。
连把雨伞也没打，衣服淋湿了。每一个日本朋友都无例外地送给了我们小礼物，从笔到咸菜……
8.美国的领养子──日本
日本和美国的关系，很像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常见的关系──剑侠或刀客，剪除了他的心患人物，却同时扮演了对方的儿子的“监护人”角色。类乎“义父”的“监护人”角色。他似乎忘了那小孩儿终究是要长大的。那小孩儿必然地也就长大了。轻功硬功内功外功都具备了，甚至足以和他“过招”了，眼见着天天不再是他能控制得了的了。这时他的“监护人”角色便有些尴尬起来。他的“江湖地位”，也便不时地受到自己的“监护”对象和“培养”对象的滋扰了。也许还远构不成威胁，但的确使他从此凭添了某种不安的心事。这心事越来越成为他的忧患……“二战”后，日本没有了军队。它不再能对别的国家张牙舞爪了。它由“猛兽”变成了“驯兽”。它的政治和外交，最初的二三十年，是要看美国的眼色行事的。它实际上成了美国的“二等盟国”。和美国之间，它处于类乎“领养子”的地位。
没有了军队，也就没有了军事开支。这对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笔巨大的军事负担的免除。没有了军队，政治变得相应地单纯了。军队的叛变、哗变、政变，军队对政治的一切掣肘和干预，都便是子虚乌有之事了。于是政治仅仅成了政客们之间的“文戏”表演。“文戏武唱”的情况是根本不会发生的了。天下也就一直太平。政客们的争斗，纵然的再激烈，都是不会导致“内乱不息”的。没有了军队，政治几乎只剩下了国策的使命。外交几乎只剩下了经济的谈判。这对任何一个国家，其实都是经济繁荣和发展的“黄金阶段”。日本经济，正是在这样的“黄金阶段”日日腾飞的。而且它可以有一种受保护的安全感。因为美国这个“监护人”的军队长驻冲绳。美国的核武器的羽翼荫庇着它……日本人对美国的心理，必是十分矛盾的，但是矛盾而不复杂，仅仅矛盾而已。一方面，他们视美国为“义父”。因为目前仍在受美国的军事保护和核荫庇。不得不依然的傍靠三分；另一方面，他们又怎甘永远处于“义子”的地位？何尝不愿摆脱美国的“监护”？何尝不想像美国佬似的，在世界舞台上过把气使颐指，动辄制裁这个制裁那个的“国际江湖”霸主的瘾？一方面，对美国几十年如一日的“监护”感恩截德；另一方面，对自己遭受过的原子灾难耿耿于怀。将一个国比一个人，那是类乎杀父之仇类乎奸母之仇的！日本有对美国进行报复的企图么？有也没用，有也白有。根本实现不了。起码根本不可能在军事方面付诸实现。日本真的对美国没有进行过报复么？日本汽车冲击美国市场，日元升值美元贬值之际，日本人心中的快感是可以想象的。日本没有军队，但是日本有钱，日本人想到美国的时候，恨不得用日元将整个美国都买归日本才如愿。
不，今天的日本也是有“军队”的。它的“军队”就是它今天大大小小的财团。这只“军队”的野心是很大的，它虎视眈眈地瞪着美国和欧洲，也虎视眈眈地瞪着中国和亚洲。
它的经济实力演变为它的“军事实力”。或者反过来说，它当年靠军队达不到的目的，今天正在靠经济方式实现着。日本是一个以“军事发展”般的战略实现其全球经济策略的国家。
日本的全球经济策略，越来越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它将越来越使美国感到棘手、头疼、无奈和难以对付穷于伎俩。当年的“猛兽”今天的“驯兽”，仍时常暴露出其“野性”。
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尽管经济上已经具有了和其“义父”美国“过招”的实力。但它注定了目前还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国家。那就是──它不可能在短期内产生足以影响重大国际问题的政治家。这是日本全民族的心理寄托。在短期内根本不可能指望慰籍的心理寄托。这是由它的“领养子”的国际地位所限制的。是由它的“二等盟国”的历史屈辱所限制的。是日本的尴尬。正如它是美国的尴尬，日本甚至在短期内也不可能产生深受日本国民拥戴的众望所归的政治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难以取得作为的政治人物，在本国不可能深受拥戴众望所归。日本的政治人物在它的国民心目中几乎无一不是政客。在国际上的形像也许反而略高一些，却也高不到哪儿去。区别在于，仅仅在于──资深的政客或资浅的政客，成熟的政客或不成熟的政客，机智的或愚蠢的政客。尽管，他们中也有杰出者。但是国际政治舞台边缘的杰出的政治人物，再杰出也只能充当国际政治舞台边缘的“大群众”角色。这是日本国民为什么至今宁肯继续崇敬天皇，而不愿将同样的崇敬赏赐给日本政治人物的原因之一。根本原因之一。
这一点是日本“心口永远的疼”。
这一点是美国“永远的喜悦”。
今后的若干年，日美关系将越宋越“有戏”可看。既将使美国越来越尴尬，也将使日本越来越屈辱。“义父”和“领养子”之间，由于“监护恩”和“原子恨”所导致的恩怨，将会更加频繁。
这是“二战”后遗症。
日本是“病源体”。
它感染着美国。
美国已别无选择，只有继续地“监护”着它。不知该到哪一年哪一月为止。更重要的是，不知道自己一旦自行“撤销”了“监护”责任，它的“领养子”一旦真的成了独立的“国际人”，究竟对自己有益还是有害。究竟是会对自己礼让三分，还是会反目于一旦，“龙蛇争霸”？我在日本的日子，“冲绳岛事件”正闹得不亦乐乎。两个美国大兵轮奸了一名日本少女，日本国民群情激愤。美国这个“监护人”，在日本面前无地自容。而日本政客们，又显然是在竭尽所能地维护美国的起码的体面。“领养子”知道目前还不到可以和“义父”彻底闹翻的时候。“义父”则对“领养子”给的一次情表示“心领神会”……。。“日美关系正常化”，或反过来说：“美日关系正常化”──乃“二战”之后，最虚假最不可细思细想也最滑稽可笑的一句“外交辞令”。
今后这一“外交辞令”，仍将时常挂在美国外交官嘴边上。
也仍将时常挂在日本外交官嘴边上。
而日本“新生代”中的青年男女，却有许多人内心里是非常向往美国的。
在一部日本爱情电影中，日本女孩儿对日本小伙子说：“我嫁给你是可以的，但是你得带我到纽约去定居！”他们可没有他们的父辈们那么多心理积淀。
只要美国人不轻蔑日本人，他们和她们，像许多国家的青年们一样，何尝不愿拥有一份美国“绿卡”呢？这是使民族感强的日本老爸们极不高兴的事。
然目前的世界，背叛之风到处盛行。
日本老爸们又能奈之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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