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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一会儿，也许是他把我的双手略微松开以后血液又唏哩哗啦地流开了而使我突然变得聪明起来，我大呼小叫地说你别担心，我被枪毙了见到阎王爷头一件事就问他这种花布哪里有卖。我听说阳间没有的东西阴间都有，为此阴间才称作“极乐世界”，并且我敢肯定阴间还不用布票。他立即高兴地舒展开眉头，又夸奖我的态度好。你说像我这种态度本来应该早枪毙的为什么把我拖到现在才枪毙实在让他想不通。

　　我当然索性要态度好到底。我说领导上决定的事总是没错的。我们中国不是有句俗语么？“阎王叫你三更死，不会留人到五更。”中国人有这样的领导真是莫大的幸福，我们什么时候死领导早就安排好了。他拍拍大腿表示同意。他说我这话说得在理，“简直说到了点子上！”

　　革命群众这样表扬我我极为开心：直到死都不说一句反动话，这样死才死得不冤枉！

　　我们浑身上下一头一脸的灰尘摇晃到城里，看见全市的人都像过节一样。大街小巷挤满了人，花花绿绿的标语遮住了所有的建筑物。拖拉机曳着拖斗从“要扫除一切害人虫”下面穿过，这条巨大的横幅横空挂在大街上。我看见它在我头顶上飘扬就觉得这位伟大的诗人坐在我背上，又觉得仿佛是毛主席的大手在慈祥地抚摸我。这种奇怪的感觉搞得我昏头胀脑。公安局是一座灰色的建筑。后来我发现它的颜色完全和巴黎圣母院相同。我们嘟嘟嘟地开进门楼，一前一后地跳下拖斗。迎上前来的军人是两个小个子四川兵。他们没搞清楚该枪毙谁就将他推推搡搡朝房子里轰。他连跌带爬地大声喊：“不是我是他！不是我是他！”他指点我的时候我只看见他的一嘴牙。

　　我赶紧挺身上前说：“小同志，你们搞错了，来枪毙的是我，不是他！”因为我的手还被绑在身后没法用手指，只好掉转身来用屁股向他撅了两下。我一辈子也没有这样理直气壮地敢于指出别人的错误，这一瞬间却体验到了说真话的快乐。所以我觉得在枪毙之前我居然能这样趾高气扬一次即使死了也值得。我大概喜形于色了，所以弄得两位“小同志”很不高兴。他们兴奋的脸色陡然沉下来，同声斥责我说：“谁是你的同志！”啪地一掌就将我推到屋里面。

　　在踉跄地向前冲时我看了他一眼。我的意思是叫他快跑，免得军人又搞错了把他也拉进来枪毙。可是他不但不逃，反而掸掸衣裳上的土跟了过来。两位“小同志”拦住他声严色厉地说：“好了！你已经把犯人押来了你走就行了！”他却连声讨好地求告道：“同志，让我看看吧！同志，让我看看吧！”

　　房子里早有一大群人，一排排站着像在做祷告。我在最后一排的尾巴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斜过头偷偷地看了他们一眼。他们高矮肥瘦各不相同，但都是一副垂头丧气的嘴脸。我想被枪毙的人大概在死之前一定要做出这种表情，于是我就默默地学着做。我正在专心致志地摆出一副挨枪毙的样子，一位解放军军官走了过来，责怪我为什么来得这么晚。我当然不知其所以然只好诚惶诚恐地把自己的手脚弄得发抖，幸亏他在窗子外面喊：“首长首长，他是我从农场押来的。农场离城有五十多里地，我们接到通知连早饭都没来得及吃……”

　　他还想说下去，那位首长却挥手打断他：“来迟了还有理！”我看见首长的牙和唾沫一齐飞了出去。“你知道耽误了多大的事？一城人都在等着看他们哩！”他虽然吃了憋但脸上仍是一派死里逃生的喜悦。隔着窗子我看见他几乎把别人都挤扁。我陡然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我觉得我还有看头。成千上万的人挤得汗流浃背来看你，这种荣耀并不是人人都能经历的。

　　他的那番话提醒了我原来我还没吃早饭，但我还是把腰杆挺了起来。可是我的后脑勺立即挨了一巴掌。“低下头！”同时脑勺后面又大喝了一声。于是我知道了要让人看得顺眼一定要摆出适当的姿态：既不能是一副死相又不能太鲜活。这倒是够我揣摩的。公安局墙上挂着毛主席语录：“骄傲使人落后，虚心使人进步。”我想刚刚挨的一巴掌就是对我骄傲的惩罚，适当的姿态只有虚心才能揣摩得出来。

　　由于我虚心了就渐渐进入了角色。这时我听见那位军官念着一连串名字。那串名字当中有一个我比较熟悉，那便是我的名字。它像水蛭一样在我身上粘了三十多年，靠的是我的生命养活着它。所以我一听到那三个字犹如被水蛭蜇了一嘴，几乎叫出声来。军官费了好大力气念完了，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最后总结说“共四十一名”。

　　我听见“四十一”就想到苏联的一部什么鬼小说，好像它写的也是枪毙人的事。接着我们“四十一名”就被押出房间。两个解放军战士威武地夹着一名犯人。这使我不禁埋怨我们农场办事太草率：即使七月间正是农忙季节也不能只派一个干部押我来，这真太有碍观瞻！

　　我留恋地看他一眼就在我上车的时候。我想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爱过的女人都不在这里，在这个世界上值得我再回头望的大概就算他了。我看见他在人群中向上一跳一跳地想将视线超过别人的脑袋。但别的人也同他一样向上蹿，宛如一群游戏着的海豚。十几年后我在夏威夷海洋公园看海豚表演又回忆到这种场面，在观众席上我即刻沉浸在被枪决前的快感之中。我们四十一名死囚分乘十辆大卡车。卡车启动前又有很多军人捧着一摞大牌子跑到车旁边。那大牌子上的墨迹还没有干。他们手忙脚乱地把牌子一块块递给车上的解放军战士。那气氛仿佛是给我们分发糖果饼干去游春。战士们胡乱地把大牌子套在死囚们的脖子上。牌子的重量恰到好处，既使我抬不起头又不至于戴它不动。但我光顾了看热闹却疏忽了看他们给我套的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字，一吊在我下颏底下我就看不清楚了。

　　我担心那上面胡写些什么杀人放火抢劫强奸之类的词。在游街的路上我一直担心的是这件事。我虽然知道这真正叫“死要面子”但积习难改。这天太阳特别亮，真可说是光芒万丈。忙来忙去等车队开到街上已是正午。我看见无数张大汗淋漓的脸眉飞色舞，他们傻望着我的表情可爱得到了极点。我尽量想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对我牌子上写的字是什么反应但终属枉然。过了一会儿我才恍然大悟：他们对罪名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只是这场把戏；枪毙谁并没有关系，只要有枪毙的场面看就行。

　　还有的妇女拖着孩子来看。在母亲怀里的孩子对我指手画脚使我不由得心花怒放。我想孩子是不识字的，孩子来得越多越好。若干年后某一位政府首长指责我写的小说语涉色情，说会给青少年以不良的影响。我受到这种指责时的感觉就如同这时被枪毙的感觉。我想十八岁以下的孩子的确不适宜阅读我的作品，他们最好经常看枪毙人。这种场面既有娱乐性又可使他们受到教育。

　　十几辆大卡车在城里游了一圈最后开到主会场。主会场设在城郊的一片坟地上，便于首长们宣布完我们的罪行就地枪决掉。这块坟地我曾经来过，我恍惚记得我和哪一个可爱的女人在这里散过步。但旋即我就知道记错了，我和她在某一片坟地上散步肯定是上一辈子的事。如果是这辈子发生的事那么生活奇特和残酷得就不可思议。这些年来我经常把上一辈子的事譬如厨师向妈妈报帐之类和这一辈子的遭遇混在一起，这说明我的神经出了毛病。

　　也许枪毙一次能把它医好？

　　我想着怎样医治我的神经就没专心听首长的讲话。只断断续续地听他说什么“一打三反”“六种人十种表现”，什么第一第二第三之类的数字。我想我们中国人真是聪明绝顶，我们能把无穷无尽的世界和世界无穷无尽的变化统统用极明确的数字归纳起来然后分门别类。这种世界观妙就妙在能使人的头脑变得极为简单。正在我出神时却又被水蛭咬了一口。我听见首长在历数我的罪过：我在一九五七年写反动诗疯狂向党进攻，后来劳改两次也死不悔改，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想翻案等等等等。听了后我感激涕零。我想我一九五七年就犯了罪直到十几年后才把我枪毙，读遍了世界历史也找不到这样宽大的处理。

　　但是猛地一阵震天动地的喊声打断了我的忏悔。我由下朝上翻起眼睛，只看见台下突然长出一片森林似的胳膊。因为人们都在地上盘腿而坐，所以我竟以为无数的胳膊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顿时我浑身战栗。我恐惧的不是人们愤怒地喊着口号要求把我们枪毙，我恐惧的是在我的幻觉中所有的人都被活埋了。喊完了口号会场仍未平息，到处响着嘈杂的嗡嗡声。我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群情激愤”。这时两名雄赳赳的战士一把抓住我的后衣领，熟练地往右一拧朝前一搡。我知道我该走了。我们一个一个看着前面人的脚后跟鱼贯地退出会场。奇怪的是我前面的那位死囚竟穿着两只不同的鞋。幸亏他两只不同的鞋都朝一个方向走，不然我便不知道何去何从。因为两只不同的鞋都朝一个方向走就省去了我再费脑筋去辨别究竟应该跟着哪只鞋，所以我还有空闲到处寻找他。

　　我必须找到他。因为就在我刚刚向右转的一刹那我明明看见我前面不远处有片花布，那花色和他老婆叫他买的完全一样。那片花布穿在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孩身上，蓝色的底子，碎小的白色斑点。奇怪的是那片花布上也挂了一块大牌子，大牌子一直拖到小女孩的脚背上。我想那块大牌子可能是花布的商品广告。百货公司新进了货，我必须告诉他那种花布还没等我死便被我找着了。

　　我们被推到一处低洼地。太阳已经偏西。我从地上的阴影看出来四周的高地上已垒起了人墙。我左右张望着一边找他一边盯着那个小女孩。我想应该在我死前把小女孩身上穿的花布指给他看。小女孩很乖，挂着那块花布的商品广告低着脑袋不声不响，好像她还不习惯让人们这样看。这时雄赳赳的战士竟对我十分宽容，任我扭来扭去也没再给我一巴掌。为此我讨好地看了左边的战士一眼。我看见他一颗门牙龇在下唇之外。砰的一声枪响了。我只听见那声音震耳却不知道在哪里响。它听来像地壳炸裂但这时我却不想让地壳炸裂我关心的是它在哪里响。是左边？右边？前面还是后面？

　　那声巨响在低地绕了一大圈才冉冉地上升，我看见那声音像一团蘑菇云。而眨眼间那蘑菇云便不见了，我才明白枪声是从我心里炸出来的。接着又响了一声同样如此。后来枪声越来越密也越来越响，像一串炮仗逐渐燃到我跟前。最后我总算看到了枪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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