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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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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想到女鬼,想到吊死鬼。我们住的这幢远离劳改大队的土坯房——照日本战术教科书上的术语说,是“独立家屋”,是自五十年代初期建立劳改农场以来就耸立在这广袤的、平整的田野上的,年年月月,饱经风霜。据传说,五十年代中期,渠那边庄子上有一个黄花闺女,为了抗拒父母包办的婚姻,大白天就跑过斗渠到这屋子里来上了吊。这是个上吊的好地方,屋顶上没有顶棚,弯弯扭扭的木头椽子露在外面,随便哪根椽子上都可经搭上绳子。而且,有谁会到农闲时空无一人的这幢属于“严禁入内”的劳改农场的“独立家屋”中来,干扰她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刑期在十年以上的老劳改犯说起来,至今还津津有味: “咦!俊着哩!还穿着红鞋,两条大辫子,唏溜个光!脸白森森的,眼睛毛毛长刷刷的。咱们给她抬下来的时候,身子骨还软软的……” 有的老劳改犯说她尿湿了裤子,说她舌头伸得老长老长,据说吊死的人都是这副模样,可是大多数老劳改犯都认为这是对她的亵渎,坚持把她描绘成一个仙女,我们这些后来的劳改犯,没有亲睹,对她当然不具有那种崇敬的情感,只是一个劲儿地想把她还原为活生生的肉体。“熬着点吧”,在受煎熬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会把她当作精神上的慰藉。 啊,贞洁的、勇敢的、不知姓名的姑娘,原谅我们吧! 有时,场部晚上放电影,王队长通知我们去看——看电影是“受教育”——留下一个人看管夜水就行了。每次我都让他们十二个人去,我独自坐在“独立家屋”里。当领导,即使是当个犯人头,也必须公允,能自我牺牲,这才会取得被领导者的尊重和服从。蛙声咯咯,渠水淙淙,稻田上的清风如泣如诉,恰恰时隐时现的和弦。窗外,漆黑的一片,玻璃上涂满污浊的泥痕。豆大的油灯伴着我夜读。当我只见我一个人的身影,模糊地印在泥皮斑剥的土墙上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十三”。“十三”!这是个极不吉利的数字。这个数字会把她召唤出来。 果然,她从梁上飘落下来了。先是一团不成形的彩色的雾气,落到地面上,便立刻凝聚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美丽的姑娘。和老劳改犯说的一样,两条大辫子油光水滑的,长长的睫毛,水灵灵的眼睛,皮肤即使在昏黄的油灯下也显出白中透红的光彩。她还穿着冬天的红棉袄,脚上果真穿的是红鞋。简陋的小土坯房因为她的到来而变得喜气洋洋了。 她轻轻地掸拂着衣衫,怯怯地向我靠近,并发出一声暖人心意的深深的叹息: “哎,苦啊——” “来吧,”我向她伸出手去,“你苦,我也苦,让我们两人在一块儿吧……” “我说的就是你呀。”她将手搭在我的肩上,弱不禁风的、但又很温暖的身躯紧贴着我,眼睛看着摊在我面前的书。“你苦,我不苦。人死了,什么苦恼也没有了。每天晚上,我都看着你等人睡下了,又爬起来看书,何必呢?别把身体搞坏了。” 她的声调是幽怨的。我搂着她那娇小的腰肢。我被她不自以为苦却关怀着我的精神感动了,我含着辛酸说: “你也苦呀。为什么年纪轻轻地就寻死呢?活着总比死了好吧?你要是活着多好!” “活不下去呀,”她微微地晃动着身子,使我有一种进入梦幻般的感觉。“人要把我嫁给我不愿嫁的人,你说还能活吗?”她又低声地说:“当初,要是你在就好了。我正是要出嫁的那天跑到这儿来上吊的。那天你要在这儿,我就不上吊了。” 我把她揽进我的怀里,让她坐在我的大腿上;抚摸着她光滑的发辫。“这都是社会的原因呀,”我说,“我们还没有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还没有真正的婚姻自由。我看书,就是要探索怎样才能建设一个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的社会。” 她似乎不理会我的说教,扭动着身躯说:“那是哪辈子的事呀!想也不敢想。我们的区委书记也这么说,广播喇叭也这么喊,可是一点不管用!不过,死了也好。你要是当作我是活人,我就活过来了。”她又扬起脸,深情地说,“你是我的好人人!你别学广播喇叭说大话。我给你唱个歌吧。我好久没唱了。我一直憋着哩,我要唱给我喜欢的人听。” 于是,她轻声地唱起来。歌声仍然是幽怨的,但却娇嫩柔婉,在我眼前展开春天里一片无人注意,任人践踏的黄色的蒲公英: 清水水玻璃隔着窗子照, 满口口白牙对着哥哥笑。 双扇子门来单扇子开, 叫一声哥哥你进来。 眉对眉来眼对眼, 眼睫毛动弹把言传。 一对对母鸽朝南飞, 沷上奴命跟你睡。 …… 然而,劳改犯人们回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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