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故事汇 > 张贤亮 >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  上一页    下一页


  可是,到了一九六七年,连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也被“砸烂”,这些机关一律实行了军事管制,“高贵”的军代表却比“卑贱”的农民出身的劳改干部“聪明”——应该是“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语录”是这样教导的——直觉地感到所有的“语录歌”都具有方法论的性质,不论哪个阶级哪个派别全能利用,全会从中受到启发。比如,你所指的“反动的东西”,在他那里偏偏另有所指,你怎么办?对这群心怀叵测的人,你怎么知道他们心里指的是谁?于是,干脆命令劳改犯人一律不许唱“语录歌”。但除了“语录歌”之外这时又没有别的歌可唱,这样,在一次劳改队春节联欢上由犯人自编自演的“宁夏道情”,便顺理成章地成了流行歌曲。

  改造,改造,改那么个造呀!

  晚上回来,一——大瓢呀!

  嘿嘿!呀嗬嘿嘿!呀——嗬嘿!

  在我们田管组,“一大瓢”是由我们派回去的值日犯人挑来的。我们有两个大铝桶,不管是什么饭,值日犯人每顿都能挑回满满的两大桶来。在外面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多劳多得”,在劳改队里始终奉行不渝。这时,黄瓜成熟了,西红柿开始泛红。路过菜地,挑饭的值日还要捞来许多刚下架的新鲜蔬菜。经管菜地的也是自由犯,而所有的自由犯全属于一个阶层,都互通声气,互通有无。我们能比“班长”们和劳改干部及其家属更早地吃上西红柿和黄瓜。自由的相对性,在这里体现无遗:不管在什么地方,你只要比别人稍稍自由一点,你就能得到较多的利益;而利益的多少,恰恰和当时当地不自由的程度成反比,在最不自由的地方你得到一点自由,所获得的利益却最大。

  两大瓢——不是“一大瓢”——下了肚,又大嚼了一堆西红柿黄瓜,我们全被撑得不能动了。我们仰面躺在渠坝的坡上,头枕着自己的胳膊。大队收工回去了,周围陡然异常地静谧。乌鸦在老柳树上拉屎,稀粪穿过枝叶掉在积满黄土的渠坝上,砸出“扑、扑”的声音。太阳落在群山之巅,灌满了水的大面积稻田,蓦地变得清凉起来。青蛙和癞蛤蟆先是试探性的,此起彼伏地叫那么两三声。声调悠长而懒散,仿佛是它们刚醒过来打的哈欠似的。接着,它们便鼓噪开了,整个田野猝然响成一片:“咯咯咕”!“咯咯咕”!欢快而又愤怒。它们要把世界从人的手中夺回来,并充满着必胜的信念。

  同时,习习的晚风从一眼望不到头的稻田那边吹拂过来,并且送来无数跳跃的、闪烁不定的点点金光。我闭上眼睛,进入一种忘我的恬静。这种忘我的恬静是在等待中的最佳情绪状态,也是在漫长的等待中不自觉地锻炼出来的。在历史的转折到来之前,人根本无能为力,与其动辄得咎,不如潜心于思索。

  但我思索些什么呢?我什么也没有思索。外面的世界已经完全逸出了马克思所探索出的规律,书本已经被抛到一边。据说这才是真正遵循了马克思所说的“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因此,不但使王队长目瞪口呆,也使自以为比他高明的我偶然失措。王队长的沉默给我留下的那个空白,尽管填满了渺茫的,但又必不可少的希望,却也没有给我对社会的思考提供任何线索。斯宾诺莎是这样说的:“无知并不是论据。”

  管他妈的!当个纯粹的劳改犯吧。王队长还把我看作与其他劳改犯不同,说来惭愧,实际上我从骨子里都成了一个劳改犯,因为我在社会上所从事的职业,就数我当劳改犯当得时间最长。

  在渠坝下躺够了,劳改犯们舒臂伸腿地活动起来。

  “操!夜黑里来个女鬼就好了。”

  “来的女鬼可别是披头散发的,最好是涂脂抹粉的。”

  “熊!吊死鬼都伸着舌头,老长老长,通红通红,在你脸上舔一下,可够你呛!”

  “一个女鬼不够分,最好来一帮,十三个,咱们一人搂一个。”

  “咱们组长不要呀,咱们组长是个读书人。”

  “读书人咋啦?读书人也长着一个……”

  我仍闭着眼睛,但也不禁和大家一同“扑哧”地笑了。我感觉得到这时大伙儿的眼睛都在看着我。我受着一种独立于他们之外的尊敬,但我的内心却倾向于他们。自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后,法律之外又加上种种规章制度,空前的严厉渗透到农村生活的每条缝隙。每一个农民都象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国王的宠信,头上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剑,不知什么时候它全突然掉下来,砍着自己的脑袋。归我率领的十二个田管组员,全是精于农活的强壮小伙子。听着他们平静地叙说自己的案情,就象絮絮的微风穿过林间。

  “苦啊,不偷咋办呢?肚子饿着哩……”

  一个塌鼻子小伙子盗卖了生产队的化肥,判了五年,而谈起来却怀着一种幸运感。

  “值!我给我老妈治病了哩。判我五年,就不让我退赔了……”

  “嘿嘿!我也运气。”另一个把生产队的牛喂得撑死的劳改犯这样说,“法院问我,你愿意劳改还是愿意赔钱?我琢磨着:劳改队还管饭吃,我就来了。来了一看,还真不赖!就是没有娘儿们。哎,熬着点吧……”

  有时,他们也问我:“章组长,你是为啥进来的?”

  “我么?”我说,“我什么也不为。”

  他咔裂开嘴理解地笑了。“什么也不为”就进了劳改队似乎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就好象吃饱了会打嗝,着了凉会生病一样,但却没有一个人去探究底蕴:为什么“什么也不为”就把人送进劳改队?他们那种毫无抱怨的,任凭自己的生命和命运象流水上的浮叶,漂到哪儿是哪儿的态度,表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灵魂深处的温顺。达观和乐天知命。我在他们中间,竟有时会怀疑起自己;为什么要思考?在宿命的面前,思考又有什么用?

  啊,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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