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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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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877年，日本出现了最早的大学——东京大学。 十年后，东京大学文科设置"博言学科"，其中有朝鲜语、爱努语、梵语等课目，开了直接掌握研究对象语言这一方法的先河。 1876年，东本愿寺以佛教一宗派之力，向欧洲排遣梵文和印度学的留学生，南条文雄在英国取得了日本东洋学的第一号博士头衔，学成归国。同时西本愿寺也排遣高楠顺次郎赴欧，从德国拿回了博士学位。他们回国后，为日本打下了牢实的印度和佛教学根基。 趁着1900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军、到北京镇压义和团运动，南条文雄作为东本愿寺慰问使，在北京与日军一起，把黄寺所藏藏语大藏经甘珠尔8类151部350册，做为日本驻北京军队的礼物献呈给天皇（转东京大学收藏）；并把十七世纪的106函1016部甘珠尔、252函5001部丹珠尔，以及宗喀巴全书等藏文经典，送给了东本愿寺所属的大谷大学。 对俄战争胜利后，奉天（沈阳）落入日本控制。在另一派东洋学鼻祖、时为记者的内藤湖南的加入下，日本早期学术的开创者们又从奉天、尼泊尔、北京等地，横夺贱买，把大量蒙文、满文和梵文的佛典运回了日本。明治天皇甚至拿出宫内费用，支援这一资料奠基。只是，1912年关东大地震时，保存在东京大学的珍贵经典，被一场孽火全部烧毁。 日本东洋学的二十世纪，就这样揭开了篇章。 1897年京都帝国大学开设，又一个学问中心随之诞生。不久第一高等中学校长那珂通世提出划分东洋史与西洋史的理论，在世纪之交迅速发展的汉学科与史学科中，后日学术泰斗如桑原骘藏、白鸟库吉，都是最初的学生。 他们逐渐朝着两个方向集中精力：一是中国本身，一是欧亚大陆。后者的深入"内部"注重语学的倾向，以后代代绵延。 在百年的跋涉之后，如果在今日回首眺望，"东洋学"已是日本的骄傲。象牙之塔内的技巧，实证主义的谨严，浓重的学术油彩，厚厚地遮盖了亚细亚主义和帝国雄飞的底色。把它与亚细亚主义并论，其实不太合适。 但它的内容，又远远溢出了学术。确实，在明治以来的一切日本知识分子活跃的角落，都能发觉大亚细亚主义的影子。哪怕音乐、电影、佛教、小说，更无论人类学、考古学、甚至昆虫学，都纠缠着说不清理还乱的背景，都有着发达的思想、人脉、著述。巍然其中的要数东洋学——它与大学的设立、资料的蒐集与图书馆学的奠基、田野与现场的调查、诸种语言包括其古语的读破，分流汇聚，蛛网纵横，形成了一种多中心的东方知识体系。 欧亚大陆、伊斯兰世界、中亚及蒙古，宛如一座座巍峨高峰。对这座学术山脉妄图整理，是最蠢的发想。无论哪个领域学科，仅著作一项就是百年积压汗牛充栋。整理它，几乎就是在书的迷宫迷失，几乎就是在茫茫考据中沉没。谁能尽知它的考据艰深与天下志向？道不尽其中复杂的包含！ 随笔举一个例子，若桑原骘藏，若想简述他的巨著《蒲寿庚考》（蒲寿庚の事蹟、1923年），就需要一个领域的读破。以散文的概括，很难容纳他立足十九世纪式的实证学术、以泉州豪族蒲寿庚一家为轴、徐徐勾勒出来的一隅宋元之际的图景；面对那种绵密考证锐利发现、一分正文三分注释、驱使古今中外资料的专深，我缺乏概括的学力。 当西方实证主义的手段、与时代的巨大视野融会以后，他们建树的博大，令人瞠目。或者再选一座"蒙古学"的山岗，观望一眼已有的业绩？ 从那珂通世远在明治四十年（1907）第一次以《成吉思汗实录》为题完成秘史的全译以来，仅在《元朝秘史》一点之上，侧重于历史的译本，就有小林高四郎《蒙古的秘史》（1941）、白鸟库吉《蒙文音译元朝秘史》（1943）、村上正二《蒙古秘史》（1970－76），以及侧重古代蒙古语言分析的、如小泽重男《元朝秘史全释》等诸多译本；加之论文、调查或游记，截止于1980年便有近400篇。再扩而展之兼及广泛的中北亚，仅登录于1988年编《中亚研究文献目录》者，就超过了15000种。 ——这些都不是这本小书的选择。 但也不能对东洋学闭口不谈。因为看似雕虫的学术，尤其是时代思潮的产儿。 究竟挑选怎样的例子，才能触及它的本质呢？ 白鸟库吉于1907年发表《亚细亚研究乃战后一大事业》，显露了他的初衷： "国人以为盲于远东事情乃属当然，又欲与西人于其地相争利益。余辈吃惊于国人如此无谋，更深恐靠不易战胜所获之威力，将于和平竞争中消灭殆尽——是乃余辈疾呼亚细亚之研究，唤起世人注意之所以。" 白鸟库吉是一代边疆派学术的代表。 他企图模仿英国的皇家亚洲学会和法国的亚洲学会，组织日本的亚细亚学会。虽然最后"东洋"置换了"亚细亚"的名称，但以后日本各亚洲研究的基地和实体，如满铁调查部、东方学会、东洋文库，都能追溯到这个渊源。 ——他的《蒙古秘史》转写本与汉文刻本共印，查询方便，读着流畅，是我在学生时代使用最多的一册。 与学问的迈进齐步，在白鸟库吉的建议下，日本以京都大学等国内学者为教授核心，在各殖民地和伪政区都创建了大学。 1926年朝鲜的京城帝国大学、1928年台湾的台北帝国大学、以及1938年在长春的建国大学都逐一开学。 有趣的是，最短命、学生最少的"满州国建国大学"，在其中抱负最大。建国大学的倡建者，是著名的关东军决策军官、亚细亚主义者石原莞尔。按照石原的设想，未来的建国大学应该是这样的： ——建国大学完全排除既有大学的教育方法。既排斥马克思主义又排除帝国主义。大学根本的目标是民族联合的实现。它将是日、汉（包括满）、蒙、鲜、俄五族子弟共学、培养不止满州且囊括中国本土、印度与东南亚的一所亚细亚政治精英养成所。就学期间，学生们将"一块吃、一块住、一块用蒙语朝语或日语打架"；三年在校读书、三年投身社会。尤其后期三年，学生们要进入底层吃苦耐劳，再把体验的内容上升为理论。建国大学打算诚邀托洛茨基、胡适、周作人、甘地、布斯等重要人物任职；但这些受聘者不都作为教授、一部分人将作为"研究的素材"，进入这所"亚细亚大学"。 ——如今读来恍如听梦。 但这个用日语发出的声音，也并不完全陌生。在这些设想里，除了闪烁着一代皇国军人的虚妄之外，若对那时代的亚细亚主义有所理解，也可能听出一丝使命感。 可叹石原莞尔的宿命，是在挑起血腥战争之后接受历史的嘲弄。即便在日本的殖民地大学系统里，这一所大学也最是毫无声色。临开学才定下的大学校长，由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充任，典礼挂出的牌子上，写的不是亚细亚的解放，而是傀儡的"建国"。 那么，究竟有没有能匹敌于宫崎滔天或相马黑光式的热情、今天仍能给我们以启发和反思的学术呢？ 1936年，小林元和大久保幸次合著的《现代回教圈》出版。引用如下的段落，或许可以省去我的评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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