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浅谈道教讲经文

作者:寇凤凯




  在敦煌藏经洞所发现的数万份文献中,道教讲经文仅仅有四个卷号、三种文本,分别是BD.1219号(列19/北8458)《道教布施发愿讲经文(拟)》、BD.7620号(皇20/北8469)《道教布施发愿讲经文(拟)》与P.3021+P.3876号《道教中元金篆斋讲经文(拟)》。它们是当今唯一可见的道教讲经文文本,是十分珍贵的文献。但是由于学术界长期关注的是佛教讲经文,道教讲经文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笔者仅以此文,探讨究竟什么是道教讲经文?它从何而来?有哪些研究价值?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对这类文献的关注。由于作者初涉此道,又兼才识与能力不够,疏漏之处,尚盼各位专家前辈,不吝赐正。
  
  一、何谓“道教讲经文”
  
  目前学术界对道教讲经文没有定义,这给我们认识这一类文书造成了困难。从格式来看,道教讲经文都是以“敬语道场大众”、“敬白道场大众”、“敬白道场众”等开头,并且用语比较通俗,故事性、趣味性很强。但要彻底地认识这类文书,我们必须先了解其具体情况。
  P.3021+P.3876号《道教中元金策斋讲经文(拟)》是一次发生在唐玄宗先天二年(713)七月十五日的讲经会的记录。讲经者是一位姓李的道士,他年纪很大,对道教教理教义有很高的认识。来听讲的人也很多,大多数来自讲经会场附近地区。鉴于众人是第一次听这种讲经,讲经人担心他们无法领悟深刻的道理,所以没有讲解高深的经义,而是讲了一些足以使众人开悟的故事和譬喻。他计划在这次讲经之后给众人受戒,并希望有人能够布施一些钱粮。他告诉听众:再过一两天,他会再举行一次讲经法会,专门讲解“因缘”。讲经会结束后,他打算给愿意受戒的人传授戒文。
  BD.1219号(列19/北8458)《道教布施发愿讲经文(拟)》记载了一次发生在归义军时期的讲经斋会。这次斋会是由民众自发组织的,目的是为其九祖忏悔,即为亡人修德,属于黄箓斋。他们的活动内容有三项,分别是举行斋戒、建立讲经法会和延请天尊法像等,所有的活动都是以发愿为始。这次斋会的讲经人是民间道士,周西波先生说:“从写卷中宣说的经法内容,可以发现是以《定志经》、《本际经》等经典为依据,这与唐代重玄之说盛行的道教思想发展情形是一致的,只是民间道士的讲说经法,可能是切割相关经典文字,照本宣科,故其思路脉络显得有些杂乱,而理论深度的阐扬自也无法与李荣、成玄英等人的著作相提并论。”但从讲经人佩戴的道教饰物“灵文、玉简、金篇、龙章、凤篆”等可以看出,其品级是比较高的,可能属于“三洞法师”级别。另外,这一文书保留了一些传授《十戒经》情况的记载,即:讲说戒律的重要性——要求真心受戒——请五方护戒天尊前来护戒——请三师前来作证一宣说十戒内容——盟文。
  BD.7620号(皇20/北8469)《道教布施发愿讲经文(拟)》记载了归义军时期的一次讲经会。该文书首先是发愿,随后才是讲经。这次讲经没有出资人,也没有具体的活动内容,而是一个不知名的道士,自己选择时间地点,甚至自己演播音乐来吸引听众,以求得布施。因此,其性质与讲经道士的品级等均无法判定。该讲经文的最大意义在于,它为我们了解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道教的存在状况、道士与社会民众的关系等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由上可见,道教讲经文有以下特点:第一,道教讲经文大都与斋会有关,是举行斋会时做出的讲经文本;第二,其活动内容都涉及受戒;第三,大都是在讲经开始前发愿,来表达斋意;第四,其内容是皈依道教、广泛布施、修功建德等。
  因此,道教讲经文是集受戒、说法、布施、发愿等多项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斋会文书。
  
  二、道教讲经文的由来
  
  顾名思义,道教讲经文源自道教讲经,而讲经是道教宣传自身教义,争取民众信仰的重要手段。早在道教产生之初,就有讲经活动,并且听众已经超出单纯道教信徒的范围。五斗米道与太平道的创立者张陵及张角等为使民众信奉,经常针对民众进行讲经活动。《三国志·张鲁传》载,汉末道教组织的许多祭酒都讲解《老子》。张道陵所撰《老子想尔注》也许就是诸祭酒讲《老子》的教科书。只是这时期的讲经没有形成体制,史书对其内容缺乏记载。
  魏晋南北朝之际,道教正进行自身的改造与重组。由于玄学昌盛,这一时期时常有宣讲《老子》的活动。《陈书·马枢传》载:梁邵陵五伦“自讲大品经,令枢讲《维摩》、《老子》、《周易》,同日发题,道俗听者两千人”。《陈书·张讥传》载:“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吴郡陆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门法才、法云寺沙门慧休、至真观道士姚绥皆传其业。”《陈书·陆瑜传》载:“瑜幼长读书,昼夜不废,聪敏强记,一览无复遗失。尝受《老》、《庄》于汝南周弘正,学《成实论》于僧滔法师,并通大旨。”这些都表明《老子》在社会上被广泛宣讲。随着道教宫观的出现,道教讲经作为宫观的基本活动延续下来,面向非道教徒的讲经也开始出现。只是由于历史记载的缺乏,笔者仅发现南朝齐梁时著名道士孟景翼的资料。据载,他在梁天监二年(503)时被任命为置大道正,景翼“时为大正,屡为国讲说”。即孟景翼曾经向非道教徒宣讲道经。
  隋唐五代时期,道教进入了兴盛和发展时期,讲经活动更加频繁。《续高僧传》卷九《僧粲传》记载隋朝道士褚揉讲道经的事:“时李宗有道士褚揉者,乡本江表,陈破入京。既处玄都,道左之望,探微辩妙,拟阐三玄。学鲜宗师,情无推尚。每讲《庄》、《老》,粲必听临。或以义求,或以机责,随揉声相,即势沉浮。注辩若悬泉,起啭如风卷。故王公大人莫不解颐抚髀,讶斯权变。常下敕令揉讲《老》经,公卿毕至,惟沙门不许预坐。粲闻之不忍其术,乃率其门人十余,携以行床,径至馆所。防卫严设,都无畏惮。直入讲会,人不敢遮。揉序王将了,都无命及。粲因其不命,抗言激刺。词若俳谑,义口张诠。既无以通,讲席因散。”《隋书·经籍志》称:“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其所以讲经,以《老子》为本,次讲《庄子》及《灵宝》、《升玄》之属。其余众经,或言传之神人,篇卷非一。”李唐王朝尊奉老子为玄元皇帝,极为崇尚道教。郭浞《高力士外传》记载:“上元元年七月,太上皇(玄宗)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庭院,芟薤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载:“天宝五年(746)四月,以门下侍郎、崇玄馆大学士陈希烈同平章事。希烈,宋州人,以讲《老》、《庄》得进,专用神仙符瑞取媚于上。”《旧五代史》卷三十七《唐书十三·明宗纪》记载:“癸亥,应圣节,百僚于敬爱寺设斋,召缁黄之众于中兴殿讲论,从近例也。”表明明宗前的一些帝王在应圣节时设斋讲论。当时不仅国内盛行道教讲经,而且向国外宣传道教。唐高祖武德七年(624),李渊遣刑部尚书沈叔安携天尊像赠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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