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浅谈道教讲经文

作者：寇凤凯

并令道士前往讲《道德经》。由此可见道教讲经活动在隋唐时期极为盛行。
　　宋元之际，道教讲经仍在进行。比较著名的有两次：一次是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诏大会道士两千余人于上清宝箓宫，徽宗亲率吏民万众，听林灵素讲玉清神霄王降生记及道经教义；另一次是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世宗召丘处机赴京，为世宗讲解全真道教理。
　　由此可见，道教讲经产生得很早，道教讲经文也有很悠久的历史。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今天所能见到的道教讲经文最早是唐玄宗先天二年(713)，最晚到归义军时期。
　　
　　三、道教讲经文的研究价值
　　
　　王卡先生对道教讲经文的研究价值进行了评估，他说：“唐宋之际中国佛寺道观盛行俗讲，用通俗口语对信众宣讲经书义理及神异故事。记录俗讲内容的文本称作变文，对宋元话本、弹词等民间文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敦煌遗书中迄今发现的变文，多为佛教讲经文或民间世俗故事的变文，道教变文已知者仅有话本《叶净能诗》。以上抄本的发现，可弥补道教讲经文空白，是研究唐宋之际道教宫观信仰活动的珍贵资料。”笔者认为，道教讲经文的价值还包括以下几项：
　　首先，对道教讲经文的研究能够完善我们对讲经文的认识，尤其是通过对道教讲经文的研究，我们知道敦煌讲经文不仅有佛教的，也有道教的。以前，学术界提及讲经文往往局限于佛教讲经文，而忽略了道教讲经文的存在，这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对敦煌道教的研究不深入。近年以来，随着对敦煌道教研究的重视，道教讲经文的重要价值正逐渐被学术界认识。周西波先生的《敦煌写卷BD.1219之道教俗讲内容试探》，标志着道教讲经文研究的开始。事实上，敦煌文书中所有的讲经文，依据其宗教属性，可以分为佛教与道教两种。两者都以宣传其教义为主要目的，且都将抽象义理融会于故事或者譬喻中，以便于民众理解。
　　其次，由于这些讲经文是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而且大多是归义军时期的抄本，这为我们认识与了解归义军时期的道教存在状况创造了条件，对认识归义军时期的佛道关系也有很大帮助。例如前文所引BD.7620讲经文记录了道士靠街头讲经、祈求布施来维持生活的情况，这反映出这一时期的道教失去了开元年间唐政府对它的扶植，也没有得到归义军政权的重视。BD.1219号(列19/北8458)《道教布施发愿讲经文(拟)》记载的归义军时期的一次讲经斋会，表明正统道教在民间已经失势。由此可见，归义军时期的道教已经衰落，道士处于散居状态，生活状况不好，有些只能靠街头获施为生。
　　再次，道教讲经文涉及许多佛道交融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在文书中有明确表述，而且在其所借用的佛教义理、术语中都有体现。在P.3021+P.3876号《道教中元金策斋讲经文(拟)》中，讲经人把三教比喻成同一只母鸡生下的小鸡，意思是说三教同源，又说鸡有不同的颜色，比喻三教异流。他还认为任何“谤道而信佛，谤佛而信道”的人都是没有领悟佛道二教的精髓。BD.1219号(列019/北8458)《道教布施发愿讲经文(拟)》在敦煌佛教化社会的背景下流行，自然不能免于佛教的影响，其所使用的大量术语如三界廿八天、四梵天宫等都与佛教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借用了佛教的仪式。
　　综上所述，道教讲经文反映道教讲经活动的真实情况，是道士讲经活动的产物，它集受戒、说法、布施、发愿等多项内容为一体，是一种综合性的斋会文书。研究道教讲经文可以丰富我们对讲经文的认识，加深对归义军时期道士存在状态的了解，对我们研究唐宋时期道教宫观信仰活动也有重要价值。可以说，对其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是颇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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