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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甘水仙源录》的史料价值
作者：刘永海
当时士人多加入全真教，与全真教的迅猛发展有关。正如《真常子李真人碑铭》所云：全真教经七真弘扬，“学者遍天下，无虑数千万人，而习其他教者为衰”。《白云真人綦公道行碑》亦云：“一时达官闻人翕然归仰，四方学徒不可胜数。”丘处机雪山东归后，情势更为炽烈。《顺德府通真观碑》云：“天下翕然宗之，由一以化百，由百以化千，由千以化万。虽十族之乡，百家之闾，莫不有玄学以相师授，而况大都大邑者哉!＂道门中人，尤其是全真道对士人的延纳与护佑，是吸引更多士人栖身道门的又一原因。丘处机在燕京时，长春宫成了士人的避难营。对此情况，商挺写道：“长春既居燕，士庶之迹，四方道侣之来归依者，不啻千数，宫中为之嗔咽。”元太宗十年(1238)，李志常继为掌教，更加注意延纳士人，结纳失意的知识分子，栖身道门者与日俱增。
三、关于道观经济的记述
道观经济是道教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但相关研究成果不多。⑤《仙源录》中，涉及到一些这方面史料，为道观经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依据。
首先，来源于国家出资与封赏。不论是宫观的修建，还是日常用度，国家都是最为直接的投资方。全真道士创建、修葺的宫观有许多由政府出资。《全真教祖碑》云：“承安二年(1197)六月，(金)章宗再诏王处一至阙下，特赐号体玄大师及赐修真观一所。”《真常真人道行碑名》云：元太宗七年(1235)秋七月，(李志常)奉诏筑道院于和林。有时政府所赐钱物另有他用，但受赠道士以余钱修建道观。《冲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云：元宪宗二年(1252)夏四月，真常(李志常)因奉朝命祀岳渎，过永乐，见其规模宏敞，喜谓师(潘德冲)曰：非师不能毕此圣缘，乃倾帑以助其经费。此处的资金亦属官方性质。
其次，来源于士绅赠与。士绅阶层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较大，其中不乏道教信众，他们常常为道观捐资、捐物，成为道观经济的重要来源。金元时期，许多官员出资建观并延请道士住持。据《增修华清宫记》，长安道华清宫之增修即得太傅移剌公、总管田公输资助役。《尹宗师碑铭》云：尹志平早年游潍州，“时龙虎完颜氏，慕师道德，施囿地创观曰玉清，率家人尊事之＂。此处之龙虎完颜氏，皆有自己构建道庵的财力和相应土地，同属于富绅。元太宗七年(1235)春，尹志平诣沁州。沁帅杜德康、平遥帅梁瑜各施宫观一方倾心焉。据《冲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同年，平遥官长梁公偕同僚恳疏请清和真人(即尹志平)重修兴国观。真人命师(潘德冲)往，甫踰年，撤其旧而新之。《重修太清观记》云：山西平阳太清观之重修，始于元太宗八年(1236)迄于十三年(1241)。县宰白侯玉主之，而邑民杜恩等翼成之也。此处之邑民杜恩等人当是富绅阶层。《神清观记》云：该观始涂阳王朴与州长阎镇诸公协力兴建，疏邀云阳子柳志春住持，累年而成：士绅出资所建不一定都是大宫观，有的仅是小道庵、道院。《谭真人仙迹碑铭》云：谭处端在洛阳期间，“有洛人朱氏者，奉道构庵，请公居之”。《弘玄真人赵公道行碑》云：泰和(1201—1208)中，“樊川雒六郎者，割别墅朱杨村之柏坡为真人(赵悟玄)筑庵之地，庵成，命曰‘全道’”。《圆明真人李练师道行碑》云：李志源初入道时，“乡人李公崇尚高洁，建道院，率闾里耆父，延至事以师礼。元太宗七年(1235)，参军齐大年与炼师(李志源)乡里之旧，时居赵州，慕其道德，创悟真庵，请至事之。百色用度，继奉不缀”。
再次，道士及普通信众出地、募资建观或供奉，也是道观经济的重要来源。谭处端在洛阳之道庵用地即道士所赠。《谭真人仙迹碑铭》云：“洛南有朝元宫，昔朗然子之故居也。有道士张永寿者，时主观事，即以宫之东隙地数亩遗之。先生诛茅拾砾而庵焉＂。《冲虚大师把君道行录》云：把德伸也得到过道教中人馈赠土地，用于建立道观。“有同门高士王君于(蒙山)府城隅东南卜建观基，欲居云游之众，城东二十里许购田以备香供之具。一旦遇仲直(把德伸之字)，道同志合，悉以其地相付与。”许多道士为建道观慷慨解囊。《全阳真人周尊师道性碑》云：元太宗七年(1235)，“关中甫定，圆明(李志源)追念师(周全道)之遗命，率法属门众百余西归于南时，创重阳成道宫。张洞虚屡辇金币，以资其用”。有的道观是道士率众募资而建的。《栖真子李尊师墓碑》云：元太宗三年(1231)，李志明住持太原天庆宫，时天庆宫遭兵乱已破败不堪。李志明倡导修葺，“从之者云集，贵者董其役，富者输其财，智者献其巧，壮者程其力。使天庆之规制，雄硕俊整为一方之冠。”《冲和真人潘公道行之碑》云：“师(潘德冲)为河东南北两路道教都提点。师率其徒至永乐，百工勤缘源源而来，如子之趋父。不数稔，新宫(指纯阳万寿宫)告成，堂殿廊庑，斋厨厩库，下至于寮舍浴之属，各有位置，莫不焕然一新。”还有些道观为当地信众出地、出资所建。《燕京创建玉清观之碑》云：金正大九年(1232)，国破，“公(马志希)既归燕，直相府之东，通衢之北，百步而近曰甘泉坊，有东岳祠，居人奉事惟谨，及公至，虚席请居之。既又斥地得数亩，创建为玉虚观＂。道众及信徒供奉的钱物有的返还社会上急需的人，也有的用于修建道观或成为道观的财产。《白云真人綦公道行碑》云：金末帝天兴年(1234)春，清和(尹志平)委潘德冲“以山东诸路行缘，所至老师宿德，望风迎迓，辇粟帛委堂下者，动以千计”。《真常真人道行碑铭》云：李志常掌教时，各种捐赠非常多，其“主宫门二十年，凡所营缮，皆公指授，翚飞栉比，雄冠一时。四方信施，岁入良多”。致使时人发出“常日用度，或出或纳，物之充溢流转于前者，可计胜耶＂的慨叹。《无欲观妙真人李公本行碑》云：李志远于金末帝天兴年(1234)过鲁过魏，同样获赠甚厚，“自侯伯以下，皆夹道祈迎，有以庵观奉之者，有愿为弟子者，有以财施者＂。《陇州汧阳县新修玉清观记》云：全真蒲察道渊庵居于此，乃倡言修葺，“于是，远近响应，结缘而来者络绎如市。富以其财，贫以其力，故材木砖甓，凡所当用者，刻期而备＂。《渊静观记》云：恒山渊静观，全真重显子陈志益创，元太宗元年(1229)，“(张)玮割世业膏腴田三十亩始基之，输币入粟者，道路不绝＂。
由此可见，《仙源录》存有不少极有价值的关于道观经济的史料，其中绝大部分不见于正史和其他史书，认真搜集这些史料，结合其他道教史料，对于进一步研究道教经济史乃至社会经济史，应该具有积极作用。
注：
①程越认为全真教鼎盛时期道士的人数当在十万以上。参见程越《金元时期全真道宫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1996年博士论文，第12页。
②有关全真七子皈依王喆门下的次序，学术界的说法存在着不同意见。此处采纳的是郭武教授的考证结论。见郭武《全真七子“入门＂次序略考》，收于丁鼎主编《昆嵛山与全真道》，全真道与齐鲁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2006年版。
③马祖常《石田文集》卷十之《大兴府学孔子庙碑》。
④萧启庆《大蒙古国的国子学》。转引自郑素春《全真教与大蒙古国帝室》，台湾学生书局，第74页。
⑤笔者仅见罗莉著《寺庙经济论》、王永平《论唐代的道教经济活动》(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程越的博士论文《金元时期全真道宫观研究》等少量成果。
(作者单位：唐山师范学院政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