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中国道教与和谐世界
作者：林其锬
三、建德而抱一，及之家国天下的途径
道教徒修炼本着“尊道贵德”的教旨，重生贵命以追求个体生命的逍遥自在、长生成仙为第一目标，有人说这是个人主义的，其实不然。道教徒不仅追求个人生命的身心和谐，而且从以道为本、道法自然的基本理念出发，也追求社会和谐、自然和谐，把追求生命身心和谐作为第一诉求，只不过是强调从我做起，以身作则罢了。
《道德经》第五十四章云：“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清魏源《老子本义》对此段有如下诠释：“天下之物，建于外者，外物得而拔之；抱于外者，外物得而脱之；恃外有之固者，其固终不可恃也。若夫建德而抱一者，建之于心，抱之于内，初无建抱之形；苟我不自拔且脱，谁得而拔脱之乎？盖非徒固之于一时，并且固之于后世。世之建抱者，以智术邀结，则假于外者非己有；圣人惟修其一身之德，则足于内者无所假于外，故其真也。取人人所同具者，而独全之。夫谁不在所建所抱之中乎？推而及之家国天下，亦不过此德之所余，以长之、丰之、普之而已，一德之外无余事，一真之外无余修也。”[15]“修之于身，其德乃真”，这同孔子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精神是相通的。学道、修炼首先是用于自己身上，而“世之建抱者”则与“圣人”不同：前者“以智术邀结”，是假于外而非己有；后者“惟修其一身之德”，乃足于内无所假于外。故前者之修道其德非真，其根不固，易于拔脱；后者之修道其德乃真，其根乃固，即使身后仍可相传不绝。道教本着先修己，由己及人，由近及远，度人济世的原则，以己所修推而及之家国天下，实现社会和谐、自然和谐。
道教从创教开始就有一个以医传道，借医宏道的好传统。道教徒重生贵命追求长生成仙，但把度人济世及之家国天下也看作是自己的使命。早期道教一开始就把“治身长寿”和“治国太平”视为一体，把天人关系视为一体，始终把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看作统一于道的整体。《道德经》二十五章：“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人，即自我、社会、自然，同法于自然之道，道是三者和谐统一的基础。
追求和谐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之一。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的道教，最为充分地体现中华民族的这一核心价值观念和心理特征。在浩瀚的道教经典中，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构想，无论是理论阐述还是作和谐社会楷模的仙境描绘，可谓比比皆是。作为道教最高经典的《道德经》，其社会思想最主要的就是反对压迫、反对战争，提倡社会公平；要建构的“小国寡民”理想社会向我们展示的就是一个没有战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安居乐业、自适其乐、恬静和美的和谐社会。《道德经》主张通过“七反”“三无”实现“玄同”世界。所谓“七反”就是反战争、反压迫、反重税、反干涉、反奢侈、反贫富不均、反少数人霸占社会财富；所谓“三无”就是无欲、无为、无事，也就是遵循大道，返朴归真。道教最早的经典《太平经》就以“太平”命名。何谓“太平”？“太者，大也：言其积大于天，无有大于天者。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理，无复奸私也。”[16]又说：“太者，大也；平者，正也。”[17]这就是说：“太平”就是普世的公正、公平。《太平经》为建构“万世太平”的和谐世界，提出了以道气为核心的太平理论体系：道(也叫“一”)——元气——三气(太阴、太阳、中和)——太和——太平世界，而且还具体提出了实现“万世太平”的条件和措施。
道教追求的和谐世界，不仅限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道教遵循“天人合一”的理念，认为天、地、万物与人是一个有序的整体，“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故天职生覆，地职形载，圣职教化，物职所宜。然则天有所短，地有所长，圣有所否，物有所通……故天地之道，非阴则阳；圣人之教，非仁则义；万物之宜，非柔则刚：此皆随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18]世界万物，人与自然，皆相辅相成，依赖共生，人应该顺应天理自然，与自己生存的环境保持和谐。《太平经》说：“夫天以要真道生物，乃下及六畜禽兽。夫四时五行，乃天地之真要道也，天地之神宝也，天地之藏气也。六畜禽兽皆怀之以为性，草木得之然后生长。若天下施具要道焉，安能相生哉？”[19]在道教众多的戒律中，有大量正确对待天地人类、动植物生态环境以“戒杀生”为大戒的戒律，把“戒杀生”作为处理人与环境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例如：“不得杀伤一切物命”、“不得烧野田山林”、“不得妄伐树木”、“不得妄摘花草”、“不得妄凿地毁山川”、“不得竭水泽”、“不得渔猎伤煞众生”、“不得妄上树探巢破卵”[20]等等，这许许多多的戒律，规范了道教徒“守仁不杀”行为，为保护生态环境，保持人与自然和谐起了积极作用。
道教对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理想的追求，更多地反映在诸多道教经典中对神仙世界美好憧憬的描绘上。《道德经》有“小国寡民”；《南华真经》有“至德之世”、“赫胥氏之时”、“藐姑射之山”；《通玄真经》有“至人之治”；《太平经》有“万世太平”；《冲虚真经》有“华胥氏之国”、“终北国”等等。对这些神仙世界的向往和追求，正是反映了道教本着建德而抱一，及之家国天下由己及人，由近及远最终实现玄同和谐世界的襟怀和理想。
四、道教教义和谐理论的救赎意义
人类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在世纪之交，在西方享有盛誉、被认为是论述中国古代思想最好的一本著作《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的作者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Shwartz)教授在ｌ999年11月逝世前37天完成的一篇遗作，题目为《中国与当今千禧主义——太阳底下的一桩新鲜事》(原拟题为《新科技·经济千禧年主义》或《“物质主义”末世救赎论》)，文中向世人提出严正告诫、具有警世意义的观点：“中国实在没有理由为了当今西方的千禧年主义感到兴奋。”[21]西方的“千禧年主义”，就是按照基督教历法，在一千年结束的时候，整个人类处境将有一次末世救赎的转化：用佛教、道教的说法就是度过千年劫难。史华慈说：“当公元第一个一千年末或第二个一千年开始的时候，正值中国文明的高峰。如果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内，于中国高等文化或大众文化找到末世救赎论的倾向，这些倾向是佛教或道教的关注的焦点。”史华慈说的“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或第二个一千年开始的时候”，即公元10世纪到11世纪之交，正值我国北宋真宗咸平(公元998年—1003年)年间，此时距五代动乱不久，政局尚未安定，外有辽兵，边境不宁。宋真宗继承宋太宗赵光义“清静以致治＂的政策，推行黄老之道，大力崇奉道教，宣称：“至于希夷之旨，清静之宗，本于自然，臻于妙用。用之为政，政协于大中；用之治身，身跻于难老；施于天下，天下可以还淳；渐于生民，生民由其介福。”[22]企盼由此达到“镇服四海，夸示戎狄”，“安亿兆之民”、“致乎升平”的目的。由此可见，中国在第一个千禧年的救赎论，是以道教的关注焦点“遵五千之训，安亿兆之民”为主要内涵的，是倾向于文化的、人文主义的。在第二个千禧年降临世界的时候，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日益严重的现象，即如脱缰野马般失控的消费主义和物资主义正向全球扩散、蔓延，因此出现了“新科技·经济千禧年主义”，亦即“彻头彻尾的‘物质主义’末世救赎论”。这种救赎论认为：只要专注于新科技和经济，人生的所有紧张和痛苦都可以得到解脱，充满矛盾和纷争的世界也就可以得救了。正如史华慈所说：“就物质力量在一定程度内确实能够，于不予限定的未来，减轻受苦难的人类的种种苦楚而言，这种力量当然受到欢迎。不过，物质力量绝对不能代替人类依据人文主义的观点去理解其自身的幸福所做的长久以来的努力。”他指出：科技及经济改良主义在19世纪就已出现，而“科技的进步，毕竟没能阻止屠杀犹太人的大浩劫，前苏联集中营，以及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惨痛。恰恰相反，它把古人已有之的恶推向恶毒的新极致”。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激发人的贪欲，让人失控“使得自己削弱人的力量并导致人自身的堕落：诸如对于即时快感的疯狂崇拜，对于名气(无论多少)的渴求，以及经由不断扩大财富的积累所取得的对于更高名气的崇拜等等”。史华慈认为：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好像让人觉得已经找到了一种“似乎可以持续奏效，不会产生焦虑”的“百忧解”，“就在这里，我们的确有了一桩太阳底下的新鲜事”，但是“‘百忧解’所带来的片段的满足，到头来并不能防杜一个人与其家人之间在人文关系上的不愉快”。所以他要人们充分估量在世上传递下来的人文传统中的资源的意义和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