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王重阳的心体说及其理论渊源
作者：若 水
二､从《清静经》到心体说
为了进一步理清王重阳心体说的理论渊源,我们有必要对《清静经》稍加阐释｡《清静经》全称《太上老君说常清静妙经》,未署撰人,学者普遍推断它“当出唐代重玄家之手”｡⑩此经仅三百九十一字,是重玄学短小精悍的经典之作｡经文的核心思想集中在下面一段:
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六欲不生､三毒消灭｡所以不能者,为心未澄､欲未遣也｡能遣之者,内观于心,心无其心;外观于形,形无其形;远观于物,物无其物｡三者既悟,唯见于空｡观空以空,空无其空,所空既无,无无亦无｡无无既无,湛然常寂｡寂无所寂,欲岂能生?欲既不生,即是真静｡真静应物,真常得性｡常应常静,常清静矣｡如此清静,渐入真道｡既入真道,名为得道｡虽名得道,实无所得｡{11}
这段话可分为三层来理解:第一层,概述神､心､欲三者关系,指出心本清静,但为欲牵而致浊乱,进而引出遣欲修心的必要性｡第二层,通说重玄双遣之道的意蕴｡从内观于心､外观于物,到观空以空,最后达到空无所空､寂无所寂的重玄之境｡第三层,指明所谓得道,本质上是得心中常性,使心神归于清静｡这就隐含了道不在心外､道本是心的意旨,因而修“道”只是名,修“心”才是实｡修心虽是在重玄理趣下的双遣去滞,而其枢要又在一个“悟”字｡所以《清静经》的最后又说:“真常之道,悟者自得｡得悟道者,常清静矣｡”
推考王重阳的心性说,实与《清静经》的理趣声息相通｡所不同于重玄学以烦琐的思辨方式演绎玄奥义理的是,王重阳多以闲雅的诗词歌曲直抒心性妙理,把经院式的说教变成了日用式的随机点破｡所以,为了阐发出其思想的系统性,我们不得不于王重阳的点滴微言中推阐大义了｡前文已经提到王重阳心体说的内容主要见于《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四诀》中的一句话,即:“诸贤先求明心,心本是道,道即是心｡心外无道,道外无心｡”{12}这里,心与道的关系不再是“以心印道”或“以心求道”的隶属关系,也就是说心不再是从属于道或派生于道的了,心就是道,道就是心,“二者”完全平等､完全重合｡心是它自己的主宰,而不是由任何“道”来主宰,心不必再战战兢兢地恪守着某种规则(“道”)了,因为心之外无“道”｡这就是王重阳“心体说”的基本内涵｡
当然,“心本是道,道即是心”这一句话尚不能穷尽心体说的全部义旨,要使这个理论具有体系性和圆通性,还得有必要的支持性理论来作具体的阐明｡而就实际情形看,王重阳的心体说的重点与目的也落在其支持性理论上｡从理论上分析,“心本是道,道即是心”还只是说明了修心即可得道的可能性,而尚未说明得道须修心的必要性｡心体说的支持性理论,正是要从修心的必要性这个起点上开始展开｡诚然,心即是道､道即是心,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实就已经“满街都是圣人”了,恰恰相反,随着社会文明异化程度的加深和扩大,原本可以成就“圣人”的人也在不断地沦落为庸俗小人｡而症结就在于人们把那颗本心迷失了,迷失本心即是丧道,或叫“失性”｡庄子早已经对“失性”作过深刻的揭示,而王重阳也认为丧道在本质上就是丧失了心中的本性｡按王重阳的理论,人本原地具有一颗真心,真心的本质状态即是“性”(即人性),这个性也就是“道”,所以就本原而论,心､性､道,三者是同质的､重合的｡如马钰问“何名是道?”王重阳答曰:“性命本宗,元无得失,巍不可测,妙不可言,乃为之道｡”{13}这就肯定了心性本元与道的同一性｡这个元无得失､妙不可言的心的本性就是清静､空寂,王重阳说:“涤出慧心尤寂静,洗开道眼愈分明｡”{14}又说:“平等常施为大道,清静不退得真慈｡”{15}这个心性本清静的思想是与《清静经》的思想相契合的｡据此,王重阳认为,本心若常清静,则本性自如,而心､性､道就是重合为一体的｡所以在王重阳的理论里,本心即真心,真心即本性,本性即真道｡然而,真心又常易迷失而变成妄心,一旦如此,本性即被蒙蔽,而真道也即被隐匿｡真心沦为妄心,只因为欲所牵,正如《清静经》中所说:“人心好静,而欲牵之”｡欲念使心向外驰,从而与外物形成对峙,而清静的本性即被扰动变浊,烦恼与苦厄也就随之而起,修心遂成为必须｡而修心的出路只是遣除层层翳障,彰显心性本来,而非另要执心修得人生本来没有的东西｡所以王重阳全真教的立教宗旨就是自全心性本真,此即“全真”之义｡
心体说的出现,是道家(道教)文化基本理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发展的必然逻辑｡老子首先创立了道体说,对实体性的道作了深刻的阐述,但于主体的心却缺乏重视;庄子意察到了他的不足,将哲学的重心由道移向了心｡魏晋玄学初期侧重于对老子本体论思想的阐发,到郭象则开始重视庄子,并因郭象对玄学理论内在矛盾的圆通而使本体论趋于终结,开出了心性论讨论的可能｡于是到唐代,成玄英以重玄双遣理路解构了道体,但只破而未立;继后又有王玄览试图重筑新道体,并辅以道性说作补充,但仍有修心不能完全得道的理论困境;司马承祯朦胧地触及到了心本是道之意,但未能明确界说;《三论元旨》､《大道论》坚持贯彻重玄之道,遂开始创立心本体,并与道本体契合｡金元之际,王重阳因循《清静经》的重玄余韵,沿承这一道与心的流转脉络,顺其理势,将道本体转换成心本体,确立了心体说｡这个历史的流变过程,是客体性的道不断消解､主体性的心不断彰显的过程;是主体精神不断得到提升的过程;也是心灵不断跨越障碍､获得自由的过程,这可说是道家(道教)文化的真精神所在｡
三､心体说下的修为理论
当王重阳在其心体说的理论下将修道完全归结于全其本心､显其本性之时,也就决定了他的内丹修持理论必然是重性轻命或先性后命的｡在王重阳之前,内丹道的集大成者是北宋的张伯端,他的《悟真篇》被后世丹家誉为可与《周易参同契》相媲美的“千古丹经之祖”｡然而《悟真篇》又是典型的重命轻性或先命后性之作｡这种先命后性的内丹道,被称为内丹“南宗”,而王重阳重性轻命的内丹道称为“北宗”｡南宗之所以重命轻性,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传统道教的成仙意趣驱使所致｡南宗承袭着六朝以来仙道重修仙轻修道的传统,而北宗则承传了重玄学重修道轻修仙的意趣｡若进一步推究二者的理论渊源,则南宗源于修形(身)派,北宗源于修神(心)派｡表面看来,这只是道教内部修持功法的侧重点不同而已,而究其实质,则关涉到一个生命本质是什么的基本问题｡重形(身)派更多地关注着生命的生物或生理意义,而重神(心)派则更多地关注着生命的精神或宗教意义｡在王重阳重性轻命的内丹理趣下,生命不只是一种生理的存在,而更多地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以精神的了脱带动生理的延伸,这就是王重阳的内丹道的旨趣所在｡所以王重阳处处强调心性对于修道的重要性,这里随举几例他的诗词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