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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号《南华真经》源流考

作者:杨思范




  称《庄子》一书为经又源于何时呢?要寻找这个答案,我们需先了解一下陆德明《经典释文》的成书时间。对于其成书年代,有两种看法,一说在南朝的陈代,一说在唐贞观年间。吴承仕的考证最有理据,他考定《经典释文》成书于南朝陈后主至德元年(公元583年)(19)
  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列《庄子》为经典,即有尊《庄子》为经典之意。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所云:“其列老庄于经典,而不取《孟子》颇不可解,盖北宋以前《孟子》不列于经,而老庄则自西晋以来为士大夫所推重,德明生于陈季,犹沿六代之余波也。”(20)可见六朝以来《庄子》深受士大夫推崇,这显然是六朝以来崇尚玄学的结果。崇尚老庄,不仅在上层,在民间也是如此。据《隋书·经籍志》载:“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其所以讲经,由以《老子》为本,次讲《庄子》及《灵宝》、《升玄》之属。”(21)可见《庄子》一书已被看作为经。因此《庄子》称经至少从陈末开始。
  有唐一代尊崇老子、神化老子,视老子为李氏家族的鼻祖。与此同时庄子的地位也相应得到提高。据《唐会要》卷50载:“开元二年正月二十五日制前件举人合习、道德、南华、通玄、冲虚四经。”(22)因此至少在开元二年时,《庄子》已有称《南华经》的官方的正式记载。然《辞源》(修订本)释《南华经》所云:“唐天宝元年二月号庄子为‘南华真人’,始尊称他所著书为《南华真经》。见《唐会要》五十杂说、《旧唐书·玄宗纪》。”可见《辞源》编者并未细核《唐会要》。
  在敦煌本《庄子》残卷中,我们也找到了五件卷首题名为“南华真经”的残卷。它们是:P.2508《南华真经刻意品第十五》、S.615《南华真经达生品第十九》、罗振玉贞松堂藏本《南华真经田子方品第廿一》(今存国家图书馆,编号BD14634(23))、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南华真经天运品第十四》与《南华真经知北游品第廿二》。这是现存最早的《庄子》称“南华真经”的抄本。
  且让我们仔细琢磨一下这些卷首题“南华真经”的《庄子》写卷。如.P.2508卷题名为《南华真经刻意品第十五》,此卷首尾齐全。卷中“世”避讳,“治”不避讳。罗振玉据此(罗振玉以为“渊”也避讳,其实“渊”字在敦煌残卷中书写很复杂,很可能是俗字)断为太宗时写本(24)。写卷书法精工,饶宗颐在《法藏敦煌书苑精华》解说云:“此为唐初之道书之精写本…此卷亦当属经生书,刻意与徐无鬼实出二人之手,徐无鬼意态飞动,尤为妍秀。”(25)
  饶宗颐先生从书法的角度,判断此写卷为唐初的写本,应当是不刊之论。以上两方面事实说明,此件“南华真经”,抄写于唐初是确凿无疑的。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庄子》号《南华真经》在唐初已存在的实物证据。
  又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南华真经知北游品第廿二》,卷首题《南华真经知北游品第廿二》,也首尾齐全,卷中“世”字避讳。寺冈龙含《敦煌本郭象注庄子南华真经研究总论》中附有此卷旧藏者龚煦春跋,(26)龚煦春云:“书法醇厚,颇似初唐人所书,然篇首题目称南华真经,则玄宗以后人所书矣。(《新唐书》天宝元年始号庄子为南华真经),……卷中渊字世字皆缺笔,自余唐讳字罕见,无从考知书写岁月,然笔意清醇,可决为中唐初人所作(中唐初习褚体尚多)”。从龚氏跋中得知,此跋作于辛亥(公元1911元)十月。他是最早根据天宝元年册封《庄子》为《南华真经》这一史实来断定《南华真经》抄写年代的学者。他认为根据书法来判断,写卷可以说是初唐的风格;然根据史书记载,《庄子》号《南华真经》则应是在中唐后,而中唐书法又不大可能有这样的风格。由此他得出了此“无从考知书写岁月”的结论。要是他知道,《庄子》号《南华真经》的称号在唐初就已存在,这困惑不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可见这件《南华真经知北游品第廿二》从避讳与书法风格相结来看,也应是抄写于初唐,不是在天宝元年后。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庄子》称《南华真经》在唐初已有存在,经历了《南华》、《南华经》、《南华真经》的嬗变过程。这个演变大体跨越了从六朝到唐朝初年较长的历史时期。
  而唐玄宗于天宝元年二月十二日正式诏册庄子为“南华真人”,其书为《南华真经》(详见上文第二段),(127这表明《庄子》号《南华真经》已正式得到当时统治者的认可。
  又唐玄宗《尊道德南华经诏》曰:“义必存乎文字,俾之大顺亦合礼经,其坟籍中有载玄(28)元皇帝南华真经等真人,犹称旧号者,并宜改正。其余编录经义等书,亦宜以《道德经》列诸经之首,其《南华经》等不须编在子书,仍即令集贤院审详改定应旧号并科目讫,具宣付所司,仍颁示中外。”(29)查《册府元龟》,此诏颁布于天宝五载己卯(30)。可见,尽管在天宝元年改《庄子》号《南华真经》,然当时《庄子》一书还是有《庄子》、《南华经》、《南华真经》三种称呼并存的现象,显然李唐王朝真正提高《庄子》地位,彻底改造《庄子》为《南华真经》应在此诏颁布后。
  知道了《庄子》称《南华真经》的时间,这对判断题名为“南华真经”敦煌残卷的抄写年代是大有裨益的。而有学者只根据史书所载的《庄子》号《南华真经》的史实,来确定敦煌残卷卷首题名《南华真经》的抄写年代。如寺冈龙含在《敦煌本郭象注庄子南华真经研究总论》中认为这些冠以《南华真经》的残卷是在天宝元年后抄写的(31)。又谭世宝在《敦煌文书〈南华真经〉诸本写本之年代及篇卷结构探讨》中认为:“凡可定为是《南华真经》的各写本,都只能是在玄宗天宝元年三月十九日以后抄写的,凡被断为此日以前的《南华真经》诸敦煌写本,可以说是非伪即误…若真为《南华真经》之残卷,则也可断为天宝元年以后的写本,凡有断为在此以前之写本者,皆误。否则,就不是《南华真经》的残卷。” (32)
  因此,我们判断卷首题名为“南华真经”敦煌残卷的抄写年代,就不能以唐天宝元年二月十二日册封《庄子》为《南华真经》的时间作为唯一依据。总之,在唐初《庄子》已号《南华真经》,敦煌遗书中卷首题名“南华真经”的写本是迄今为止最早号《南华真经》的写本。
  注:
  ①《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册第215页。
  ②《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07册第646页。
  ③《辞源》(修订本)(1-4册合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313页。
  ④罗竹凤主编《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年,第1卷第895页。
  ⑤姚范《援鹑堂笔记》,道光15年刊本,第15册第50卷第6页。
  ⑥曹础基《庄子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前言》第2页。
  ⑦《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册第894页。
  ⑧同上书,第175页。
  ⑨《昆明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第61-62页。
  ⑩《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6册第273页。
  (11)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733页。
  (12)《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册第1965页。
  (13)《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册第5003页。
  (14)据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120册第179-183页。
  (15)《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4册第1002页。
  (16)同上书,第15册第175页。
  (17)同上书,第15册第892页。
  (18)《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册第894页。
  (19)见《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2卷第2期,1929年2月,第741-742页。
  (20)《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册第662页。
  (21)《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4册第1094页。
  (22)《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06册第635页。
  (23)《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精品选》有部分图版,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上海龙华古寺、《藏外佛教文献》编辑部合编,2000年,第24页。
  (24)见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百廿种》,《敦煌丛刊初集》,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8册第505-534页。
  (25)饶宗颐主编《法藏敦煌书苑精华》,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8册第224页。
  (26)寺冈龙含《敦煌本郭象注庄子南华真经研究总论》,福井·福井汉文学会1966年,第295-299页。
  (27)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认为“唐玄宗尊老子、庄子、列子等书为真经,均纳入道教的范畴,是利用清静无为思想来治国。实质是利用道家的思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38页。
  (28)}引文中“玄”原避康熙讳作“元”,今回改。
  (29)《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册第356-357页。
  (30)《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册第601页。
  (31)寺冈龙含《敦煌本郭象注庄子南华真经研究总论》,福井·福井汉文学会1966年,第149-179页。
  (32)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13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79-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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