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试论道教易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
作者：章伟文
一
顾名思义，所谓道教易学，或谓道教中的易学，或谓易学在道教中。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既相联系，又相区别。道教中的易学，范围比较广泛，它既涉及《周易》经、传及易学发展中出现的种种概念、哲学命题在道教教义思想中的运用，也包括《周易》的卦爻符号系统作为信仰的象征符号在道教中的运用等。易学在道教中，指的是作为经学的《周易》在道教中的应用、发展的情况。从道教的经籍总集《道藏》来看，尽管如元代高道李道纯作《三天易髓》，曾以《周易》中《乾》、《坤》两卦的爻辞释道教内丹修炼，且这种情况在《道藏》的其它经文中也有一定程度的存在；《道藏》中也收有明李贽的《易因》，但此书《四库提要》谓“每卦先列经文，次以己意总论卦象，又附录诸儒之说于每卦之后，书止六十四卦。”（转引自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第ｌ１６４页，中国社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可以说《道藏》中基本没有完整的、专门通过对《周易》经、传的直接解释来阐发道教教义思想的经文。因此，我们所说的道教易学，主要指的是道教中的易学，即以《周易》的卦爻象、卦数及历代易学中围绕着《周易》经、传本身及对其阐释中出现的种种概念、命题来对道教的信仰尤其是教义思想进行解说的一种学术形式。道教易学主要指的是一种“易外别传”，而不是指通过对《周易》经、传的直接解释来阐发道教的教义、信仰，不是指的“易学在道教中”，不是说在道教中存在一种纯经学的易学表现形式，且这种经学的易学表现形式被用来阐释道教的信仰和教义。为什么能从道教中发展出道教易学的思想体系?芽道教易学产生的思想渊源和历史背景如何?芽本文拟对这些问题来作考察。
二
一般地说，易学文化和道教文化是在中国远古文化的传统上产生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文化。这两种文化既有不同的特色，又有其内在的关联。易学文化主要是以一套符号系统，加上神秘的卜筮之辞，所形成的一种文化体系。而道教文化以“道与神仙的信仰”、“追求长生”作为其思想文化的重要内核。两者看起来似乎是不同的，但实际上有着共同的文化源头，这就是中国远古的巫史文化。对中国远古的巫史文化的继承，是道教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之所以这么说，原因如下：其一，据《汉书·艺文志》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本执要”，认为道家学派是源出于王官之学中的“史官”之学。而先秦的道家思想是道教的一个重要来源。故道教与史官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其次，道教与中国远古的巫术文化也是有联系的。尽管对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不同的专家和学者有着不同的定义和看法，但一些学者在对道教的定义中，都基本肯定了道教与中国远古巫术文化的关系。李养正先生在其《道教概说》（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中对道教有一定义，后又在其所著《道教史略讲》中作过修正。他说：“我在１９８９年出版的《道教概说》中也曾尝试地下了一个定义，原文为：‘道教是以我国古代社会的鬼神崇拜为基础；以神仙存在、神仙可求论和诱使人们用方术修持以追求长生不死、登仙享乐和用祭祀醮仪以祈福免灾为主体内容和特征；又文饰以道家、阴阳五行家、儒家谶讳学说中神秘主义成份为神学理论；带有浓厚的万物有灵论和泛神论性质的宗教，后经同道教界中之师友讨论，亦认为不尽旨意。他们认为，道教之所以称为道教，关键在于宗仰黄帝、老子之道，尊祟黄老的理论与术说。这是道教教理教义的基础，也是其异于传统宗法宗教与儒、释的特征。因之，宗仰黄、老之道，以神仙家的术说及道家学说为中心，融合传统宗教习俗以告渝、教化世人，追求宗教和谐、国家太平及相信人们修道积德定能安乐幸福、长生久视的宗教，称‘道教’。我以为这个定义比较贴切，也是值得尊重的。”（李养正著《道教史略讲》第２页，中国道教学院１９９７年编印）尽管李先生的观点前后有所不同，但道教“以我国古代社会的鬼神祟拜为基础”，“用祭祀醮仪以祈福免灾”为主体内容和特征之一，这些界定应该说是符合创始期道教的实际情况的。
胡孚琛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大辞典》认为：“所谓道教，是中国母系氏族社会自发的原始宗教在演变过程中，将各种巫术、禁忌、方技术数、鬼神祭招、民俗信仰、神话传说等综合起来，以融汇道家和神仙家的黄老学说为旗帜和理论支柱，杂取儒家、墨家、阴阳家、五行家、医家、方技家、养生家等诸学派的修炼理论、伦理观念和宗教信仰成份，在劝世度人、长生成仙，进而追求与道合一的目标下神学化、方术化为多层次的宗教体系。它是以道的信仰为核心，融汇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多种成份，不断汲取佛教的宗教形式，逐步发展而成的具有民众文化特色的宗教。”（胡孚琛主编（中华道教大辞典）第４４页，中国社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亦认为巫术与先秦道家学说等内容的结合，是道教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征。朱越利、陈敏两先生所著《道教学》，引有日本学者福井康顺等所监修的《道教》第ｌ卷中对道教归纳的１３种定义，其中一些也肯定道教与中国古代巫史文化的关系。诸如道教“（二）是从神仙道吸收服食炼养，从道家哲学吸收治心养性，从民间信仰吸收多神，从巫祝吸收章醮之法，将这些综合统一起来。”“（七）道教是从中国古老的民间信仰发展起来的，其内容和形式又分为二。一是拥有道观和道士的教团组织的成立道教（亦被称为教会道教或教团道教），另一个是总称民间一切道教信仰的民众道教。道教内容包括：１、道家哲学；２、谶讳、巫祝、阴阳、神仙、卜筮等术数性部门；３、辟谷、调息、导引、房中术等医术性部门；４、民众伦理性部门。道教是以这些内容为基本内容，仿效佛教归纳而成的自然宗教。”（朱越利、陈敏著《道教学》第３－４页，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因此，综合上述观点，可以看出中国远古的巫史文化是道教的一个重要来源。
那么《周易》与中国远古的巫史文化又有什么联系呢?芽对于《周易》一书的性质，前人早就说过：“《易）本卜筮之书”（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十六）卜指的是龟卜，筮指的是占筮。也就是说，《周易》这部书，最早是从卜筮的方术中发展而来的。《左传·僖公十五年》记载韩简的话说：“龟，象也；筮，数也。”“象”与“数”，再加上卜筮者对于这些“象”、“数”解读所形成的卜辞与筮辞，《周易》最重要的三个因素——理、象、数则都具备了。一些历史上的重要典籍，对于《周易》与巫史文化的关系，亦有一些记载。如《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关于占筮，《周礼·大卜》：“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周易》由卜人和筮人来掌握，卜人和筮人是能解读神意和天意的人，能沟通天、神与人的关系，跟巫、史有着相似的功能，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巫、史本身也即为卜人和筮人。“最早的巫师又都是传达神旨和利用各种手段预测吉凶的预言家”，“史前时代的巫师又是天文学家和历史记录者。”（胡新生著《中国古代巫术》第１１、１３页，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因此，《周易》及其文化与中国远古的巫史文化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道教文化与《周易》文化两者都有中国远古巫史文化这个共同的源头，在思想的来源上是有相同之处的，因而两者关注的问题也有相同之处，思想的特点也比较接近。如它们一般都主张“神”、“帝”主宰说，认为在现实世界的背后，有一种力量存在，它可以支配现实的世界。同时，两者都持人神沟通说，认为天、神与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如《周易》，它的主要特点在于“推天道以明人事”。（《周易》著名的天地人“三才说”，认为人可以法天地之道而行事。《周易》《乾》卦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认为苍天在上，运行无有停息，人当法天之健健不息，奋发有为）道教也认为人与天、神之间可以沟通。道教的各种宗教科仪形式，都是人天沟通的形式；道教中还有用丹砂书符以驱邪役鬼之事；甚至道教的服食（也叫服饵），都体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思想。葛洪在其《抱朴子·金丹》一篇中就说：“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两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外物以自坚固，有如脂之养火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铜之劲以捍其肉也。金丹入于身中，沾洽荣卫，非但铜青之外傅矣。”天地长久，金丹等物是天地的精华，人服食了天地的精华之物，便能和天地一般长久。这就是所谓“假外物以自坚固”，其中体现出来的思想，就是一种天人可以合一的思想。（此观点转引自李零《中国方术考》第３０５页，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引者对所引观点略有综合）道教与《周易》也都持趋福避祸说，认为人通过与天、神的沟通，能了知天、神的意旨，从而主动循天、神之意旨行事，以趋福、避祸。“神”、“帝”主宰，人与天、神的沟通，趋福避祸等思想是道教文化和《周易》文化共同具有的文化精神，其文化的意义要大于其思想本身的意义。这些命题、思想在今天看来，非常肤浅，甚至有迷信之嫌，但这种思想背后体现的文化探索的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来说，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因为它反映了我们的祖先对于世界本质问题的思考，这种思考认为有一种普遍存在的力量支配着我们的现实世界，这种力量是世界的根据，是世界之所以存在的原因；现实的世界和本质的世界可以沟通，这种沟通非常重要，因其有了这种沟通，故而现实世界能与本质的世界相接近，甚至达到本质的世界；进而人的现实生活态度；如趋吉避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在这种看似非常粗俗的理论形式中，反映出了我们祖先对于终极问题的思考，对于人文世界与自然世界关系的看法，对于人的现实生活态度的探讨等。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是道教易学产生的历史前提。
三
如上所述，道教文化与《周易》文化在源头方面相近，使得两者思想在内在的精神方面有着一些共同的气质，这为它们之间的结合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结合应该是以双方各自的独立为前提的。可以说，道教文化与《周易》文化是同源而异流的关系。所谓同源，是指两者在源头方面有相近的人文精神；所谓异流，是指在发展的过程中，两者由于各自侧重思考的对象的差异，又分别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因两者对源头上共同具有的人文精神的继承，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又有可能重新走近，互释互训，进行文化的融合。
现在学界一般以祖天师张陵创立道教的教团作为道教的正式开始，因此比较起来，《周易》及其文化在道教的正式创立前，已经有了一个较成熟的发展。在道教创立教团之前，《周易》及其文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更多一些，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它也受到诸如道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思想的影响。《汉书，艺文志》“人更三圣”的观点，以及朱熹“人更四圣”的观点，表明《周易》一书的成书历程主要经历了从伏羲、周文王到孔子，或在周文王与孔子之间再加上周公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从早期《周易》重卜筮、重对神意的前知和遵循，人事更多地是服从天、神之意；到周公的“以德配天”，积极从事人事，以与天德相配；再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敬鬼神而远之”、“尽人事以听天命”，有一个重与鬼神沟通、重神秘体验到逐渐转向重人事、重理性的转变。（此观点卢国龙先生告知）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周易》及其思想渐渐脱去了筮史文化的神秘性外衣，而一步一步地理论化、理性化了。这个过程之所以能发生，不能仅从《周易》及其思想本身去找原因。儒家学说重现实教化的这个特点，决定了它必须对《周易》及其思想作出这个发展方向的改变。教化要切入现实，必须具有更重人事的特点，这使得儒家学者对《周易》及其文化力图进行改造，使之逐渐脱去神秘巫术的形式，更多地以实实在在的理性态度、阐发哲理的方式去对《周易》经传及卦爻象、卦爻辞进行说明。这直接影响到《周易》及其思想的发展历程，使《周易》逐渐地从远古巫史文化时期的卜筮之书转为讲哲理的书。
因为现实统治的需要，西汉经历了由汉初重视以黄老学说治国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转变。儒家学说在汉武帝之后，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要对现实的生活进行规范，要对至高无上的王权进行监控，故汉易尤其是汉儒之易在先秦易学的发展基础上，从内容到形式又都有了新的发展。朱伯崑先生认为，西汉学者解易，有三种倾向：一是以孟喜、京房为代表的官方易学，以奇偶之数、八卦象征物、卦气说来解说《周易》经传文及其原理，并利用《周易》讲阴阳灾异；二是费直以《易传》文意解经，注重义理；三是以道家黄老之学解释《周易》，讲阴阳变易。（朱伯崑著《易学哲学史》上册第１０８、１０９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应该说，这些易学形式的出现，都受其内在理势发展的必然所驱使。我们先看儒家易学。儒学易讲阴阳灾异，似乎又有回到远古巫史文化的倾向。但阴阳灾异的背后，是希望以天道的权威来规范和约束人世间无所不能的王权，无论其形式和精神，都与远古巫史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别。就其形式而言，汉儒解《易》的卦气说、奇偶之数、纳甲之法，是力图对天道进行理性化的理论说明，它具有一套可具体操作的方式、方法，和巫筮通神的神秘体验是根本不同的。就精神而言，阴阳灾异的出发点是人事，是要对王权进行规范和约束；而远古巫史文化的出发点是要探寻天、神的意旨。因为远古时代，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对于自然、社会及人本身的认识都非常肤浅，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有限，对于个人和群体的命运，经常出现无所适从的感觉，因此有了对自然力的崇敬而产生的自然崇拜，或者对本部落英雄或祖先的祟拜。可以说，远古巫史文化是自然崇拜的一种形式，它更重视对所谓天、神意旨的探寻；而汉儒言阴阳灾异则更偏重于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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