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怨(49)_张继滨_应天故事汇

边缘人（3）

　　晓茵见白滢眼珠转个不停，雪梅也一副言犹未尽的样子，她们俩人争论起什么来一向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晓茵不愿让她们继续争下去，便抢先一步说：“日本人比较讲信用，有责任感，遗憾的是日本社会缺少了点‘情’，无论亲情还是友情都淡了点。”

　　“我来了这么多年，称得上朋友的日本人一个也没有。在公司相处了十几年的同事都是君子之交。”宋敬东不无遗憾地说。

　　大家对此颇有同感。在日本无论住多久，感到最不如意的就是交不到朋友。

　　白滢则另有发现，“日本人并非只是不与外国人交朋友，他们日本人之间也保持着距离。我没有日本朋友，我丈夫也没有什么朋友，让我理解不了的不是他没有朋友，而是他能够忍受没有朋友。日本人亲戚之间也是这样，我丈夫的兄弟姐妹平时很少来往，只是在亲戚中谁的喜事或丧事时才见面，不像我们中国人兄弟姐妹包括表亲都走得很近。”

　　很多外国人来到这个国家都会觉得这个民族礼仪很好，可是，时间久了，便会感到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义务感”“责任心”有余，而“真情”不足。

　　日本的道德伦理中也有‘孝’的领域，但是，日本人的“孝”偏重于“报亲恩”。报恩是作为一种义务义理来实行的，当然其中也不排除感情成分，可是义务感更强。不是长子的话，责任少一些，长子则要承担起对父母养老送终的义务。就是现代的年轻人也认同这一点，不管愿意不愿意，这都是责无旁贷、理所当然的。中国人尽孝虽然也是儒家思想的要求，被认为天经地义，但是中国人的感情成分非常浓。

　　日本社会，人与人之间偏重于对欠债的偿还，人似乎一出生就欠了父母的债，以后要报亲恩，而且要一路报上去。从小学到大学的师恩，到了社会上以后凡是帮助过自己的人，直接的间接的，都要记住报恩。知恩不报便会被认为是无常识、无道德之人。

　　日本人很重视履行义务，若对自己的分内义务未尽，会被指责“不知义务”。对国家社会、法律、分内工作如此，对父母、婚姻、家庭皆如此。

　　而日本人对所属工作单位的义务感使他们有一种难得的忠诚心。他们不喜欢、不认可没有责任感、忠诚心的人，他们对喜欢跳槽的人横加批评指责。“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这里不是处处可行的。如果某老师找到离家近工资高学生质量好的大学而想辞去各方面条件差一些的学校，首先要考虑是不是辞的时候，这里包括对学生的责任感、对给予你这份工作的学校的义务感及介绍你进这所学校之人的人情等因素。日本公司不愿意接受外国人的原因之一便是他们认为外国人对他们的公司没有忠诚心。

　　刘志勋开玩笑道：“日本人的亲属称谓不是有“义理”这个前缀吗？义理父亲、义理母亲、义理姐姐什么的。既然是义理，就不必投入真感情，也算合情合理。”

　　由刘志勋的“义理”亲属，大家又谈到情人节的“义理巧克力”，从而又扯到感情成分不是很浓的新年贺年卡。雪梅、晓茵不给同城市的人写贺年卡大家都知道，高老师佩服她们有勇气违抗日本这一习俗，他总是下不了决心不写，每年都是一百多张，当然也是千篇一律的印刷卡。白滢的一个负担是每年两次，六月的“中元”，十二月的“岁暮”，给丈夫的一些关系户寄礼物，有的是她丈夫受了恩惠要报恩的，有的是收了礼物要还礼的，十几年下来，名单越来越长。

　　在日本欠债不还在道德上是离经叛道的。朋友之间，左邻右舍之间互相帮了点小忙也要马上报恩还礼。

　　晓茵从不给人寄“中元”“岁暮”，当然也没有人给她寄。她偶尔替邻居收个邮包，邻居回来后赶快拿两个苹果或几个土豆来感谢她。下次邻居替她收包裹时，她也照做，给邻居送一小盒茶或者一小包点心什么的，她的还债仅限于此。

　　白滢告诉晓茵，如果在日本结婚的话，一定不要找媒人。她和她丈夫是自己认识结婚的，但是，日本的结婚仪式固定了媒人的座位，所以他们得找一对儿现成的媒人坐在那个位置上。她丈夫请了他公司的部长夫妇。这现成的媒人被他们恭敬在那个座位上两个小时而已，他们就十几年不断地给他们的“媒人”寄礼物。白滢有一次对丈夫说：“不用寄了吧？”她丈夫说：“得寄到有一方死为止。”

　　宋敬东说白滢的丈夫是老实人，他公司的年轻人也是请上司做媒人，有的寄几年，长的也就寄到上司退休。宋敬东羡慕大家在学校工作比较自由，不必事事按日本的规矩办。在公司工作有很多不成文的规矩，既无自由口又无自由身，犹如被套上了strait-jacket（疯人穿的以束缚其双臂的衣服）。

　　见大家吃完，雪梅张罗去她家，众人纷纷离开座位到门口付账出门。

　　路上，晓茵告诉高老师他介绍的那个公司又给她送来一些笔译的活，这个周末还有两天口译的工作。她向高老师表示感谢。高老师开着玩笑，“能者多劳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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