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种大酒店(127)_老嵬

一二七

　　后记我愿背十字架为主

　　老嵬

　　当我还未从我的长篇历史小说《覆巢三部曲》的恶梦中醒来，苦苦忍耐着那自以为是世纪末的最后一声丧钟时，戏剧团的几位老朋友来邀我去酒店伴奏。开始，我十分惊诧。怎么又把旧社会那些腐朽垃圾翻出来了呢？老实说，我并不情愿去干那富者尊、贫者贱的玩意儿，不由得想起旧社会在青岛，年幼的我曾随姑母去过酒吧陪美军和国军歌舞的情景，至今心头还郁结着一个疙瘩。

　　后来，朋友们几次催促，我也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了。

　　一架YAMAHA—KB200型电子琴，需三千元左右，没钱买，乐器商店主动赊给了我。当时，我担心赚不来钱，还不上这笔款，就只好自己掏腰包了。殊料，酒店伴奏收入颇丰，不久就两清了。

　　渐渐地，我发现来酒店“潇洒走一回”的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政府官员和各行业单位的头头，以及在他们扶持下发迹起来的所谓“第三产业”的经理们、有求于他们的个体商贩们。同时，我又发现，他们的年龄大都在40～50岁中间，是当年的“老三届”、“红卫兵”。他们专点低俗不堪、肉麻刺激的港台歌曲，甚至一些早被时代唾弃了的三、四十年代的下流歌曲，伴着鲸吞龙饮、狂舞乱嚎。面对他们令人作呕的丑陋德行，有几次我提出辞职不干，经朋友的劝解，才勉强地忍受着污秽的折磨。

　　这一忍，使我陡地陷进了痛苦的反省之中。

　　这一忍，竟“忍”出了这部长篇小说《龙种大酒店》。

　　开始，我想，这些为满足“卑劣的贪欲”的“今日朱门者”的“老三届”们，值得写吗？当我又发现，在酒店里服务的许多小姐的遭遇时，我再也忍不住不写便不足以平心头之恨了。这些小姐的父母们也曾是当年的“老三届”。由于命运把他们抛在贫困线上，为寻求生路，他们的子女就只好把自己的生命能量掷于她们的 “父辈”们的疯狂的蹂躏之中了。

　　我在两年半时间的二十几个酒店伴奏中，结识了近百名“三陪小姐”、厨师、老板及各阶层官员和“大款”，还有为数不少的流氓。无赖。这些“食色狂”的恶行都是相似的，而被他们蹂躏的小姐们的不幸遭遇，却各有各的不幸。

　　我曾目睹过小姐因坐陪不周而被打掉牙、打聋耳朵，也曾目睹过小姐因陪舞而引发男人们的纠纷而被杀，目睹并亲历了乐队因被无端挑剔而遭各种意想不到的凌辱，目睹过他们因分脏不均和“义气”用事而械斗、残杀等等，等等。

　　酒店里发生的悲喜剧，莫不与“文革情结”有关，莫不表现出“文革”时的狂热，以及后来的困惑——彷徨——幻灭——沉寂。二十五年后又怎样了呢？看到他们如今聚在一起怀旧时，狂呼乱嚎着革命大串连的歌儿，回忆“破四旧”（实际是打、砸、抢）、斗“走资派”和“上山下乡”，那种欣赏自己的悲壮历程的自我崇拜，使我产生了对我的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忧虑。

　　春风吹绿了大地，也吹醒了蛰伏一冬的蛀虫。

　　十年浩劫虽已逝二十年了，但它给人们带来的心理暴力创伤，却变成次生态或派生态，象瘟疫一样蔓延。被久久压抑的欲望，像蹿出樊篱的猛狮吼叫着露出狰狞的牙齿，以疯狂的态势极尽穷奢极欲。

　　这是一群政治暴发户，与他们的纵欲是一对孪生怪胎。他们大都在生理上、心理上、伦理上存在着与常人文明的错位与背反。他们喝几口唱一段，夹几筷子扭几圈，吃没吃相，喝没喝相，玩没玩相的颠狂，边打酒嗝边大把往外甩钞票的比富斗阔，以及为争霸歌舞女而大打出手的流氓蛮相，十足地表现出一副“得胜的儿欢似虎”。他们的道德精神的堕落，已昭示于世，这个“今日朱门者”阶层的文化品位已低下到不能再低的水平线之下了（当他们走出酒店回到单位后，却又变成了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不能不叫人疑惑这其中的奥妙）！

　　我们可以毫不奇怪地回顾一下他们在“文革”中的作为：当年，他们在批斗中，已割断了与传统文化的脐带成了文化孤儿；他们在批斗中，已割断了西学与现代文明的联系；他们在批斗中，已被那个时代模式铸成了僵化的政治文化心态和民粹主义道德伦理心态。‘大串连”完全荒废了他们的学业，即便“复课”后，也根本没学什么，仍然陶醉在派性恶斗之中。所以，他们的精神世界已变成了蛮荒。他们在专制政治的冷酷中和愚忠中，书写着自己的历史悲歌。如今，仅把“蹉跎”变成政治财富，把“苦难”当成抓权的资本，在各自的权位上，强化着急功近利的投机心态。

　　“官家一夜舞，百姓半年粮”。于是，魔鬼欢跳着频频敲响了他们的门。

　　经历过那场长达十年的浩劫之后，“老三届”、“红卫兵”们原来的乌托邦受到世纪新潮的冲击，他们曾受压抑的欲望开始萌动、兴奋、飞腾；在新的人格尚未建立之前，他们困惑、迷惆，急欲寻求一个放松的环境来消解自己的焦虑和抑郁，急需填充新的内容。于是，依原来的人格发生了病变，“权、钱”成了他们任意屠宰别人感情的武器。他们的命运经历着世纪交替地碰撞，而今又无法战胜和超越自身的人性弱点和心理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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