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女人(5)_顾艳_应天故事汇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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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变成淡金色，黄昏蹑手蹑脚地袭来的时候，我从出版大厦下班后直接去幼儿园接达琳。可年轻的郁老师说：“下午两点钟，达琳就被她爸爸接走了。”原来家明果真接她去踢足球了？我一边走一边气乎乎地想：达琳又不是男孩子，踢什么球灌输什么马拉多纳、罗马里奥、贝贝托呢？家明这混蛋离婚了还要与我唱反调，真他妈的气死我了。

　　这一刻我走在人声鼎沸的大街上，真想哭，像南宋女词人朱淑贞那样默默地哭。我的脸仿佛就是南宋的那条青石板马路，任马车辚辚地碾来碾去，任垃圾污水甚至马粪遗落在上面；可我的四脚却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马路两侧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了，它们看上去无比坚固却又空洞无物。

　　现在，我们这个被称为天堂的城市上空没有一片云彩，我的灵魂吃力地游荡在通向天国的十字路口。擦肩而过的行人，谁也不为谁而存在。我的心底忽然涌起一股莫名的空虚、忧伤、厌倦与苍凉感。我想清明节不远了，我要列栖霞岭南麓岳王庙去。我要到西山路三台山麓的于谦墓去。我要到南屏山荔枝峰下的章太炎墓去。我更要到孤山西麓西麓桥东的秋瑾墓去。我要用血红的杜鹃花来祭奠他们，他们的魂儿曾在天堂哭泣？！

　　我回到母亲家，家明已把达琳送到母亲家了。他正要走，我听见外婆说：“怕什么，吃了饭再走。”他就留下来陪外婆聊天了。我因为与外婆感情笃深，就只好不持反对意见，并且把刚才对家明的气也克制了下去。

　　“外婆您老今天有稀客啊！”我装做很轻松自在的样子说。

　　“傻丫头，外婆的稀客不就是你的稀客么？”外婆狡猾地将我一军。

　　我目瞪口呆无话可说。

　　外婆就转话题问我：“上午拔了牙，什么时候再去镶牙呢？这里镶一颗牙要多少钱？”

　　“三十元。”

　　“太便宜了，香港可没那么便宜。”

　　“那你就镶满口的金牙吧。”

　　外婆嗬嗬地笑了起来：“这我出门得用保镖了。”

　　“真是宝刀未老，外婆的接口令棒极了。”家明连连称赞外婆，乐得外婆神采飞扬。

　　我打开电视机，正是唐老鸭和米老鼠的动画片。达琳听到主题曲，从阳台上跑进来，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看电视。我想变换频道的可能性没有了，只好进母亲的卧室，斜躺在床上读罗兰·巴特的《一个解构主义的文本》。这本书的扉页上说：、 “本书于1977年在法国问世后立即风靡西方文坛，成了罕见的畅销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并被搬上舞台。这是一部无法用传统体裁定性的奇书。作者在此尝试了一种高度神经质的‘发散性’行文，揉思辩与直接演示为一体。这是一种‘散点透视’ 的‘零度写作。’恍如一万花筒，作者撷取出的恋爱体验的五彩碎片在他哲人思辩的反光镜折射下，结构出扑朔迷离的排列组合。”这段扉言好像要把某种观点强加于读者，所以我读书一般是不喜欢读序言和内容提要的。

　　三月的杭州是灵峰探梅的季节。

　　我们祖孙四代四个女人在三月的某一天，“打的”去灵峰探梅。母亲准备了牛肉闷子、红肠、烤鸡、酸辣萝卜、肚丝。我准备了水果、蜜饯、瓜子。我们出发的时候外婆说：“幸亏大陆的民警好，要不然我们去不成了。”

　　原来外婆在赏梅的早一天下午，做了件令母亲着急的事。她没跟家人打招呼，一个人蹓跶到街上去了。她本意是想给家人一个惊喜：把赏梅时吃的食品买回家。可她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她像一只丧家犬一样，记不起自己住的那条街叫马什么街了。后来天渐渐暗淡下来的时候，外婆又累又饿，急得站在十字路口的栏杆旁呜呜地哭了。民警见了走过来问她什么事？她说不认得自己的家了。民警想这老太太虽说得一口杭州话，但看样子倒是从港台来的家乡人。于是他便问：“一点也记不得了吗？”

　　“好像叫马什么街的？”外婆吞吞吐吐地说，泪水干了一半。

　　民警想：“杭州有马字当头的街吗？”民警想来想去只想到一条马坡巷。过了一会儿，民警似乎绞尽脑汁拍了拍脑袋说：“对了，浙二医院旁边那条小巷就叫马市街。”

　　母亲急得要报告派出所时，民警把外婆送到了家里。外婆窝囊得倒在床上就睡。

　　现在，外婆坐在一片梅花丛中，她忽然想起昨天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懊恼得直喘粗气。

　　“外婆你气什么气？你要是不迷路，可真比你闺女都年轻了。”我取笑她时从包里拿出一只傻瓜相机，我说：“四个女人合张影吧！”

　　人类最终是要回归大自然的。

　　我从小住在马市街。马市街自南向北排列着六条巷，它们是：小营巷、银枪板巷、工农巷、光芒苍、冯三人巷、灰团巷。这六条巷中巷使马市巷这条小巷四通八达。其中小营巷是毛泽东主席到过的地方，它的干净卫生是世界闻名的，几乎每个月都有几批外宾来参观。小营巷的巷口有一个小营公园，那里的草坪、回廊、假山是我儿时捉迷藏的最好地方。银枪板巷口有个茶室，茶室边上是一条横贯杭州南北的东河。所以这地方是文化人士的聚集地，三流的通俗唱法的歌手，到处拉广告的报社和电台记者，囊中羞涩的如我这般的出版社编辑和大学教授、讲师；还有邋遢的蓄着长发目中无人又激情奔放的诗人。只有一个画家例外，他是我的朋友里安。他不住在我们这个区域，他住在离我们这里比较远的南山路中国美院边上的一间平房里。

　　我出现在里安背后的时候，他正与一位邋遢诗人谈从巴黎回来的感想。他中气实足地说：“巴黎是全世界的艺术中心，艺术精神之所在。我到巴黎去的最大理想，就是给中国画开出一条新路来，把中国艺术精神介绍给世界，让中国画的美揉进西方艺术里，为全世界人接受，不局限在中国一个地方。”里安说到这里点燃了一支烟，喝了一口龙井茶后又说：“只是我的运气不好，那次卖画是在一个早春时节，我拿着中国画到赛纳河边的画市上去摆地摊。这天阳光灿烂，微风拂面，赛纳河水波光粼粼，河岸边袅袅飞舞的柳条儿，发出翠绿的新芽。景色美丽极了。许多留着大胡子，穿着奇奇怪怪衣服的画家们，也像我一样把自己的精心杰作小心而郑重地一张张摆出来。当然来逛画市的人不少，男士淑女，商人学者都有。说英语、德语、西班牙语的人都有、画家们有的大着嗓子兜售自己的作品，但成交的总不太多。我的地摊前也站了几个人，那个美国佬用英语说：‘很欣赏你的几幅画，但每一幅总好像缺少一些什么？’老人左看右看最后还是没有买我的画。我一天下来一个法郎也没有赚到，回家的路上用自行车推着一只大纸箱，心情沉重极了。”

　　现在里安在杭州开了一家装璜公司，他曾对我说“搞艺术需要钱，赚些钱再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吧！”其实这话很难讲，有多少人赚了钱后还能真正地在灵魂深处热衷于艺术呢？

　　里安的房间不大只有十二平方米，但很肮脏，四壁挂满了自己的作品，地上床上到处是奥袜子、脏衣服、啤酒瓶、烟灰缸、宣纸和一大捆型号不一的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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