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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八


  “这都是因为您!呜呜……都是因为您!”金玲哭泣着冲霍夫曼发起火来。

  刚才,金玲一出监狱大门,就被门口抗议的群众给围住了。人们认出她就是在报纸上为霍夫曼开脱罪责的中国女人,顿时义愤填膺,骂她是亲德分子,骂她被霍夫曼收买了,为纳粹战犯开脱罪责。几个女人气得上来抓她,侮辱她……如果不是军事委员会的人上前制止,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金玲所以跑回来,是要让霍夫曼看看金玲为他所受的委屈,以求唤起他对人生的留恋,能够接受法庭的审判。

  “霍夫曼将军,我一直认为您是一位令我敬佩的将军,尽管您干了许多罪恶的事,我觉得一个人无法选择国家,更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可现在,我发现您纯属是一个懦夫,用绝食来逃避现实。您不敢上法庭,不敢接受比利时人民对您的审判,不敢面对千百万被你们残酷镇压过的无辜群众,您太令我失望了!”说完,她转身向门外跑去,跑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冲着目瞪口呆的霍夫曼大声喊道:“要死您就死吧,金玲再也不会来看您了,更不会为您呼吁了,您已经不值得我为您劳神了!”说完,就大哭着跑开了。

  审判是在布鲁塞尔军事法庭进行的。

  当天,法庭门前挤满了抗议的群众,人们打着“强烈要求绞死霍夫曼,为亲人报仇”的标语,高呼着“绞死霍夫曼,为亲人报仇!”的口号,强烈要求法官严惩霍夫曼等战犯。

  全比利时的人都关注着这场审判,多少冤魂都徘徊在法院门前,等待着向纳粹战犯讨还血债呢。

  庄严、肃穆的军事法庭里,座无虚席,陪审席坐满了身着军装的军人。资深的法官约翰·戴维斯身穿军装,威严地坐在高高的法椅上。

  当霍夫曼、胡里昂、梅格尔等一批战犯在法警的押送下,从右边的小门出现在法庭里时,群众哗然,不顾法庭纪律,愤怒地喊起来:“还我儿子!你们这群畜生必须还我的儿子!”“绞死他们,为亲人报仇!”

  “肃静!肃静!”法官连连敲击着法锤,法庭才安静下来。

  霍夫曼仍然穿着那身洗干净了的破旧的将军装,人显得极其苍老,宽大的前额显得格外突出,一双无光的眼睛就像躲进幽谷中的两眼枯井,幽深而空洞。他硬挺着虚弱的身体,心如死灰般地站在被告席上。

  霍夫曼所以停止绝食来接受审判,一是看在金玲为他受了那么多委屈的情面上,更重要的是,他得知戈林和希姆莱都是服毒自杀的,他最讨厌这两个家伙,所以,他不想步他们的后尘,不想让后人把他划人希姆莱和戈林的行列,因此决定出庭受审,至于是死是活,他已经无所谓了。

  金玲、维克多和拉丽特坐在旁听席的前排,很希望霍夫曼能瞅瞅他们,与他们交流一下目光,也好给他一点儿安慰。但是,霍夫曼的目光始终没有投过来。

  军事审判委员会对霍夫曼的起诉书很长,整整念了一天。

  军事审判委员会列举了霍夫曼在纳粹德国人侵比利时以来对比利时人民所犯下的诸多罪行:上万名反战志士被杀害,十几万人被强迫到柏林去干苦力,大批物资被掠走……一项一项列举得十分详细。

  审判一连持续了三天。

  第三天上午,证人出庭作证。开始出庭作证的都是证明霍夫曼罪行的,证人们拿出亲人的血衣,捧着亲人的遗书,声泪俱下地控诉着德国法西斯在比利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但是,当金玲出现在法庭上时,全场顿时鸦雀无声。人们知道,她不是来证明霍夫曼的罪行,而是来为他“开脱”罪责的。甚至还有人认为,她是在为虎作怅,是法西斯的帮凶。

  此刻,没有人再记起她的功绩,仇恨已淹没了一切。

  金玲从一双双冷漠而鄙视的目光中,早已领受到了人们对她的愤怒,但是就像当年一样,她带着一颗善良而正直的心,平静地

  向证人席走去。她不在乎大家对自己有什么看法,她只希望法庭能公正地审判霍夫曼。她不希望自己生活在荣誉之中,而为她付出巨大代价的德国将军却生活在阴影里。她要以证人的身份向法庭证明,当年霍夫曼冒着掉脑袋的危险,为她以及许多反战人士所做出的一切。

  这个看上去瘦小文弱的中国女性,再次显示出她超凡的勇敢与刚毅。在众日暌暌之下,公开走上证人席为战犯“开脱”罪行。自从各国开始审判战犯以来,除了律师,金玲是第一人。

  中国女子的勇气与胆识,再次震撼了比国上下。

  金玲仍然穿着五年前的宝石蓝短呢大衣,披着维克多母亲送给她的驼色披肩,仍然梳着短发,化着淡妆……她瘦小的身子在高高的法案前显得十分矮小,但是,她那具有磁力的声音,却震撼了法庭内外。

  “各位法官,各位陪审团先生!

  “我是一个中国人。大家知道,在战争期间,我曾经营救过许多比利时的抵抗战士。今天,在这庄严的法庭上,我要提请法官证实一个现实,那就是,我所以能救下那些抵抗战士,是由于霍夫曼将军的全力帮助。否则,我一个普通的中国女子是无能为力的……”

  “不!”旁听席上突然有人大声打断了她,“现在是对法西斯分子进行审判,不是在为他歌功颂德!”

  “强烈抗议证人为霍夫曼的罪行辩解!”法庭顿时骚动起来,纷纷抗议。

  “肃静!肃静!”法官用力敲击着法锤,使法庭重新安静下来。

  金玲继续讲道;“法官先生,我不是在为霍夫曼的罪行辩护,而是在陈述事实。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在这场灭绝人性的战争中,我们失去的太多太多。我本人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我的婆婆被德国人打死了,我的丈夫也是死里逃生……可是,我们不能把对德国法西斯的所有仇恨,都转嫁到这位德国将军头上,那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冒着撤职、掉脑袋的危险,多次要求柏林赦免抵抗者的死刑,仅我本人就请求他赦免过九十八人,最后一次,我请求他释放一百二十名人质,当时,他的处境十分危险,盖世太保头子安德鲁派人来暗杀他,游击队员豪特当场打死了暗杀者……”

  然而,金玲的证词却受到了军事审判委员会成员的一再质问。一时,好像她成了法庭上的被告。

  “请问证人,你跟霍夫曼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一次次地帮助你!”

  “朋友关系。”

  “仅是朋友关系吗?”

  这显然是有损于人格的质问,金玲的脸上顿时泛起愤怒的红晕。“法官先生,这个问题与本案有关吗?”

  “这个问题与本案无关,证人可以拒绝回答!”法官回答道。

  有人质问金玲:“我想提醒证人,您是比利时政府授予国家勋章的巾帼英雄,举国上下无不为有您这样一位中国朋友而感到骄傲!可现在,您在为一个罪大恶极的战犯辩护,您不觉得您做错了什么,甚至对比利时人民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吗?”

  “不,恰恰相反!”金玲对着这位出言不逊的军人大声回答道,“这位先生,我也想提醒您,我所以被比利时政府授予国家英雄勋章,那是因为霍夫曼将军帮助的结果,我希望您能正视这个现实!我不但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而且还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就像当年为营救反战志士一样,我在为一个德国将军伸张正义!尽管他是战犯,可他理应得到公正的审判。我不是在为他的罪行辩护,而是希望法庭能公平地对待他。这就是我出庭作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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